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

近代崛起于湖湘的英才群体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湘军大帅，郭嵩焘、魏源等湖湘思想家，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蓉、曾国荃、杨载福、刘松山等湘军名将，可谓洋洋大观，声震寰宇……独王錱一人籍籍无名。而事实上，湘军起于团练，而王錱是团练最先的创始人之一，虽英年早逝，却功勋卓著。所谓湖南人的血性，是上述英才群体一刀一枪从血雨腥风中杀出来的，而王錱，正是其源头之一，一个顶天立地的血性汉子！

王錱（1825—1857），字璞山，与湘军统帅曾国藩、大将罗泽南同为湖南湘乡人。祖父王之海秀才出身，“待人无欺，遇贫困残疾人，寒则赠衣，饥则予食”。父亲王宗麓，教学于乡里。王錱五岁入私塾，二十岁为村塾师，二十四岁时，以府试名列前茅，补县学生员。同年从师于罗泽南，与罗门下诸生交游，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湘军干将。王錱素有大志，放言：“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十四岁时在自家墙壁上题写：“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

王錱好为议论，声大而远。同门侍坐，辞气涌溢，他人很难插言，老师罗泽南玩笑说：“璞山能否少作休息，让我等也开口说句话。”王錱自己也笑起来。时道光二十九年（1850）夏，天大旱，饥民塞道，土寇啸聚百人于县南掠食，居民惶骇而不知所措。王錱从学舍回来，集合乡人以兵法部署，土匪遂被逐散。王錱然后建策县官发仓谷平粜，劝富绅出余谷赈济。受乡人推重，王錱遂有侠名。太平军起于广西，湖南受到波及，盗贼四起。王錱倡团练保伍之法。由于承平日久，乡人并无响应。王錱不计成败利钝，不顾祸福生死，上说下教。湘乡之办团练，实为王錱所倡导。后来湘勇成军，王錱所部遂称为“老湘营”。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入湖南，破道州。“公（王錱）上书县令朱公孙诒，请练民兵讨贼。朱公壮之，令与罗忠节（泽南）募乡勇千人教练”。于是王錱与罗泽南束伍选士，亲教之步伐技击。这正是湘军的真正肇始。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发文令下属举荐将才，县令朱孙诒举荐王錱，王錱于是率三百人赴省城应召。罗泽南也奉命率部赴长沙。罗泽南、王錱师生合军一处，罗泽南统带中营，王錱统带左营。

11月29日，为母守孝的在籍侍郎曾国藩，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的咸丰谕旨，令其帮办团练，以应对势不可挡的太平军，湘勇遂归入曾国藩麾下。王錱即奉命赴衡山、桂东、兴宁等地征讨，积功升任知州，赏戴蓝翎。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奉命调派所练湘勇赴援江西，在罗泽南、朱孙诒、郭嵩焘等人的带领下，于7月19日抵达省会南昌。五日之后，即与太平军主力赖汉英、石贞祥、韦俊部大战于南昌城外，由于参战其他队伍没有如约到达，湘勇寡不敌众受到重创。但此战充分展示了湘勇的战斗力：湘勇虽孤军对敌，但个个奋勇争先，官兵皆无胆怯后退者，湘勇杀死太平军二百余人，自己也战死八十多人，“而勇敢之名大震于匡庐彭蠡之间”。曾国藩从败战之中看到了以湘勇敌太平军的希望，坚定了信心。

此时正在郴州征战的王錱得讯乡亲死伤，“悲极而愤，偕诸友率营中勇恸哭招魂而祭之，恨不能即插翅飞去，生食若辈之肉”。又向曾国藩请缨道：“求令錱得邀合各营湘勇同志者，并许錱添募二千，先扫清江右之匪，以慰我亡友亡勇于九原。”曾国藩初创团练，正需将才，为王錱杀敌复仇的气势所振，八月二十三日，在给好友江忠源的信中，对王大加揄扬：“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盖刘琨、祖逖之徒。”刘琨、祖逖都是晋代名将，闻鸡起舞、中流击楫两个成语，即来自此二人。

时太平军再次兵临武昌城下，湖北告急，湖南也再次告警。添募乡勇，增援湖北，保卫湖南，成为当务之急。9月17日、10月2日、5日、15日，朝廷连下四道谕旨，命曾国藩带所部湘勇赴援湖北。时任湖广总督吴文镕乃曾国藩座师，也书信叠催，而湖南土寇又起，需要镇压，曾国藩压力大增，却在如何练勇、何人统带等问题上，终于造成曾国藩与王錱的失和。

从《駱秉章自注年谱》看，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认为，曾、王失和缘于受人挑唆。“时曾涤生住衡州，伊（王錱）言于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将粤匪扫荡。曾遂致信省城，言王璞山有此大志，何不作成之？我复信请其到省面商。后王璞山偕吴坤修从九（品）来见，备言先发口粮（钱）二万两，硝磺各一万，曰：湘勇招募三千，必能不负所委。王璞山说湘乡言谈（方言）多不甚晓，吴坤修代达。我谓暂且招二千，因经费支绌，若不敷调度再招。即发札并饬局发口粮及硝磺等项。王璞山遂偕吴坤修回湘乡去矣。闻曾涤生致书伊老师吴文镕先生，极言王璞山之能。不数日，吴坤修到省求见，言王璞山回乡招勇，出入鸣锣摆执事，乡人皆为侧目。其人如此，实不可用。我言伊得保举同知，初回家乡，不过荣耀之意。我粤新中举人回乡亦如是，似不足怪。吴坤修无词而对。翌日，伊又来求见我，言王璞山所招之勇多是匪类，又不发口粮，连夜在县城偷窃，赖令不胜其苦，又不敢言。将来带勇到省，难免骚扰。我言汝同王璞山回湘乡招勇，又是至好，何以不为规谏？吴坤修云，伊凡事不由我管理，是以难进言。我云伊一切皆不交汝管理，是以尔说他（不好）。吴坤修见我不信其言，辞去，即往衡州见曾涤生。两旬间吴文镕即有咨函言王璞山之勇恐靠不住，止其不必来鄂。不数日，王璞山带勇到省，我以吴制军之咨示之，著其留勇二千四百人，其余六百名作长夫，嘱其日日训练以备调遣。吴制军（文镕）若调王璞山带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将，恐不致有诸城之败。利口覆家邦，信然。”

骆秉章文中虽没有直接指责曾国藩受人搬弄，可亦能体会有此意。曾国藩举荐王錱在先，而又听信吴坤修的谮言，在吴文镕那里中伤王錱，吴文镕偏听偏信自己的门生，因成见而不用王錱，致使军溃身死。骆一言以蔽之：利口覆家邦。

这样一来，曾国藩岂不成有眼无珠、受人拨弄之人了吗？史称曾国藩可是有识人之明的啊！从他许王錱为刘琨、祖逖之徒来看，有个细节值得玩味。刘琨，字越石，史传称其“少负才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值得注意的是“浮夸”这个词，王錱时年二十八岁，正是头角峥嵘的年纪，“负才气，语天下事甚易”。曾国藩虽然看重其奋勇请缨的锐气，但未必不对他的“言而夸大”抱有警惕。从后来曾给王錱的信中可以看出，曾之不满于王，主要是因为王言而无信且过于张扬。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报湘人七月之仇，国藩欲添募数千，往助岷樵（江忠源）一臂之力，两书往返，不谋而合。厥后足下来衡，而商大概规模约定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许，可劝捐饷银一万，可私办军装数项，盖以吾辈私兴议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日书来，言二十四日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刺谬矣……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家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

综合骆秉章的记述和曾、王之间的书信往返，可见曾国藩对王錱的不满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言而无信。曾、王在衡州商定，军饷器械自筹，以劝捐解决。但二十四日在省城，王却要求骆秉章发放口粮钱二万两，弹药所需硝磺各一万斤，“一切皆取之于官”，招募人数也增至三千人。二是言大而夸，行事张扬。曾欲招足乡勇万人，为的是交给江忠源，与太平军一争高下。王錱却大有自代之意，且募勇时招摇过市，令乡人侧目。在曾国藩看来，未免器小易盈，不像做大事的人的样子。三是不重素质，所招乡勇良莠不齐。若不严加淘汰，认真训练，则必成乌合之众。四是不听约束，改换门庭。王錱借援鄂索饷，而骆秉章助以官费，颇有将其收为己用的意思。在曾国藩看来，王无异于为扩张其实力而投效骆氏，且依仗骆氏，不服管束。

至此，曾国藩对王錱观感大变，在九月致吴文镕的信中，认为王乃匹夫之勇，器小易盈，不足以任大将：“璞山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江忠源）之智勇兼全，器具闳远，则非其伦也。”

王錱所招湘勇计三千四百人，另雇长夫一千余人，原拟赴援湖北，旋因太平军退兵，武昌解严而未能成行。曾国藩遂大加裁汰，王部只留下两营七百二十人，而其书信中的言语也不免含讥带讽。以王錱自负的个性，非但听不进曾的劝告，反而认为他是出尔反尔，有意刁难。这样，王对曾之札件，“概不回答，既无公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出现这种“同舟而树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的局面，平心而论，两人都有些意气用事。

在曾国藩而言，若能如骆秉章之年长宽容而待王錱，曾、王或不至于反目，吴坤修归咎王錱之言，不至于凭空捏造，有所夸大则有可能；就王錱而言，行军打仗，一切以听号令为先，不听号令，等于自外于曾国藩所编练之军伍。曾国藩则知王錱之不为所用，于是致信骆秉章：“璞山之勇，若归我督带，则须受节制，此一定之理。既不受节制，自难挈之同行……一将不受节制，则他将相效，离心离德，何以策功？若听璞山自成一军，公宜先行奏明，此亦一定之理，世虽大乱，而纲纪不可紊也。”

至此，曾、王两人分道扬镳。王錱脱离曾国藩，成为骆秉章节制下的一支湘军。后曾国藩亲督水陆万人自衡州东征，而骆秉章令王錱前往配合。王錱所部连克湘阴、岳州，疾进至羊楼司，时大股太平军到来，王錱寡不敌众，退守岳州。而岳州乃空城无粮，王錱陷入太平军重围，湘勇一整天没有吃饭。曾国藩派船至城西门接应，湘勇纷纷出城，王錱羞怒，拔刀自刎，众拥其登舟。此战营官钟近衡、近濂兄弟及刘恪臣十数人战死，都是罗泽南弟子，也是湘勇将才。王錱军声大挫，曾国藩痛骂王錱：“狂夫，怎么会不败事！”曾国藩率大军继进，败于靖港，也愤而投水，为属下所救。曾国藩与王錱都是书生带兵，没有生而为明帅良将者，只能从不会战到会战，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再走向胜利。王錱如此，曾国藩亦如此。

此败给王錱带来极大的震撼，由此痛思前非和致败之由，深求古人致胜于万全之道，参以当日之所宜，恍然有所得。从此日集各勇而训练之，务求使之人自为战。王錱写信对朋友说：“不敢躁，亦何敢怠。张睢阳诗曰；‘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錱惟随时随事，尽分所能为，力所能至而已，他何知焉。”

此后曾国藩率罗泽南、李续宾兄弟等，转战江西、湖北，所向克捷，湘军威震天下。而王錱所部，听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宾左宗棠指挥以防湖南。其时东南各省均有太平军出没，独湖南大体完善。太平军既奠都江宁，留在两粤的余部，日夜图北出与江宁太平军会合。湖南缘边列县，人心动摇，太平军至，则蜂起呼应。王錱所部不过千人，抱饥苦战，常数日不得食，在崎岖的湘粤边境万山之中，所遇皆强敌，其众数倍，朝东而暮西，此灭则彼起，孤危百战，经三四年，太平军余部终被消灭，湖南得安。以致北出之湘军得以尽力征战，无反顾之虞。王錱积战功累官加按察使衔以湖北道员记名简放。

曾国藩率所部出省征剿，然客军孤寄，与前、后江西巡抚文俊、耆龄皆不相合。兵困江西，屡为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所败。随着时间的流逝，王錱在省内逐渐成熟起来，对当时与曾国藩之过节颇自内省，王錱写信给在江西的曾国藩说：“生平读书论古，窃见夫贤豪者流，或于其志同道合之人仍有龃龉，自负昂藏傲岸之概，不肯降心。君子谓其所执者隘，而所亏者多也。乃匆匆焉而躬自蹈之，不亦伤哉！……而疏狂之罪，在而无可辞矣。数年来，徬徨奔走于岭表、洞庭之间，欲求如衡州抵掌之一日而不可得。呜呼，茫茫天壤，同志几人？觌面构交，知心谁是？此錱所以情不自禁，而欲一献言于阁下之前者也。”曾国藩接信，对与王錱之间的芥蒂也已释然。

咸丰七年（1857）二月，兵困江西的曾国藩丁父忧回籍守孝。此时江西郡县陷于太平军者四十余城。湘军李续宾、刘腾鸿、李续宜、刘长信、萧启江、黄冕、赵焕联等皆顿兵坚城，久攻不下。数战败绩，良将阵亡，士气大受影响。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草奏言：“石达开在诸贼中，能以狡黠收民心，以凶威钤其众……非王錱一军不足制之。”于是令王錱选精锐三千人，于咸丰七年三月出援江西，不攻坚城而四处游击，声东击西，纵横驰突；太平军不知知措，王錱率军旬月之间，大捷十二，太平军畏之如虎，“出队莫逢王老虎”在太平军中流传。

可惜的是，天妒英才。咸丰七年（1857）八月，老湘营创始人王錱因过度劳累，感染热疾，病故于江西乐安军次，年仅三十三岁。临死前，王錱将曾国藩所赠的“二十三史”留给张运兰。这套“二十三史”颇有来历，它是1837年曾国藩进京投考进士落第，回乡转道拜访时任睢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时，借银百两加衣裘相抵而购得。曾国藩将如此之物赠予王錱，可见他对王錱的欣赏与看重；而王錱临死前将其转赠，也可见此物在王錱心中的分量。

曾国藩曾作《湘乡县宾兴堂记》，表达对湘军功绩的自豪：“‘湘勇之名闻天下。一时宿将，如罗忠节公、王壮武公、李续宾兄弟、萧君启江、刘君腾鸿、赵君焕联、蒋君益澧，及余弟国荃辈，皆以仁勇为士卒所亲附……秦、汉称陕西出将，考之安定、天水、陇西诸郡，曾不能敌今日之一县。可谓盛哉！”将王壮武公继之于罗忠节公，可见曾国藩最终对王錱的人品、勋绩是认可的。

攻克金陵后，湘军纵兵大掠，曾国藩甚怒，认为湘军暮气已重，果断予以遣撤，唯一保留的就是王錱打底的老湘营。此后，老湘营不仅随曾国藩北上剿捻，后来左宗棠平定陕甘、定鼎新疆，老湘营都是作战的核心主力。事实证明，年轻时稍嫌张扬的王錱，绝非庸常虚浮的夸夸其谈之辈，而是湖湘将帅之中的文武全才，若非早逝，与曾、左、胡、彭等量齐观，亦未可知。曾国藩早年对王錱“只堪裨將”的评价，显然失之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