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身份等级制度与刘贺身份认同困境

2018-07-03

江西社会科学 2018年6期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对伴随其中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它回答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归属于哪个阶层。［1］局限于材料，身份认同研究往往立足当今社会，极少考察历史时期个体情况。2015年底以来，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资料渐次公布，有关刘贺身份的新材料甚为丰富，引起广泛关注。相关讨论主要围绕刘贺身份的外在审视而展开，包括刘贺继体即位的合法性、刘贺墓葬制、财富与“大刘记印”所示身份问题等。①值得指出的是王刚考论“大刘记印”，涉及探讨刘贺自我身份认同方面，认为“大刘”体现刘贺自任为正统传人的内在意向。［2］不过限于间接资料，刘贺自我认同身份为正统传人的意见尚属推论。近来海昏侯墓出土奏牍（刘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内容与金饼题记文字公布，关于刘贺身份认同问题可更直接地进行解读。

刘贺由昌邑王身份继体即位二十七日，被大臣上奏皇太后废黜，以诏归昌邑，贬为庶人，后宣帝诏封海昏侯。刘贺一生历经王、天子、庶人、侯四种身份，身份落差巨大。不同等级的身份在刘贺身上可否达到平衡？刘贺自我身份认同困境的实质为何？本文以此问题为导向，主要依托新出奏牍及相关墓葬器物，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尝试解读“南藩海昏侯”自称下刘贺自我身份认同危机，身为“废放之人”所导致身份归属感的丧失，以及引发的总体身份认同困境，思考古代以身份等级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下，历史个体身份认同困境与外在身份等级制度的关系问题。

一、“南藩海昏侯”与刘贺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南藩”称谓同见于海昏侯墓出土金饼和奏牍之上，金饼墨书题记显示“南藩海昏侯臣贺”字样，奏牍书写“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皇帝陛下”等字迹。金饼墨书与奏牍文字刚公布时，“南藩”曾误释为“南海”。［3］（P122,P192）王仁湘说：“奏牍上的文字释读为‘南藩海昏侯’比‘南海海昏侯’更有说服力。”②现在“南海”应释读为“南藩”已得到更多认同。③

“南藩”为刘贺自称，所指何种身份？从传世文献记载西汉同类用语“南藩、东藩、北藩”来看，获此称号者有诸侯王、南粤王、匈奴呼韩邪单于等，无一例是列侯身份，如表1所示：

表1 传世文献记载西汉“东、北、南藩”所指身份表

《说文》曰：“藩，屏也。”西汉景帝时期晁错说：“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4］（卷二三《礼书》,P1160）晁错所言“诸侯”指“诸侯王”。“诸侯王”称“藩”表达辅卫汉朝的意思。西汉诸侯王有同姓、异姓之分，已是共识。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内、外诸侯之别。［5］表1所见齐王、中山王、燕王、代王是同姓诸侯王；匈奴呼韩邪单于、南粤王则属于外诸侯。

不仅如此，传世文献记载西汉称“藩”类用语所指身份同样属于各种诸侯王，而非列侯，如表2，表中所见称“藩”类用语有：守藩、藩臣、藩国、藩辅、宗藩、藩王等，所指身份有同姓、异姓诸侯王及外诸侯。

综上说明，刘贺上奏皇帝的木牍奏章首称“南藩”，既有表达辅卫汉朝的忠心，更深层次体现出刘贺自我强调“王”的身份。也就是说，刘贺自我身份认同突出“王”的身份，但“南藩”之下“海昏侯”才是当下刘贺的真实身份，由此造成刘贺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具体而言，刘贺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南藩海昏侯”是一种矛盾性的混同自称。“南藩”指代诸侯王的身份，“海昏侯”是一种列侯身份，两者非属同一等级。同为列侯上书，自称均是“X侯臣X”的用语，如《汉书》卷四九《晁错传》：“平阳侯臣窋、汝阴侯臣灶、颍阴侯臣何……昧死再拜言”［6］（P2291-2292）；《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昧死言皇太后陛下”［6］（P2939-2940），诸列侯上书自称“X侯臣X”，自我身份认同确切。近来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出土一份列侯名谒，曰“孤子西平侯永顿首顿首”［7］，“孤子”乃年少丧父者，与“西平侯”称号不相矛盾。西平侯于永自称“孤子西平侯”，自我身份认同具有一致性。但是刘贺自称“南藩海昏侯”，“南藩”与“海昏侯”称号指代不同身份，存在矛盾。刘贺如此自称体现自我身份认识的矛盾与混同。

表2 传世文献记载西汉称“藩”类用语所指身份表

其二，刘贺的精神发生问题，“清狂不惠”［6］（卷六三《武五子传》,P2768）犹如白痴。已有研究指出，刘贺被废之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废黜后精神出现“清狂不惠”之疾，是生理疾病所引起，加之刘贺自我保护而有意为之。［8］我们认为与此相反，并非生理疾病致使精神问题，而是精神之疾才是生理病根。张敞奏报刘贺身体“疾痿”时，刘贺才30岁左右，正值而立之年，生命力旺盛，若非精神问题影响，不太可能如此青年“疾痿”。再从刘贺后遭“削户三千”之事看，刘贺竟然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而被轻易发现［6］（卷六三《武五子传》,P2769-2770），足见刘贺本人不具有借“佯狂”而自我保护的智慧。值得强调的是，刘贺精神发生问题更主要的原因应是自我身份变化的巨大落差，精神遭受巨大打击，自我身份认同出现危机而造成的结果。刘贺原本是一个耽于游乐，从未觊觎皇位的昌邑王。昭帝早崩，只因一郎上书言“虽废长立少可也”［6］（卷六八《霍光传》,P2937），甚合霍光意，刘贺意外获得被征为嗣的幸运。即位后，刘贺从未想到有被废黜的一天，二十七日后突遭废黜，已是严重的精神打击。不过，被废后刘贺仍以“故昌邑王”身份固守着一分“王”的身份意识与精神依托。但是宣帝即位不久，“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6］（卷六三《武五子传》,P2769），再次身份变更产生巨大落差。刘贺难以接受自己是列侯身份的事实，私刻“大刘记印”指向自己大宗、正统的身份［2］，又在侯国修筑“昌邑城”自我强调“昌邑王”身份。［9］（P922）刘贺本人还与孙万世交通：“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6］（卷六三《武五子传》,P2769-2770）对话亦所示，刘贺心底里认同“王”的身份。但是刘贺一直受到真实的列侯身份困扰，自我身份认同出现危机。

其三，刘贺墓呈现双重性格，体现刘贺自我身份认同的分裂。个体自我身份认同是认同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这种过程出现断裂，身份认同危机就会发生。［10］刘贺自元平元年（前74）被废，元康三年（前63）更封海昏侯。其间十一年，刘贺继续居住在昌邑王故宫，王府规制依旧，刘贺以“故昌邑王”身份过着形同诸侯王的生活。刘贺日常起居生活中与身边昌邑王故宫官吏、器物、建筑等不断互动，进一步加强刘贺自我的“王”的身份意识。但是宣帝诏封刘贺海昏侯，刘贺脱离已生活近30年的故土昌邑王国，南下至海昏侯国。离开熟悉的故王宫、故王府吏等，唯有“故王家财物”还归刘贺所有。已有学者指出，刘贺墓从主体看属于列侯墓，但随葬财富张扬“王”气。［11］这些彰显“王”气的财富即“故王家财物”，是刘贺留下的最后自我认同为“王”的身份象征。但是之后严密监视下的列侯生活，使刘贺（主体）与侯国环境以及“王”的财富（客体）之间的互动出现裂痕，“视死如生”的刘贺墓所见双重性格可作为这种裂痕的最好诠释。刘贺自我身份认同由此分裂，呈现危机。

二、“废放之人”与刘贺的身份归属感丧失

微观层面，身份认同主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宏观层面，身份认同还要回答“社会归属”问题，体现的是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社会秩序是身份认同的宏观框架，包括社会制度、社会分类与文化决定的角色规范、行为准则和形象要求。不过，中国古代社会秩序是以身份等级制度为导向，身份等级制度集中体现为爵位等级制度。关于西汉爵位等级制度问题，学界讨论较多，尚未达成共识，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总体探讨二十等爵，将二十等爵等级划分为官爵、民爵两大系统，公士至公乘八级爵位属于民爵，五大夫至列侯十二级爵位为官爵；不过对于官爵、民爵形成的时间存有不同意见。④其二，分析西汉初期二十等爵，指出二十等爵存在侯、卿、大夫、士四个大的档次。［12］其三，把诸侯王计算在内，爵位等级可以划分为贵族爵、官爵与民爵三大类型。⑤

三种观点均局限于二十等爵制，虽有扩大包括诸侯王在内，但还未从整个社会秩序的角度进行审视，忽视皇帝在爵位等级秩序中的位置。皇帝又称天子，《白虎通》卷一《爵》曰：“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13］（P1）西汉天子也是一种爵位，列于爵位等级秩序之中，如《汉书》卷九二《游侠列传》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6］（P3697）《汉书》卷九一《货殖列传》载：“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6］（P3679）

刘贺被废后，“废放之人”冠于其身［6］（卷六八《霍光传》,P2946），被弃于身份等级秩序之外，致使刘贺的身份归属感丧失，造成刘贺自我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具言之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废”的身份体现政治放逐，导致刘贺的身份归属感缺失。群臣与皇太后废黜刘贺，“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6］（卷六八《霍光传》,P2946）。自此，刘贺的身份处于尴尬境地，虽归故昌邑王国，但非昌邑王，而是以“废王、废贺、废昌邑王”等“废”的身份见闻于世（如表3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刘贺被废，是为庶人，《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直言“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6］（P1367）。关于“庶人”的性质，主要有三种意见：一，认为庶人位于士伍之下，是一种司寇等身份再变为士伍之前的附加身份，可从国家收到田宅，也是国家征收徭役、算赋的对象。⑥二，认为庶人是一种专称。日本椎名一雄指出“庶人”与一般民众不同，是对获得解放的奴隶或因犯罪而失去爵位者的一种称呼。⑦曹旅宁认为庶人介于奴隶与自由小农之间，在政治、法律地位及经济权益上与平民存在差异，带有明显的人身依附色彩。［14］韩国林炳德强调庶人是一个独立身份，作为私属、女子同样属于徭役、算赋的免除对象，与庶子相似，从事特殊徭役，或是与一般民相区别。［15］韩国朴健柱考证庶人的来源为庶子，作为比公卒和士伍更低级的身份，成为免除赋税、徭役的对象。［16］曹骥通过与公卒、士伍对比，得出庶人应属于秦汉时期编户齐民的最末端。［17］三，反对专称说，指出庶人是一个泛称，可照旧翻译为“百姓”“平民”等。随着语境变化，其所表示的具体身份会不同，既可指没有以“公卒”“士伍”等特定身份“傅籍”者，如“妻”“子”“免妾”等依附他人户籍者，又可包括“工”“乐人”等特殊身份者，等等。［18］总言之，刘贺被废为“庶人”，遭受政治放逐。如《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记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6］（P2946）最后刘贺虽未徙汉中房陵县，却此后“不及以政”。如《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载山阳太守张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6］（P2767）刘贺作为“废放之人”，“废亡之效”明显，仍居故宫，却常闭大门，以示隔绝，更遑论对应的身份政治活动。

表3 历史叙述废黜刘贺所用“废某”之语表

这种隔绝的废亡生活，身在故王宫却未有“王”的身份，使刘贺的身份归属感缺失。强烈的缺失体验使刘贺特别强调身边的一些政治象征：如张敞看到其子女持辔，刘贺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严长孙即执金吾严延年，有女罗虜，前为贺妻。刘贺提出执金吾严延年，暗示以前的政治身份。又如张敞以前请罢“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刘贺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王薨当罢归”之人，刘贺却强留，反应甚为反常，张敞描述：“其（刘贺）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6］（卷六三《武五子传》,P2768）刘贺保留中人守园，实质是强调其父昌邑哀王的身后地位，作为自己的政治象征。再者海昏侯墓出土“大刘记印”，刘贺特制此印以隐约表达自己的政治身份。［2］这些均反映刘贺身份归属感缺失的严重性，自元平元年到元康二年长达十年时间，以至精神“清狂不惠”，身体“疾痿，行步不便”。

其二，作为“废放之人”，刘贺所在列侯群体成员所具资格的剥夺，使其加深身份归属感丧失的认识。元康三年，宣帝下诏“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6］（卷六三《武五子传》,P2769）获得同意。奉宗庙朝聘之礼是列侯的政治权利与义务，刘贺身为列侯之一，却被剥夺奉宗庙朝聘之礼的资格，失去该有的政治权利与义务，宣帝此举实质上是一种明封暗贬的政治策略。［19］此举使刘贺认识到自己被驱逐于列侯行列之外。尤其刘贺为宗室成员，却不得奉宗庙，祭祀先祖，宗室成员资格被剥夺，又进一步被放逐于宗室行列之外。

海昏侯墓随葬大量黄金。《史记》卷三○《平准书》注引如淳曰：“《汉仪注》王子为侯，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受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5］（P1440）侯国岁以户口酎黄金，如何计算斤两，《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律·金布令》曰：“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20］（P3104）盖每千户口奉黄金四两，刘贺封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奉金十六两，汉制一斤。海昏侯墓出土金饼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元康三年是刘贺被封海昏侯的第一年，刘贺奉酎金一斤以助祭宗庙，符合规定数额。但是刘贺所奉酎金并未被接受，正反映刘贺不得向宗庙献酎金，黄金因而遗留下来［21］，实证刘贺被剥夺“奉宗庙”之礼。

两重政治身份被剥夺，更使刘贺自我身份归属感彻底丧失。刘贺上奏宣帝，留下今天墓中出土的奏牍，自称“南藩海昏侯”，“南藩”称号与东藩、西藩、北藩等并肩而立，彰显自己为屏卫汉朝的成员之一，试图重新获得政治身份归属感的认知。不过，奏牍能否上达天听尚未可知，确知的是奏牍随之埋葬，最后一点欲得政治身份归属感的企望也堙藏尘封。

三、身份等级制度的局限与刘贺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认同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西汉社会秩序是以身份等级制度作为核心框架，身份等级制度是刘贺自我身份认同主要参照的社会框架。外在身份等级制度刚性严格规范个体身份，个体被迫进行自我身份确认，认知我是谁，我归属哪个阶层。

不过，个体建立在外在身份等级制度之下的身份认同并非自觉通过主客之间的不断良性互动而渐次建构完成，而是主体与刚性身份等级制度规范不断产生冲突与矛盾，最后主体服从于外在刚性身份等级制度权力，形成暂时性的虚拟的矛盾性身份认同平衡。这是一种畸形的自我身份认同，揭示了身份等级制度的刚性局限。尤其是处于高爵位的身份等级阶层，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畸形状态更为突出。实质而言，西汉身份等级制度的刚性局限正是造成刘贺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

刘贺是第一任昌邑王刘髆之子，刘髆薨于后元二年（前87）［22］，刘贺嗣位，是年6岁［23］，自幼继体为昌邑王，畸形的自我身份认同不断在外在身份等级制度的强制规范与认同主体的矛盾性互动下形成。如刘贺在昌邑王国时，郎中令龚遂劝谏刘贺说：“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6］（卷六三《武五子传》,P2766）龚遂指出，刘贺身为诸侯王，却“行污于庶人”，体现外在“王”的身份制度规范与刘贺自我身份的冲突。不过，受控于身份等级制度权力，刘贺被迫服从制度规范，进行身份认同，具体表现为：一，刘贺动作多不正，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亡度。龚遂以胶西王无道而亡劝说刘贺与通经术有行义者起居，“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刘贺许之。［6］（卷八九《循吏列传·龚遂》,P3637-3638）二，刘贺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昌邑中尉王吉以《诗》劝说其弃逸游，好书术。刘贺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6］（卷七二《王吉传》,P3061）可以看出，刘贺的自我身份认同在不断地服从刚性的身份等级制度权力下暂时确立。

从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分析，刘贺身为“昌邑王”，并未真心认可和接受诸侯王的身份制度而建构自我身份规范。因此，刘贺的这种强制性服从身份等级制度权力的身份认同是畸形而脆弱的。一旦遭受大的身份变化所带来的干预，刘贺的身份认同则将出现危机，并且刘贺在短时间内连续遭受两次大的身份变化，其身份认同危机更为严重。

首先，刘贺继体即位，自我认同的身份由原来的“昌邑王”一跃而为皇帝，如群臣奏废刘贺两次强调其自称“皇帝”：刘贺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刘贺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6］（卷六八《霍光传》,P2940-2944）但是据汉制度，刘贺并未即皇帝位。汉朝身份等级制度规定，完成“即皇帝位谒高庙”仪式，皇帝身份终可确立。这从西汉诸帝即位情况可兹证明，见表4：

表4 西汉诸帝即位情况表

表4中少帝、文帝、景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均履行“即皇帝位谒高庙”仪式，惠帝之时高庙尚未建成，即在太上皇庙即皇帝位，武帝“谒高庙”缺载。刘贺“未见命高庙”，并未完整履行即皇帝位的规定，不具有皇帝身份，因而这也成为刘贺被废的核心理由。从刘贺被征的过程看，刘贺即位应是即天子位。汉代“皇帝”和“天子”以严密的形式存在着区别，具而体现为皇帝系统玺和天子系统玺的区分、祭祀祝文开头自称的分别以及即位的区别，等等。［24］以继体即位为例，汉代存在先后两个阶段的即位仪式：即天子位——即皇帝位。⑧学界对此观点虽有异议，但一致认可西汉文帝即位确是以天子即位——皇帝即位的顺序进行。［25］［26］昌邑王刘贺与文帝同是宗藩征入即位，应参照文帝故事，先即天子位，后“即皇帝位谒高庙”（详见表5）。只不过后一步刘贺尚未完成就遭废黜。

不论即位性质，刘贺实际自居皇帝身份进行自我身份的认同。不过，在征召刘贺即位途中，由于旧身份已变，新的皇帝身份并未确立，由此形成一个空档，刘贺摆脱了原来“昌邑王”身份制度规范，但又未严格受到皇帝身份制度规范的强制，导致刘贺过去服从身份制度权力的自我身份认同模式出现危机，从而作出诸多不合身份的行为。据群臣奏言，这些行为总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被斥之为“悖乱”“淫乱”“暴乱”等。总之为“乱”，是相对秩序而言，这种秩序就是身份等级秩序。即刘贺所作所为不符合所处身份等级应有的制度规定。《汉书》卷七六《张敞传》载：

表5 西汉文帝即位顺序表

会昌邑王征即位，动作不由法度，敞上书谏曰：“孝昭皇帝蚤崩无嗣，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6］（P3216）

引文首先说明刘贺“动作不由法度”，张敞具体强调一事：“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即未褒赏国辅大臣，却先封迁原昌邑群臣，不合制度。汉朝天子（皇帝）初即位，尤其是宗藩入继大位，一般均应按制度先封赏国辅大臣，后顾私亲。如汉文帝元年十月（此时以十月为岁首），诏封大臣周勃、陈平等，六月乃修代来功，诏赏故代国中尉宋昌等［6］（卷四《文帝纪》,P110-114）；汉宣帝即位第一年——本始元年春正月即“论定策功”，益封大将军霍光等［6］（卷八《宣帝纪》,P239）。

其次，刘贺被“废”，身份又一次遭受重大变化，进一步加重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在皇帝身份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刘贺是未严格服从身份等级制度权力，引发自我身份认同危机。被“废”之后，刘贺作为“废放之人”，遭到政治放逐，是彻底失去了过去服从身份等级制度权力进而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模式，丧失身份归属感，引发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之后，刘贺虽封为“海昏侯”，实则还是视为“废放之人”，政治身份被剥夺，并不具备列侯应有资格，更恶性刺激其身份归属感的丧失意识。从刘贺生前保留“昌邑哀王歌舞者”、强调妻子身份、刻“大刘记印”、修“昌邑城”、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谈“王豫章”、上奏称“南藩海昏侯”等，以及死后随葬“故王家财物”，张扬“王”气，均可见出刘贺欲重新获得诸侯王身份归属感的强烈企望，以及想进入身份等级制度权力规范的迫切愿望。这些反而揭示刘贺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其根本原因——身份等级制度的刚性局限。

四、结语

刘贺自我身份认同是在不断与身份等级制度权力控制的冲突与矛盾互动之中形成，自我身份认同服从于外在身份等级制度权力强制之下。此畸形自我身份认同状态在刘贺的政治身份稳定维持的情况下，尚能获得暂时性身份认同平衡。一旦刘贺的政治身份变化，尤其是遭到废黜或剥夺，自我身份被驱逐于身份等级秩序之外，外在的身份等级制度权力消失，刘贺身份认同失去其权力依托，权力控制之下的自我身份认同迷失，就会造成“我是谁”认知混乱。奏牍自称“南藩海昏侯”即是这种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突出表现。作为“废放之人”，刘贺放逐于身份等级制度权力之外，同样无法如过去一样受到身份等级制度规范，犹如断线风筝，丧失身份归属感。这种身份等级制度的刚性局限既是刘贺建立畸形身份认同的依托，但随之被废，也是造成刘贺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刘贺悲惨的命运表面上为外在政治环境所影响，实质上是内在的自我身份认同困境所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心结才是刘贺命运走向的决定因素。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韩国河：《侯制与“王气”——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葬的特征》（《光明日报》2016年2月3日第14版），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刘瑞：《海昏侯刘贺墓墓园制度初探》（《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张仲立、刘慧中：《海昏侯刘贺墓逾制几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周洪：《有关海昏侯墓葬文物礼制的三个问题》（《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熊长云：《海昏侯墓“大刘记印”小考》（《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18日第6版），王刚：《海昏侯墓“大刘记印”研究二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孙筱：《从“为人后者为之子”谈汉废帝刘贺的立与废》（《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吕宗力：《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王意乐、徐长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②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奏牍文字“南海海昏侯”应为“南藩海昏侯”》，新华网http://www.jx.xinhuanet.com/news/fmbd/2016-03/24/c_1118431853.htm，2016年3月24日。

③参见王子今《“海昏”名义续考》（《南都学坛》2016年第4期），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向彬《海昏侯墓书迹综说》（《中国美术》2016年第4期），蒋金金《海昏侯墓发掘:考古新发现的学术价值》（《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王意乐、徐长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④参见（日）西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凌文超《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⑤参见朱绍侯《简论关内侯在汉代爵制中的地位》（《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刘敏《承袭与变异：秦汉封爵的原则和作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⑥参见（韩）任仲爀《秦汉律的耐刑——以回归向士伍身份的路线系统为中心》（《中国古中世史研究》19,2008年），吕利《“庶人”考论》（《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0期）。

⑦参见（日）椎名一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にみえる爵制》（《鸭台史学》6，2006年），《“庶人”の语义と汉代の身份秩序》（《大正大学东洋史研究》1，2008年）。

⑧参见（日）西定生《关于汉代的即位仪礼》（见《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日）尾形勇《中国的即位仪礼》（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第九卷《关天东亚的仪礼与国家》，学生社，1982年版），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1］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

［2］王刚.海昏侯墓“大刘记印”研究二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吴世明，王勇.论西汉初年的外诸侯［J］.求索，2007，（8）.

［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凡国栋.释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名谒中的“西平侯”［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