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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主体到翻译主体中心

2018-06-30方成

校园英语·中旬 2018年5期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主体性主体

【摘要】从翻译主体出发,界定翻译主体中心,进而讨论翻译主体组成部分中作者,译者本身和读者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从而探索出研究翻译主体和译者主体性制约问题对翻译及其研究活动的启示和积极意义。

【关键词】主体;主体性;译者主体性

【作者简介】方成,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翻译主体

1.谁是翻译主体。在研究翻译主体之前,我们先要弄清主体是什么。主体,在哲学上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指对客体有认知和实践能力,是客体是否存在即存在意义的决定者。对主体的研究,从很久之前开始,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最开始人们对主体的研究并未与客体联系起来,而是一直以主体本位论的形式去讨论主体的定义以及内涵。例如,在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他指出主体一是指主词和主语;二是指实体和载体,也就是属性、规定性的拥有者和承担者。亚里士多德还说:“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这两句话指出实体作为主体是在一个判断过程中被当作主词,被作为属性和规定性的主体,在判断中行使着谓词。还有人指出如物质是变化的主体等等。还有费尔巴哈说:“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这些所指的主体都是在主体本位论上的主体。

而从17世纪开始,人们逐渐开始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最著名的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他提出的这个命题中,他将主体的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完全的对立起来。德国的康德把主体看做是一个不能被认识的“自在之物”,黑格尔把主体看作精神,客体则是精神的创造物,也就是说客体受主体的支配与控制,这也是第一次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费尔巴哈则反对黑格尔的观点,反对把主体看作为精神或者意识,他认为精神或意识终究还是人的,即生物学意义上的感性的个人的产物。这时的客体也由原来的精神创造物具体化成物质和物质世界。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科学的指出,主体既不是唯心主义论黑格尔所理解的抽象意义上的精神和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人。至此,主体的概念变得清晰又明确,即主体是人。

既然确立了主体是人,那么在翻译活动中什么又是主体呢?杨武能先生指出在翻译活动中,特别是文学翻译中,能如实反映翻译的特征图形是:作家——原著——译者——译本——读者。由此可见翻译的主体是作家、译者和读者,客体就是受主体影响的原著,译本。

2.译者是翻譯主体的中心。翻译主体已经基本界定,翻译界转向为对谁是翻译主体的研究。关于作家、译者和读者究竟哪一个是翻译主体,国内外翻译研究界自上世纪以来几十年的研究大致有四种答案:“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由此可见,不同的人对翻译主体的认知和观点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的翻译观下译者的地位是未受到重视的。例如德莱顿说:“译者是奴隶”,他认为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不允许有任何的偏离和歪曲作者的意思,还应在翻译原文的过程中与原作亦步亦趋。又如杨绛说:“这(翻译)是一项苦差事,不能自作主张,而且是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个是原著一个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不敢越雷池半步。毫无疑问,此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翻译主体。以法国翻译家谢尔曼为代表的译者认为译者的翻译动机、目的,所采取的立场和翻译策略都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活跃的证明,所以他认为译者无疑是翻译的主体。而杨武能先生认为文学翻译的主体不仅仅限于译者,而是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译者所创造的译文是为了上述三者而创造,在来自作者和读者的受动下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译者只是处于三者中心。笔者更倾向于杨先生所言,即译者为翻译主体的中心。陈大亮先生在他论文中提出下列图示:客观世界-作者-本文// 本文-译者-读者,即译者在接触本文时,此时的本文已经跟原来的本文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甚至同一个空间,此时的作者与译者产生了距离。如果抛开本文,译者联系的就是作者与读者,此时的译者处于中心位置。上文提到的四种观点都巧合的将译者列入翻译主体,所以不管哪种角度去分析,最终都会得出译者是翻译主体的中心。

二、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

译者的主体性是如何被制约的呢?我们可以从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角度出发来进行探讨。

1.原文作者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原文作者与译者之间存在主体间性,这种间性就是来源于作者,并作用于译者,从而限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体间性即对他人意图的推测与判定,按照主体间性的分级,译者与作者之间的间性属于一级主体间性。上文提到的陈先生构建的图示,译者同作者处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即两者所出的时空完全不一致,这就导致了间性的产生。从这个理论角度来看,作者和译者同时在“翻译”这一舞台,以原作为契机,两者进行着沟通活动,如查明建先生所说:“原作是作者和译者对话的议题,翻译是他们的对话过程,译文则是他们交谈的结果”。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首先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再对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主体间性的存在使得译者不能轻易地分析出作者的意图,进而可能产生对作者原作意图的误读、错读。或者完全不能分析出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活动此时处于停滞状态,译者受到来自作者的制约。其实,此时的译者处于一种受动状态,来自原文作者的种种禁锢制约着译者的主体性发挥。

2.译者自己的制约。不仅是原文作者,译者自身的种种因素也制约着译者本身的发挥。作为翻译主体三者中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一个主体,他的能动性越大意味着收到自己本身的受动性越大。以下就从译者的双语能力,时代背景和读者意识来分析译者对自己的制约。

3.译者的双语能力。原文文本是基于原文作者自己的语言,译者想要将作者的原作变为自己的“原作”,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双语基础,这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仅要熟悉译入语,从译入语的词法、句法、语法等方面出发,还应具有的是审美能力,就像不同流派画家对异于自己流派的其它画作的鉴赏能力,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对其它风格音乐的欣赏能力,作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应该对译入语有着不亚于对译出语了解程度的了解。同时,作为一名译者往往会忽视对译出语(常常是母语)的学习,大多数的译者认为自己本身母语能力不会太差,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而现如今的大学本科翻译教育存在着忽视母语教育的问题,这里仅仅稍作提及,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话题。良好的双语能力使译者能够游刃于两种语言之间,更好的专心于翻译活动上,而不好的双语能力则处处制约着译者的发挥,使译者主体性受到制约。

4.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译者所处时代背景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局限性限制了译者的理解水平,二是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首先,翻译不是在一个处于隔离的空间里进行,而是带着浓浓的时代气息,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必然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制约。这是因为译者首先是历史的人,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例如在二十世纪的开端,由于文化交流过于封闭,以林纾和苏曼殊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采用当时中文习惯中的章回体小说风格,“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符合当时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的归化翻译。其次,这种大量归化就是受到了目的文化语境的制约,是译者为了适应当时中国文化语境的要求,牺牲了自己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众所周知,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发展,语言审美也在随之变化。一般来说,翻译活动会受到历史、文化、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译者主体性也因译者处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的时代背景而受到制约。

5.译者的读者意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读者意识影响译者的最终表达,使译者会不自主的去考虑读者,从而使译者主体性大打折扣。诚然,译者与读者的交流是在翻译活动结束后,即译文已经出炉,读者通过译文去与译者进行沟通活动。然而,译者不可能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由自主的提醒自己读者的存在,读者作为翻译主体也参与了翻译活动,此时译者会从读者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和审美水平多方面去考虑,这就直接对译者翻译创造产生影响。同时,作为一名译者,译者当然希望自己能受到读者喜爱,让读者了解到自己的文学意识,认同自己对于原作的理解和阐释,欣赏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这也使得译者去“讨好”讀者,去考虑读者。这种意识就被就看作是读者意识,制约着译者的发挥。

6.来自读者的制约。读者作为译文的受众,也作为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考虑对象之一,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作为译文的受众即读者,个体间的差异也是千差万别的。作为读者,他们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从个人生活经历和文学喜好出发去看待译者给出的译作,但读者是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首先,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读者的个人阅历、个人的情感体验使读者有了个人的喜好转变,这种喜好的转变影响着读者对译文的选择。其次,读者的期待还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身边人对某一具体版本译文的评价,或多或少会影响读者的期待感,进而影响选择。这时的市场反馈变化可能会让译者在下一次翻译中去迎合读者,对译者行使主体性权力产生影响。最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影响着大多数读者的选择,读者会根据被灌输的价值观去对译文做出自己的理解,对译文产生选择。被这三种因素所影响的读者期待最终会为译者所知,使译者在考虑读者期待的过程中,牺牲自己作为翻译主体中心所拥有的一定程度的主体性。

三、结语

毫无疑问,译者主体性是翻译活动中的一个客观存在。研究译者主体性对探讨翻译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这揭示了翻译本质,推动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新认识,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这对翻译学及其学科建设起到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即研究译学学科不光要靠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还要整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其实是伴随着许多来自不同方面的制约因素的,研究这些制约因素能够使我们将译者能动性看得更加清晰,在我们进行翻译活动时将能动寓于制约之中,使译者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最终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范畴篇[A].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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