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红 冯斯我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2.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有天鹅图像的岩画，也即天鹅岩画在世界上罕见。它们基本上集中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的奥涅加湖和贝加尔湖沿岸。而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在文献资料上显示有天鹅图像的只有两幅，它们都分布在乌兰察布岩画里。事实上，中国境内天鹅岩画的数目恐怕不止这个。本文通过对一幅曼德拉山岩画的重新考证、辨析和比较阐释，拟说明这一问题。

一

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东南边缘，地处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苏木呼德呼都格嘎查西南13.6千米的曼德拉山，海拔1736米。它所在地区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终年干燥，风沙大、植被稀疏。曼德拉山东、西、南三面虽然有河床环绕，但是，只在夏季洪水爆发时才有水量。其附近有很多古代文化遗址和墓葬群，著名的有以下四个：一是山脉东侧尾端的西夏军事防御设施的遗址。该遗址点存有三段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墙体，全长98米。二是曼德拉山最高峰顶部的汉代军事防御设施烽燧遗址。台体外部用红褐色石块错缝堆砌，烽火台完全由石头砌成，内部以碎石、杂草填充。三是大小不一的50余座墓葬。它们分布在曼德拉山四周大约18平方千米的地方。最大的墓葬地处曼德拉山南面山底的缓坡上，石头封堆，直径8.5米，残高1.6米。四是岩画。在整个巴丹吉林沙漠岩画里，岩画分布最密集、最集中的地方是曼德拉山，1997年发现的有6 000余幅，2014年统一编号的有4 234幅[1]23。烽燧、墓葬周边均有岩画分布，尤其是集中分布在曼德拉山东西长3千米、南北长6千米的黑色玄武岩脉上。一块块嶙峋裸露的黑色岩石密紧地排列，形成一个个链条，好像项链一样挂在一座座小山顶上，远望如高低起伏的黑蛇，近看则是一块一块形状大小各异的黑色石头。

现已经普查登记在案的曼德拉山岩画点有6处，其中，分布比较集中、“画面较好，代表性的岩画大都散刻在”①盖山林文、盖志浩描图，桥英、巴音达来、盖山林考察，《巴丹吉林沙漠岩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4页。曼德拉山高山西部，地名为敖包图。这里山势高低起伏不平，沟壑纵横，山势由西往东逐渐增高。岩画大部分位于一道道由千姿百态的黑色石头呈犬牙交错状组合形成的山脊上，也有一些零星地刻制在山顶或山坡上。而且，愈靠近山顶的黑色石头上，岩画愈多。在散刻在最西边山顶的岩画里，有一幅格外引人瞩目。如图1②此为笔者拍摄。本文以下所引图片资料（包括摄影图、描拓图、复制图等），如不详注，均为笔者采集或制作。笔者曾两次实地考察曼德拉山岩画。2010年6月29日下午，在当时阿拉善右旗副旗长祁玉江、文物管理所所长范荣南等领导的陪同下，笔者首次考察了位于巴丹吉林沙漠沙漠东部和西南边沿的曼德拉山岩画，发现了图1所示的天鹅岩画。2016年9月23日，笔者应邀参加了“首届巴丹吉林岩画国际论坛”，期间，在博物馆工作者人员的引领下，考察了曼德拉山岩画，再次考察了该天鹅岩画。所示，岩画位于一块散落在地面的黑色石头上。该石头靠近山顶南面的黑色岩脉，其西面、东面和北面均有长度不等的黑色岩脉（上面零星分布着岩画，以羊、马图像居多），整体呈长方形，面积长32厘米，宽33厘米，形状不规则，很像是从一块更大石头上分离出来的。它向上的正面面积较大，且比较平整、光滑，岩石表面部分有剥落，下面部分起伏不平，尤其是最上方分别有褐红色的凸出和凹陷部分。一道较深的裂痕把凸出部分又一分为二，使正面看起来像错落相叠的两块石头；凹陷部分的表面则呈水波皱纹状。两部分一凸一凹，乍看起来，似乎是岩石表面一个浅洞穴。岩画就刻制在这个很有特色的岩石表面上，如图2、图3（描拓图）所示，这是由三个具象图像构成的岩画。其中占据整个画面大部分位置的是两只一大一小的天鹅，准确地说是疣鼻天鹅图像，它们特别是大天鹅前额有突出的疣状物。二者一前一后，脖子向前伸展，翅膀张开，羽毛披散（大天鹅向上的部分延伸至岩石表面的浅洞穴内），处于飞翔状态，大天鹅的嘴里还衔着一个东西，而紧紧挨在它前面的是一幅用线条勾勒刻制的马图像。马形象也处于飞跃状态：头部上扬，昂首挺胸，双腿悬空，头部上面有两根鬃毛。此岩画所展示的三个形象都在天空而不是地面上。该岩画制作精细，飞跃中的马头部扬起的鬃毛清晰可见，大天鹅的眼睛以及嘴里衔着的东西都被刻划了出来。而制作者运用敲凿法在大天鹅翅膀羽毛上刻意凿刻的一个个斑点，则寓意深远，引发我们的思考。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二

曼德拉山顶上有天鹅图像的这幅岩画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造型最独特的天鹅岩画。该岩画的首次发现应该是在1986年。“1986年3月，阿拉善右旗文物管理所在全旗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曼德拉山岩画群。同年5月又进行了第一次调查，据调查资料记载，不完全统计数量达6 000余幅”。[2]100该天鹅岩画就属于这6 000余幅中的一幅。之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盖山林、国际岩画原执行主席阿纳蒂等国内外众多岩画专家先后对曼德拉山岩画进行了实地考察。由于该天鹅岩画所处的醒目位置，大凡实地考察曼德拉山岩画的人们，鲜有不注意到它的。然而，除盖志浩的描图（图4左）①盖山林文、盖志浩描图，桥英、巴音达来、盖山林考察，《巴丹吉林沙漠岩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范荣南等的摄影图（图4右）[1]186外，国内外罕见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有关这幅天鹅岩画的资料。而就非常有限的这两种图来看，它们都没有准确地反映该天鹅岩画的原始面貌。如图4：由于完全漏掉了马图像，忽视了大天鹅嘴里所衔之物，所以，整个画面的空间结构被错误地看作上下结构。导致这种错误的唯一原因是该马图像是比较浅的线刻，加之该岩画又位于光线充足的山顶，因此，人们在实地观看或拍摄它时很容易忽视马图像。有关这个天鹅岩画的简短描述亦如此。如盖山林曾在1987年对曼德拉山岩画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在1997年出版的《巴丹吉林沙漠岩画》里，他这样描述这幅天鹅岩画：“面积高0.27米、宽0.24米。是凌空飞翔的两只雁，一前一后，前者作张嘴长鸣状。在雁之两侧，用金属器的锋尖刻有一条条单线条表示翅膀”②盖山林文、盖志浩描图，桥英、巴音达来、盖山林考察，《巴丹吉林沙漠岩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见书后附第154个复制图。。长期守护并最早对曼德拉山岩画进行登记、整理的阿拉善右旗博物馆馆长兼文物管理局局长范荣南，2014年与其单位的工作人员范永龙合作出版了题名为《大漠遗珍：巴丹吉林岩画精粹》的岩画摄影图册。该图册里收录了这幅天鹅岩画的摄影图。该图被题名为《鹰》，其描述语却是：“画面刻画了2只凌空飞翔的雁，一前一后，前者作张嘴长鸣状。在鹰之两侧，用尖锐的金属器划刻了一根根单线条表示翅膀”[1]186。此段话在基本沿袭盖山林的同时，矛盾重重：既把岩画命名为“鹰”，又将其描述为“雁”。短短的描述语里亦时而是“鹰”，时而为“雁”。

图6

图7

在盖山林有关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的命名里，含有“雁”字的共有6幅。除曼德拉山顶天鹅岩画外，其余5幅如图5a、b、c、d、e所示，它们分别被称作“牵羊、骑者、雁、羊”“马鹿和飞雁”“飞雁和刀”“飞雁”“飞雁”。由此可见，被盖山林命名为“飞雁”的有5幅，即曼德拉山顶的岩画、图 5 里的 b、c、d、e。换言之，曼德拉山顶岩画里的、，图5b里的、、、、、和，图5c里的、图5d里的以及图5e里的都被盖山林称作“飞雁”。此命名所指不统一。因为我们可以说图5a里的、与图5b里的9个飞雁图像（其中图5b里的2个连接紧密）词法相似（即整体形象向上直立、双翅向上或向下展开等），却不能说它们与、以及、、一样。

事实上，类似图5a与图5b里的“飞雁”图像在欧亚草原内蒙古境内，特别是巴丹吉林沙漠岩画里普遍存在。而除了图5a、b里的图像外，其他的盖山林均称之为“鹰”。如图6：左图最上面的、右图里带翅膀的被他分别称为“草原鹰”“众多鹰”①盖山林文、盖志浩描图，桥英、巴音达来、盖山林考察，《巴丹吉林沙漠岩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左右图分别为图52（第191页），图591（第208页）。。而这样的图像，绝大多数学者都称之为“鹰”。如王雅生编的《曼德拉山岩画集》、范荣南和范永龙编的《大漠遗珍：巴丹吉林岩画精粹》，以及杨超、范荣南著的《追寻沙漠里的风：巴丹吉林岩画研究》[3]120等。当然，人们之所以普遍认为这种图像所指对象是“鹰”，是因为它展示了“鹰”突出的特征，如图6右图位于画面中间偏右上图像的存在，会使我们毫不犹豫地把与之组合的，甚至无头的、看作与它一样的“鹰”。至于、以及、、则与嘴部尖、尾宽，且一般呈垂直线状直立飞行的“鹰”图像不同。尤其是曼德拉山顶岩画里的，两形象前额突出的疣状物，以及两两相随、向右上角倾斜的排列，鲜明地有别于“鹰”图像。范荣南称其为“鹰”恐为笔误，其矛盾的表述充分说明这一点。

三

图8

图9

图10

与其他视觉图像艺术不同，“自然物之于岩画具有至高无上的生存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因为由于自然而存在的岩画乃是自然本身”[4]136。岩画自身生存的客观地理环境使得人们往往据此命名它、判断它的属性，于是有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卡莫尼卡山谷岩画等称谓。不同地区的岩画在许多方面带有比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左江流域花山岩画里双手举起、曲膝呈半蹲状的正面人像，贺兰山岩画里的侧面羊图像等。而分布在欧亚草原的欧亚草原岩画最具特色的是天鹅图像，因为世界其他地方罕见此类图像，相比较而言，整个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又集中分布在现在的俄罗斯境内。如图7，这是位于奥涅加湖沿岸石壁上的一个岩画。岩画由5个清晰可见的图像和2个点状形式（即分别位于下面部分的两个天鹅图像和天鹅图像与马图像之间的、）组成，其中4个天鹅图像、1个马图像（位于最下面）。4个天鹅图像里又有2个形象比较逼真写实的天鹅图像，即、，以及两个形象比较夸张、简略的天鹅图像，即、（从上下文语境中，我们很容易把它们视作与的一样的天鹅形象）。二者可以分别称为具象天鹅图像、抽象天鹅图像。图7里的4个天鹅图像在整个欧亚草原里比较典型。如图8①A.∏.奥克拉德科夫《贝加尔湖岩画》，参见《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二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80年2月编印，第34页。，这是分布在今俄罗斯境内查干扎巴湖湾沿岸一大块石壁上、由多种类型的图像组合的合体岩画。有形态各异的站立人、麋鹿、鹿、羊和牛图像，以及简单笔画、图案或动物、鸟类抽象图形。而位于整个画面中间最上方的是4个天鹅图像，靠近右上角的是由7个天鹅图像组成的天鹅组。这些天鹅形象虽然与图7里的外形有差异，但是，它们之间仅仅是形态不同，其基本的词法是相同的，即均是单腿或无腿，侧立或卧。

从已经公开正式出版的相关资料、论著来看，欧亚草原中国境内迄今为止被发现者明确标明有“天鹅”图像的岩画只有两幅，如图9所示，上下俩描摹图是分布在乌兰察布岩画里的两个合体岩画，盖山林分别命名为“天鹅群”“北山羊、羚羊、黄羊、马和天鹅”②盖山林《乌兰察布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上下图分别是图147（第 37页）、图 1082（第221页）。。即上图里的所有图像和下图里的在他看来都是天鹅图像。尽管图9上图出现了两条腿的天鹅形象，但是，盖山林的这种命名不无道理。因为这些天鹅图像与俄罗斯境内欧亚草原里的在词法、句法上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如单腿侧立、成组排列组合，以及、类抽象天鹅图形等。对图9里两幅岩画的命名，反映了在盖山林的观念里，天鹅与雁是不同的。然而，正是以此观念比较审视，笔者认为与雁相比，曼德拉山顶岩画里的两只鸟形象更应该被称作天鹅而非雁，因为雁的额部无肉瘤，呈流线型。

而从广阔的地理环境来说，中国境内属于欧亚草原的岩画都应该视作欧亚草原岩画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属于欧亚草原岩画，那么，中国境内的岩画里就绝不可能只有图9所示的两幅天鹅岩画。图1就是一个例子。该岩画靠近巴丹吉林沙漠东部的曼德拉山山顶，我们可以称之为曼德拉山岩画，也可以称之为巴丹吉林沙漠岩画，更可以称之为欧亚草原岩画。因此，从欧亚草原岩画的特殊语境出发，我们可以判断它是一幅天鹅岩画。其中一大一小两个天鹅图像虽然没有欧亚草原天鹅图像固有的词法，但其句法与欧亚草原天鹅岩画有相似之处。这突出体现在与之搭配组合的其他图像的选择方面。在曼德拉山天鹅岩画里，与两个天鹅图像组合的是一个马图像（图3），同样的搭配组合我们在奥涅加湖天鹅岩画里也看到了（图7、图10）。而且，两幅岩画里的马图像词法相似，即两个马形象均前腿弯曲收起，呈凌空跳跃状，似乎都在空中飞行。

四

欧亚草原岩画里之所以有天鹅图像，并不是由于这一地带天鹅多，而是由于生存于此地区的人们普遍崇拜天鹅。首先，包括岩画在内的世界上与天鹅有关的考古发现大都集中在欧亚草原。诸如俄罗斯沙伊金古城遗址、中国境内的牛河梁遗址、兴隆洼沟第一地点聚落址、赵宝沟遗址、小山遗址和黑龙江新香坊遗址出土的天鹅器物，以及贝加尔湖岩画、奥涅加湖岩画、阴山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乌兰察布岩画里发现的天鹅图形等。其中牛河梁第一地点——最高规格的神庙祭祀遗址出土的泥塑天鹅翅膀、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的完整玉天鹅，以及赵宝沟遗址的天鹅遗骨最引人瞩目。考古学家们一致认定从兴隆沟文化、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有一脉相承的最高规格的鸟神——天鹅崇拜”[5]12。其次，天鹅形象经常出现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宗教、神话、民间故事和民俗里。例如，在各种鸟类中，天鹅受到了特殊的礼遇。萨满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要吟唱天鹅祖先的颂诗。“霍里人的风俗是，天鹅飞过帐篷，母亲就让孩子朝着飞过的始母鸟泼牛奶”。③A.∏.奥克拉德科夫《贝加尔湖岩画》，参见《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二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80年2月编印，第31页。而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和岫岩满族自治县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巴尔虎人和满族人至今流传着天鹅始祖的神话④如蒙古人的神话传说《霍里土默特与霍里岱墨尔根》里认为天鹅是他们的始母。相传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的霍里土默特，与从天而降的一只天鹅结合。天鹅生了11个儿子后离开霍里土默特，返回天上。霍里、巴尔虎等布里亚特部族就是这样来的。。其习俗禁止人们捕捉、杀害、食用天鹅。“布里亚特人认为，宰杀天鹅是一大罪过。与此同时，不久前还存在着一种习俗，布里亚特人为死一只天鹅要付一匹马的代价。据说，用这种途径得到天鹅的人总想尽快地用它向另一个布里亚特人换回一匹马，而另一个人又向第三个人去换，就这样天鹅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个村庄转到另一个村庄，直到天鹅不能动弹为止。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以马匹为交换条件。谁是这场交换中的胜利者，不得而知。……俄罗斯人老住户也从布里亚特人那儿学到了这种对待天鹅的态度，同样认为宰杀天鹅是一种罪过”。①A.∏.奥克拉德科夫《贝加尔湖岩画》，参见《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二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80年2月编印，第42页。这种习俗与欧亚草原天鹅岩画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某种程度上成为图1、图10所示天鹅岩画的注解，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天鹅图像要与马图像组合，也为我们最终把曼德拉山顶岩画归属于欧亚草原天鹅岩画提供了佐证。

由于具体分布地理位置不同与文化差异，曼德拉山山顶的天鹅岩画与俄罗斯境内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集中表现在天鹅的具体形态上。如曼德拉山天鹅形象一反欧亚草原天鹅岩画里常见的单腿、侧立以及站立或蹲状，呈展翅飞翔状。而位于前面的大天鹅的嘴里还衔着一个植物类东西（如图2、图3所示），这是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雁衔芦高飞的生动写照。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有“夫雁顺风以爱气力，衔芦而翔以备矰弋”[6]338之说，高诱注曰：“矰，矢；弋，缴；衔芦，所以令缴不得截其翼也”。《代州志》里也有“雁门山岭高峻，鸟飞不过。唯有一缺，雁来往向此中过，号雁门。山中多鹰，雁至此皆相待，两两随行，衔芦一枝，鹰惧芦，不敢捉”[7]223之论。而从中国古代文化、地方文化和民俗角度来看，“雁”即“鹅”。人们认为“雁”和“鹅”不仅外形相似，如《慧琳音义》卷七十五云：“鹅，形似雁，人家所养者也”，而且内在品行也一致，如都是知时鸟、成双成对、忠于伴侣等。“雁”“鹅”互释是中国古代惯例，如《尔雅·释鸟》，其中分别有“舒雁，鹅”“鹅，雁也”之说。王念孙把“宣教授诸生满堂，有狗从外入，啮其中庭群雁数十，比惊救之，已皆断头”（《汉书》）里的“雁”，解释为“鹅也，古谓鹅为雁”[8]321。因此，与俄罗斯境内的欧亚草原天鹅岩画相比，曼德拉山顶岩画里衔芦高飞的天鹅形象更多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元素。也正因如此，这幅岩画弥足珍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把曼德拉山顶岩画里的两只鸟图像称之为“飞雁”或“雁”。因为中国古代与“鹅”即“雁”同时并存的，还有“鹅”与“雁”有别的观念。中国古代类书里一般都把二者归为不同的科目。如《太平御览》把它们分别归入羽族部四、六，前者的条目是雁、五色雁、白雁、雉，后者的是鹅、鸭、鹜、凫。而与“鹅”即“雁”说法并行的还有“鹅”即“鹄”“鸿”“鸿鹄”之说。诸如“鹅，鸿之小者也”（《慧琳音义》卷二十五）、“鹄者，今谓之天鹅”（李白《大猎赋》“捎鸧鹄”，王琦辑注），“鹄，鸿也”（《战国策·楚策四》：“黄鹄因是以”，鲍彪注），“鸿，鸿鹄也”（《说文·鸟部》），等等。因此，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鹅”“雁”“鹄”“鸿”“鸿鹄”甚至“鹤”等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人们往往用其中之一称呼“天鹅”。这种做法与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天鹅”一词大约在唐代才开始出现有关。如李商隐有“拨弦惊火凤，交扇拂天鹅。……传书两行雁，取酒一封駞”（《镜檻》）[9]29的诗句。在这首诗里，他明确把“天鹅”与“雁”区分对待。而到了宋代，“天鹅”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常用名词，如陆游《入蜀记》里有“又有水禽双浮江中，色白类鹅而大，楚人谓之天鹅”[10]441之说，洪迈《容斋随笔》里也有“今人呼鹅为舒雁，或称家雁，其褐色者为鹅，雁之最大者曰天鹅”[11]423之论。而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近代以来中国人已经从科学意义上普遍把“天鹅”与“雁”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再回到唐以前“天鹅”“雁”“鹤”混同的时代，以“雁”命名“天鹅”。尤其是处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今天，我们必须从世界岩画尤其是天鹅岩画的视域重新审视中国境内的岩画，揭示其所蕴涵的世界意义。因此，图1所示的曼德拉山岩画，准确地应该被称作曼德拉山天鹅岩画，因为它的生存语境及其句法特征、功能表明它与欧亚草原天鹅岩画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