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与机制分析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剧和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涌现的背景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已是迫在眉睫。虽然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工业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经济、环境和资源的协调发展，但这一道路的付诸实施仍面临多种困难。《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要求发挥政府在推进工业绿色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优化工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加强机制创新，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然而，中国各区域间普遍、显著存在的地方政府竞争引致了较强的国内市场分割，使得国内各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协同受到极大制约，“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机制更驱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等领域产生行为上的“以邻为壑”。宋马林等研究证实，以市场分割为具体表现的地方政府竞争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剧区域资源配置扭曲，对微观福利绩效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1］相应地，市场分割及其引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是否同样制约了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梳理有关“市场分割—资源错配”的系列文献不难发现，现有研究总体上围绕经济发展绩效和环境治理绩效（或环境污染水平）两个重要主题展开，但在本质上均遵循了一个共同的逻辑基础：市场分割或地方保护妨碍了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资源错配。然而，类似文献大多围绕自然资源（能源）谈“资源”，而普遍忽略了空间本身这一资源。事实上，已有大量文献探讨了人口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下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问题，更有一系列研究关注了集聚经济的外部性及其引致的资源配置高效率。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症结极有可能是“空间资源错配”。［2］本文将地方保护、产业集聚、资源配置效率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探究空间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与工业绿色转型问题。

地方政府竞争所衍生出的地方保护是我国市场分割形成的关键所在。在以经济增长为重点考核指标的考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即追求当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基于该动机，地方政府就会通过税收优惠、土地价格优惠、市场放开以及制度创新等措施大力发展当地产业集聚。另外，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资源错配，将通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区域环境质量和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工业绿色发展。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是区域工业绿色发展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是《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首要发展目标。地方市场分割的直接不良后果就在于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扭曲，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失灵，落后产能在地方保护下得以维持。相对于市场配置机制所决定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由于区域发展策略和政府不当干预所导致的要素价格低估将使得生产企业以更为低廉的要素投入成本进行生产，这种粗放式的生产模式无疑也将对能源效率和污染排放产生影响。宋马林等的研究发现，地方保护引致的资源错配通过影响环境污染进而对区域公众的健康资本产生影响，最终将导致微观环境福利绩效的损失。由此可知，地方割据和资源错配也将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区域间往往存在着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并且不同区域的关联性还受到地理距离、产业相似度、文化差异、经济规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强弱不等的特征。［2］-［6］

二、中国区域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工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价

（一）中国区域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评价

探讨市场分割、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需要针对区域的资源配置水平进行客观评测，学术界关于资源错配的研究丰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随机前沿分析（SFA）以及Hsieh等学者以全要素生产率价值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等，上述各类方法优劣并存。［7］比如，Hsieh的方法难以衡量单要素的配置水平，也无法把握评测对象的效率扭曲差异；传统的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对生产函数形式进行了具体的假设，然而也与现实中不同区域和行业所参照的差异化生产函数相违。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较多地依据樊纲等提供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折算出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指数［8］，以此来度量区域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其缺陷在于各类指数仅发布至2009年，使得实证分析样本选取受到很大的局限。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宋马林等提出的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方法［1］，该评测方法顺延樊纲等思路进行拓展，一方面，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的资源错配指标考虑了多个维度的资源配置状况，使评测结果包含的信息更为客观、全面；另一方面，评测所需的数据均来源于官方发布的各类统计年鉴，从而使评价结果更为稳健、可靠。

依据樊纲等的解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体制分阶段转轨为典型特征。［9］不同转轨阶段的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的两种手段的协调程度决定了市场化水平，因此也可以用来刻画各区域对于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分别从外资引进、人口结构、金融活跃度和科技成果市场化等四个维度构建各省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并以此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本文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包含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城市人口占比、地区金融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和单位研发人员的科技成果成交额等在内的指标体系进行系统评价，进而利用所测的2002—2015年各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结合林伯强等［10］和宋马林等［1］的思路构建中国各省资源错配指数。在指标数据来源方面，其中地方金融市场成交额数据源自Wind金融数据库中提供的各省份股票、基金和债券成交额之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城市人口占比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单位研发人员的科技成果成交额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各省全员当量科研人员数量和科技成果交易额进行折算所得。表1选取了代表性年份（2002年、2006年、2010年、2015年）基于多维指标综合评价的中国各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情况，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各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时空变迁：

表1 基于多维指标综合评价的中国各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表

1.中西部省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总体上落后于东部地区，但此类差距在逐渐缩小。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中西部省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在不断加深，中西部各省市之间、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产品和要素流动日趋活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巩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省区间的经济割裂程度有所减弱。

2.北方省份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总体上落后于南方地区，山东、河北、辽宁、河南等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甚至有所倒退。耐人寻味的是，华北地区恰恰是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华北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的迟滞、产业的高度集聚与环境污染的持续加剧同时存在，这就为本文从市场分割和经济集聚视角审视资源配置效率和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提供了较好的例证。

3.相邻省份，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地理邻近的省份之间，其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为接近，要素市场“区域簇团”现象明显。这一现象或许反映了要素市场发育的区域溢出效应。令人欣喜的是，除了东部沿海地带之外，长江流域各省区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总体上较为接近且近年来正逐步提高。这一趋势极有可能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来自要素自由流动方面的支持。谋划区域发展新格局，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其重心就在于协同发展，打破利益的“藩篱”，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保护更是重中之重。本文从要素市场发育着手讨论区域绿色发展绩效，也正符合相关政策趋势、服务现实需要。

（二）工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价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且考虑环境污染的新收益效率模型（New Profit Efficiency Model）可将作为期望产出的经济收益与作为非期望产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同时纳入。相对传统收益效率模型（Profit Efficiency Model）而言，新收益效率模型考虑了不同决策单元的各项产出的具体价格差别，故能更充分客观地反映不同地区经济收益与生态环境代价的差异。本文在Cooper等的新收益效率模型［11］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区域空间承载的污染排放成本并将模型加以改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区域期望产出以传统研究中常见的单位土地GDP表示，而作为非期望产出的单位土地污染成本核算相对较为复杂。将区域土地承载的工业污染排放作为建设用地的非期望产出，并通过工业“三废”综合利用水平与污染治理率等指标将建设用地的负外部性价值货币化，测算方法如下：

其中表示第t时期地区i的单位土地污染价格，Vi,t表示第t时期地区i的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f（g,w,s）i,t表示利用熵值法估算得到的第t时期地区i的工业“三废”综合治理达标率表示区域i的工业三废综合污染物在理想化状态下完全转换的经济收益是未能有效处理而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代表的经济收益损失，Li,t表示区域i的建设用地面积。

三、基于面板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由于区域之间存在客观的经济或社会联系，不同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已经成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市场分割和产业集聚两类经济特征，连同资源配置水平和绿色发展绩效纳入空间计量分析框架，实证探讨地方政府竞争通过影响资源配置进而作用于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

（一）面板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随着空间计量分析的进展日益深入，计量工具的演化也日趋成熟，当前主流研究中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如下几类：

空间杜宾模型（Durbin）

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滞后模型（SAR）

空间杜宾模型的本质属于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的一般化形式，通过参数λ、ρ和θ的相互转换可以得到更为特殊形式的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一般而言，学术界通常采用一般至特殊（OLS—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误差或空间滞后模型）或者特殊至一般（空间误差或空间滞后模型—OLS—空间杜宾模型）形式的分析范式。首先，选择模型估计所采用的空间权重矩阵，并通过Moran检验判断是否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其次，依据OLS估计结果以及LM和Robust—LM检验结果判断是否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进而依据Wald空间滞后检验、LR空间滞后检验、Wald空间误差检验和LR空间误差检验综合判断空间杜宾模型是否会退化至更为特殊的空间误差模型或者空间滞后模型。最后，结合Hausman检验判断具体的模型估计形式应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

（二）指标选取说明与空间矩阵选择

本文实证中的核心因变量为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核心自变量为中国各省市场分割水平、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和资源配置水平。由于地方市场分割和产业集聚可能通过影响资源配置进而作用于区域的绿色发展绩效，为控制市场分割（seg）、产业集聚（h）和资源配置效率（factor）的交互影响，本文对上述指标去中心化处理后取交叉项。市场分割水平（seg）采用传统的价格指数法测算，资源配置效率（factor）来自于通过外资引进、人口结构、金融活跃度和科技成果市场化等四个维度构建的各省要素市场发育指数。本文采用EG指数来测度我国各省区产业集聚水平。指标构建如下：

其中，h表示E－G集聚指数，pi为i区域内某产业就业人数占该产业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qi为该区域内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H为赫芬达尔指数，即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集中度，其中企业市场占有率的计算是以就业人数为依据。E－G指数充分考虑了企业规模及区域差异带来的影响，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的缺陷。

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同时控制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衡量的区域对外开放水平（OP）、外商直接投资占比（FDI）、国有经济占比（OS）、第二产业占比（IIS）、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EI）、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Finance）等变量。上述指标的数据来源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以及各省经济社会发展公报等。

在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和设置上，本文采用边界邻近权重矩阵和考虑经济规模与地理距离的综合权重矩阵。采用JPLV7空间计量分析工具包进行Moran检验，结果表明Moran指数值为0.283，且P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证实不同区域之间的变量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必须采用空间计量分析以避免忽视空间关联导致的估计偏误。

（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重点考察地方市场分割、产业集聚、资源配置水平与绿色发展绩效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先进行最小二乘估计（OLS），结合LM-spatial-lag、R-LM-lag、LM-spatial-error和R-LM-error四类检验，判断是否应该采用最为一般化的空间Durbin模型。结果表明，前三类检验均具备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应当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展开计量估计。进一步，本文分别采用无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展开计量估计，从而使估计结果更为稳健。

由表2可知，五类空间Durbin模型的Wald和LR检验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因此，模型的计量检验宜采用空间Durbin模型估计。Hausman检验和LR联合显著性检验显示，应采用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实证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系列模型估计中所考察的核心变量的参数估计均符合理论预期：地方市场分割（seg）对区域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产业集聚（h）有利于区域绿色发展绩效的改进。耐人寻味的是，资源配置效率（factor）在OLS估计中参数估计显著为负，而在空间杜宾模型中总体为正。这进一步印证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的必要性，对空间因素的忽视有可能导致模型估计的偏差甚至是无效。

在控制了空间误差项冲击和各自变量跨区域的影响之后，空间杜宾估计勾勒出以下内在经济逻辑：落后产能、污染行业往往成为地方保护的重要对象，“以邻为壑”式的地方市场割据在一定程度对区域发展绿色绩效产生制约；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正向外部性，高水平的制造业集聚不仅降低了包括信息搜寻成本、议价成本和决策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也显著控制了各类要素投入带来的生产成本，各地可通过打造产业园区等方式实现更高层次的绿色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将依据边际生产率进一步改善各类要素的配置结构，实现绿色发展绩效的持续改进。

表2 分割和集聚视角下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绿色发展绩效

续表

进一步考察地方市场割据、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交互项，发现了令人鼓舞的检验结果：在时间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检验中，市场割据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交互项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绿色发展绩效，但其正向作用受到地方市场分割的制约，相应地，打破地方保护、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将大大释放资源配置在区域绿色发展转型中的潜力；无固定效应、时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中产业集聚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产业集聚和资源配置对绿色发展绩效的正向作用分别接受到来自对方的 “加乘”效应，产业集聚的态势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绿色发展绩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和空间，而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则极大地拓展了产业集聚正向外部性的发挥。杜宾检验结果总体上描绘了打破国内市场割据—促进产业集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绿色发展绩效的协同作用路径与前景。

各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也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更高的对外开放水平OP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有利于区域绿色绩效的改善。一般来说，相对国内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往往具备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更加高效的成本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内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作用，从而带动产业集聚园区乃至整个区域内部的绿色发展。当然，显著为正的参数估计并不能否定外资企业的“污染避难所”驱动的客观存在，不过，从全局上讲，要实现中国工业整体的绿色发展转型，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区域内国有企业占比水平（OS）越高，越不利于区域实现绿色发展。这或许是由于多数地区的国有企业面临着生产技术老化、产品结构单一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困境，地方政府基于财政收入和解决就业的考虑往往也存在保护落后的倾向，在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扶持，环保约束执行不严，进而使绿色发展受到明显束缚。以政府财政支出占比测度的政府干预能力对区域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这与地方市场割据、国有经济占比等变量的参数估计较为一致，再次提示了地方政府在区域绿色发展中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一般来说，在政治晋升锦标赛激励下，部分地区政府出于政绩考虑，通过行政干预、财政干预等一系列手段施行保护措施，扭曲了土地、资本、环境等要素的价格，有悖于区域绿色发展目标。此外，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明显促进作用，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的持续加大将有效地遏制环境污染，推进区域绿色发展。

表3 分割和集聚视角下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绿色发展绩效

为使研究结论更加稳健，本文也同时进行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估计。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市场割据seg、资源配置factor及二者的交互项均是可靠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传统的点估计衡量溢出效应容易产生偏误，Lesage和Pace从求解偏微分的角度提供了估算和检验自变量对相邻区域所产生的平均溢出效应。［12］此类区分自变量直接、间接及总效应的方法为度量和检验空间溢出效应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思路。［13］一般而言，“直接效应”是指某地区自变量对该地区因变量产生的影响，“间接效应”又称“空间溢出效应”，用以衡量地区自变量的变动对该地区因变量产生的影响或某地区自变量的变动对其他地区因变量的影响。总效应则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加总后的结果。

由表3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可知，核心自变量市场分割（seg）对区域绿色发展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这就意味着，国内市场分割不仅对本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明显制约，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地区产生不良影响。“以邻为壑”式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引致了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向底线赛跑”整体环境质量趋于下降。可喜的是，产业集聚（h）和资源配置效率（factor）的对工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换言之，某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不仅得益于本地区产业集聚的扩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还受到周边其他地区产业集聚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正向推动。此外，市场分割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交互项、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交互项的间接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或许意味着市场分割、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协同在本地更多地发挥了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国内市场分割这一背景事实和产业持续集聚的客观态势，将市场分割、产业集聚和资源配置效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多维视角下区域资源配置水平的测度，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省际面板数据检验区域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谋求经济新常态下工业绿色转型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市场分割及其引致的空间资源错配，不仅对区域绿色发展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还制约了通过区域内部资源配置优化实现绿色发展的作用效果，相应地，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进工业绿色协调发展，打破国内市场割据。（2）产业集聚是空间资源优化的重要形式，将对区域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正向外部性，且这种正向作用会由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产生“加乘”效果。（3）区域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改善区域绿色发展绩效的重要实现路径，国内市场割据的削弱、产业集聚态势的增强，均有助于释放其作用潜力。（4）扩大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持续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一系列手段，均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绩效的改善。

本文的研究具有极为明确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区域工业绿色发展绩效的持续改善和工业绿色转型的实现，需遵循“打破国内市场分割促进产业集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绿色发展绩效”的作用路径，推动实现各环节的有序协同，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空间源泉。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区域间环境治理的统筹，建立协调统一的规制体系。需重点加强中央政府在各区域环境政策中的跨部门和跨地方协调作用，充分利用指导意见、区域规划、政策文件等方式强化部门和区域合作，推进跨区域综合治理。加强组织协调，设置跨部门、跨区域的环境管理协调机构，以协调部门间、行业间、地区间、企业与社会间的有关利益关系。丰富区域环境政策协调方式，采用刚性和柔性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建立协调机构保障实施，通过区域联席会议、环境论坛等形式促进了解、增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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