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祺

摘 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没有先例的高挑战社会实践，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创新。本研究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点，探讨精准扶贫与社会创新之间的关系，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最为有效的方式，深入分析产业扶贫的现状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社会创新的角度，从贫困识别、帮扶机制与产业发展三个方面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精准扶贫 产业扶贫 社会创新 对策建议

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由此可见，报告对脱贫攻坚的要求既强调大扶贫格局，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目前，扶贫攻坚也进入深水区，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福表示：“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就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还十分艰巨”。

二、精准扶贫与社会创新

大规模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既缺乏可借鉴的经验，也没有成熟的理论可利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精准扶贫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创新。精准扶贫的社会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产业范式的重构，强调创新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产业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二是市场方式的变化，绿色扶贫通过发展生态产业进而形成生态服务消费市场，形成贫困地区居民可持续依赖的生计能力。三是培育共情，扶贫先扶智，扶贫方式的转变使得绿色发展的理念全面、系统的渗入精准扶贫的微观世界，进而影响贫困主体和扶贫主体的思维方式，由原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生态思维转向“一方水土保一方人”的生态意识，并且生存理念也逐渐由“自然索取式”向“生态共存式”转变，更会突破原有的“穷自在”、“等、靠、要”的脱贫思维，实现以自我发展为核心的自发性脱贫思维。

三、产业扶贫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现状描述

自1978年以来，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尤其在“十三五”以来，在“精准扶贫”创新理念下，中国扶贫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具体而言：1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3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底的102%下降至2016年底的45%，年均下降14个百分点（见表1）。2贫困人口收入持续增长。截止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实际增长107%＼[1＼]。3贫困地区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交通方面，国家统计局监测贫困地区995%的行政村通了公路，779%的自然村主干路面进行过了硬化处理。通信方面，到2015年，全国农村电话和手机通信服务基本上已覆盖所有的村组。供电方面，贫困地区997%的自然村到2015年通上了电，998%的农户用电照明。饮水方面，到2015年全国93%的人口用上了受保护水源供应的改良饮用水。④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医疗健康方面，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资料显示，2014年全国贫困地区982%的乡镇有公立医院，941%的行政村设有卫生室，农民就近看病问题已基本解决。

（二）问题分析

1精准识别的困境：扶持谁？精准扶贫主要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其中，精准识别是基础。所谓精准识别主要指对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识别，即解决“扶持谁”的问题。然而在当前的实践过程中，面临着不少困境。

首先，基于省扶贫部门测算结果自上而下分配（指标）来确定贫困人口规模，而不是基于科学标准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导致一些实际上的贫困户因政策上的“规模控制”被排斥在扶贫对象的范围之外 [4]。其次，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看来，经过多年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有序推行，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相对贫困人口却大量存在。相对贫困人口，即收入差距不是特别明显的新贫困群体。精准识别强调在有限的扶贫规模下，借助民主评议等手段来识别出最贫困和最需要扶持的人。但是这种由各村民小组推荐贫困户再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民主评议法，常常主观性较强，很容易受人操控，导致识别偏差的普遍存在。最后，贫困人口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谁贫困，谁不贫困，哪个地区贫困，那个地区不贫困？这些都会随着扶贫开发的进程以及贫困标准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如果不能精准识别贫困，就很有可能造成“扶富不扶贫”、“年年扶贫年年贫”的一种怪相。但是现实中，由于外出务工，人口流动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对贫困人口收入的动态监测非常艰难。

2参与式扶贫的发展瓶颈：谁来扶？传统的扶贫模式，政府作为扶贫工作的唯一主体和责任人，从目标制定，规划推行，扶贫实施都是政府“一手操办”。但是万能政府毕竟只是一个理想，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实践，政府包办模式的缺陷不断显现。这种由上之下的单向指令型的扶贫模式，忽略了其他扶贫主体的作用发挥，导致贫困群体的被动参与。于是，“参与式治理”的理念逐渐引入扶贫开发领域。所谓参与式治理，就是让行动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表达权益的渠道和机会，通过合作协商达成共同的目标。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参与式扶贫面临诸多困境。第一，作为扶贫开发的核心主体的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仍表现出强势的行政主导地位，相关官员掌握扶贫资源的重大支配权，使得其他参与主体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和依附地位。这样一来，地方扶贫参与主体的互动举步维艰，所谓的互动合作，更多时候演变为一场政府的“独角戏”。第二，作为新型经营主体的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组织等，普遍实力不强、规模化小、专业化程度低，很难发挥产业化“龙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第三，贫困群众积极参与是扶贫开发取得成功的关键。但是贫困农户的贫困亚文化环境、自身素质低下等因素致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内生脱贫动力严重不足。另外，在扶贫项目的选择过程中由于仍然存在的一些政府官员“拍脑袋”决策的倾向，导致扶贫项目与农户需求脱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困农户的参与性[6]。

3部分地区产业发展不合理：怎么扶？产业化扶贫是一种典型的能力建设扶贫模式，围绕某种资源、产品或者服务，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及生产链条。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积累能力，实现持续稳定的增收，从而脱贫致富，是由“输血”救济到“造血”自救的根本转变。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产业化扶贫也是难点最多最复杂的扶贫方式。一方面，一些贫困地区受限于资源、技术等因素，往往选择以自然资源和低档农产品作为核心产业，产业链条短，竞争能力弱，各地同质化现象严重，导致了恶性竞争的后果，同时也加剧了产业发展的风险。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在引进产业过程中，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现产业配置与地方人力资本、产业政策与地区发展战略不协调甚至脱轨的现象，导致区域返贫率较高。

四、基于社会创新的优化对策

我国贫困人口绝大多数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既是经济相对落后和增长缓慢地区，也是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主要地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说明，以牺牲环境来维系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扶贫产业开发工作必须坚持“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绿色生态减贫脱贫道路。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决产业扶贫面临的困局：

（一）找准特色产业，奠定扶贫基础

贫困地区大都以传统种养殖为主，各地区产业内容与产业结构相似，没有竞争优势，农户难以提高经营收入。找准“特色”就成为贫困地区发展产业的突破口。各地在对市场行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和特色优势资源，找准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主导产业，发展“一村一品”，形成特色产业带，从而汇聚资源，集中生产要素投入，把握产业的比较优势，构成产业化脱贫的基础。例如，江西省从2012年引入“一村一品”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引智工作小组，着重扶持了花卉苗木、特色水果、禽畜水产养殖、农家乐观光园、绿色有机蔬菜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截至2017年，江西省4800个“一村一品”特色村已经带动了300万农户，从事“一村一品”产业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比全省农民年均收入高出20%，为全省扶贫减贫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促進产业融合，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简单的农产品种植和单一的产品开发难以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途径。因此，针对贫困地区的产业化建设也不是简单地沿袭传统生产方式，停留在初级产品的开发上，而是扩大产业的链接能力，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提高产业价值，实现贫困群体就业与增收渠道。在产业扶贫体系中，最典型的产业融合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延长产业链条，即依托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社等经济组织或电商平台，发展农产品的种植和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其中以特色加工业最为普遍。二是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使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其中乡村旅游最为普遍。

（三）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新型经营主体是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及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核心力量，更是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增收之间的重要桥梁。新型经营主体主要包括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返乡创业等。例如，湖北五峰千丈白毫茶业有限公司领办千丈白毫茶叶专业合作社，公司主要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合作社不用拓展市场，主要负责把好生产关，满足茶叶原料的品控要求，合作社与公司对接，负责向公司提供生产原料，农户负责具体生产活动，通过上交鲜叶获得销售收入，并按照交易量和股金获得分红。

参考文献：

[1]脱贫攻坚砥砺奋进的五年[N].人民日报，2017-10-17

[2]林万龙，华中昱产业化扶贫政策与实践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3]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4 （04）.

[4]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 （06）.

[5]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 （05）.

[6]古川，曾福生产业扶贫中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以湖南省宜章县的“四跟四走”经验为例[J].农村经济，2017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