侯 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法学界提出“领域法学”的研究范式，强调因应法学学科系统分工精细化与法律现象复杂化之间的矛盾，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整合性、多维度和一体化研究。①参见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领域法学”首先表现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是学科意义上“法学”的下位范畴，是“与部门法学相辅相成、交织融合、同构互补的法学门类”。②熊伟:《问题导向、规范集成与领域法学之精神》，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6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学说观点有无价值的关键因素，作为一项新的理论主张，“领域法学”范式唯有能对社会实践起推动、促进作用，客观价值方得以彰显。因此，领域法思维改变了什么?便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指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③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状况如何，反映一国法治水平高低，故可通过考察领域法思维之于立法、执法、司法的促进功效，揭示其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