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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水平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

2018-07-12于洪远李玉菊郭雨鑫孙智敏

中国经贸导刊 2018年11期
关键词:商誉减值盈余管理手段

于洪远 李玉菊 郭雨鑫 孙智敏

摘 要:本文作者以2010-2017年中国A股非ST股票、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商誉减值和净利润及盈余管理水平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甚至可以认为管理层将企业的商誉减值作为盈余管理的补充手段,并且减值的计提受净利润和盈余管理方向及水平的影响。

关键词:商誉减值 盈余管理 手段

一、引言

随着我国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资源配置、产能过剩问题,企业并购重组已成为当前市场经济的常态,数据显示,仅2016年一年,我国便发生了2828起企业间的并购与重组事件,涉及的金额超过13万亿元。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的企业并购重组还会更加活跃。而伴随着如此大规模的并购重组活动,根据2007年的新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很多完成并购与重组的公司账面上必然会出现巨额的商誉。商誉作为报表中对外披露的一项资产,无疑会对投资者和市场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商誉本身计量的合理性和减值的规范性至今在学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使得商誉减值为管理层提供了盈余管理的空间。本文从盈余管理的视角出发,以2010-2017年间A股非ST股票、非金融行业的涉及商誉减值的383个公司年为样本,探究商誉减值和企业当年净利润及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以期为理论和实务做出贡献。

二、文献回顾

最初商誉的计量方法主要是采取摊销法,但是考虑到商誉的属性,为了更好的反应其公允价值,各主要经济体的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开始引入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尽管商誉减值测试的初衷是为了公允地向投资者反应商誉的价值,但是考虑到至今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都没有给出一套客观的、广泛接受的商誉减值测试办法,所以商誉减值测试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管理层在确认商誉减值的额度、时机和选择等方面,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间。Alves(2013)发现商誉减值测试的金额与盈余管理的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Francis等(1996)认为资产减值测试受到经济环境和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的双重影响。Zang(2008)发现,管理层变更也对商誉减值的计提有巨大影响。Lapointe-Antunes等(2008)研究发现,CEO变更、管理层盈余平滑动机、债务、经理人股权激励等都会对商誉减值的结果产生影响,表现为商誉减值数额的变化,比如多记、少记等。Diogenis和Gunnar(2014)以希腊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在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公司确认商誉能够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Mc Carthy和Schneider(1995)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资产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程度差异。通过研究对比,他们认为商誉对公司价值贡献的相关性要超过其他资产对公司价值贡献的相关性。

我国学者的研究相对较晚,但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比如张婕(2013)运用2007-2011年的数据研究了商誉和当期财务业绩的关系问题,发现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准备的商誉同财务业绩具有更明显的正相關性。

综上来看,国内外的已有研究表明,管理层对于商誉减值的判断和计提的确有盈余管理动机,这种动机具体表现为利润平滑动机等。并且有部分学者已经或多或少地探讨了方向性和数量性的问题。不过目前针对我国公司的,在商誉减值和当期经营状况及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方面的文献研究还比较少,并且对于三者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也主要局限于后两者,即经营状况和盈余管理水平,然而,考虑到近年来商誉的地位日益提升,影响日益增强,对于商誉和经营状况及盈余管理水平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研究假设

根据过往的研究,我们认为管理层有动机通过计提商誉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但是考虑到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商誉减值一经计提不得冲还,所以管理层通过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是利润平滑动机。所以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司当年取得的净利润越多,管理层就越有动机计提商誉减值。

假设2:公司当年的非正常盈余管理水平方向和管理层计提商誉减值的动机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在2007年后实行了新的会计准则,再加之2008年经济危机使得我国经济大环境产生了比较大的动荡,所以我们选取了2010年后近8年的数据,即2010-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虑到ST股票和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剔除了ST股票和金融行业的公司。再剔除样本缺失值,筛选商誉减值计提的样本,共计383个样本观测值。所以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

图1 样本公司按行业分布统计

图1(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展示了样本公司按行业分布的情况(具体行业标识参考证监会2001年分类)。

(二)变量说明

本文参考了jones(1991)模型和zang(2012)的研究,选取了相关的研究因素变量。

1商誉减值。用每个公司年商誉减值额除以上年年末总资产来度量,即GW/At-1。

2净利润。用以度量公司当年的盈利水平,即NI/At-1。

3盈余管理水平。我们参考了jones(1991)的模型,以总的应计项目减去正常的应计项目得出非正常应计项目,用以度量盈余管理水平,即AM。

(三)模型设计

我们通过模型1来度量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通过模型2来对商誉减值计提和净利润及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

AccrualstAt-1=0+11At-1+2ΔStAt-1+3PPEtAt-1+εt

(1)

其中St为企业当年的营业收入,PPEt即企业当年的固定资产净额,At-1即企业上年的总资产。残差εt即为AM,用以度量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GWtAt-1=0+11At-1+2NItAt-1+3AMt+μt

(2)

根据我们的假设,我们预期2为正,即企业当年实现的净利润越多,管理层越有动机进行商誉减值的计提。同时,我们预期3为负,即企业当年实现的盈余管理水平和商誉减值的计提呈负相关,即企业進行向上的盈余管理时,计提商誉减值的动机就会减弱,反之,计提商誉减值的动机就会增强。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相关性分析中,GWtAt-1和NItAt-1为正相关(043***),和AMt负相关(031***),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随后,我们又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以探析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

回归结果验证了两个假设,即管理层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当年实现的净利润额呈正相关,和当年的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也就是说,企业当年实现的净利润越高,管理层越有动机计提商誉减值,进行利润平滑,企业当年向上做盈余管理的水平越高,管理层计提商誉减值的动机越弱,反之,企业当年向下做盈余管理的水平越高,管理层计提商誉减值的动机越强。净利润和盈余管理水平对计提商誉减值的动机的影响程度大抵相同,后者的影响相对更大一些。

六、结论和启示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发现几个变量之间存在时序性,也就是说管理层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判断和决策往往基于当年实现的净利润额,后者先发生。而盈余管理水平和商誉减值计提不存在明显的时序性,也就是说管理层同时应用二者进行利润平滑,换言之,计提商誉减值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补充手段。此外,我们的认为还有更多解释变量应该纳入模型之中,比如审计水平和受政府部门监管的水平、管理层变更、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等,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Alves S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oodwill Impairment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Portuguese Evide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Business & Management,2013,20(2):84-98

[2]Francis J Hanna J,Vincent L Causes and Effects of Discretionary Asset Write-Off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6,34:117-134

[3]Zang Y Discretionary Behaviour with Respect to the Adoption of SFAS No142 and the Behaviour of Security Prices[J].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2008,7:38-68

[4]Lapointe-Antunes P,Cormier D,Magnan M Equity Recognition of Mandatory Accounting Changes:The Case of Transitional Goodwill Impairment Losses[J].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08,25:37-54

[5]Mc Carthy, MG,Schneider, DKMarket Perception of goodwill: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1995,(l): 69-81

[6]Diogenis,B,unfavorable Gvmnar,R Goodwill imder IFRS: Relevance and disclosures in an environlnent [J]. Accounting Forum,2014,38(1).

[7]张婕并购商誉与企业财务业绩相关性的实证分析[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

[8]卢煜,曲晓辉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7).

[9]Jones,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 29 (2): 193-228

[10]ZangEvidenceon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and accrual-based earings management,2012,87(2):67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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