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

——托尔斯泰

文学大师之间的友谊往往是从欣赏对方的作品开始的，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友谊就是如此。

1899年1月14日，作家彼·谢尔盖延科将一本《家庭》杂志带给托尔斯泰，这篇杂志中恰好载有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托翁在阅读小说之前向彼·谢尔盖延科询问道：您对这篇作品感觉如何？谢回答：好像不怎么样。

托尔斯泰不再多说什么，开始自己朗读小说，刚读完前几段就站了起来，兴奋地说：“太好了！多么精彩的语言！”

小說不足万字，托尔斯泰很快就读完了。放下杂志，托尔斯泰对谢说；“您怎么说‘不怎么样？这简直是一颗珍珠。女性爱的本质被刻画得如此细腻！语言这么出色！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还是我，都不能写得这么好。”

第二天，他又向家人朗读了《宝贝儿》，过了几天，他又向客人朗读了这篇小说。以后，凡是心情好的时候或者有客人来访，托翁都喜欢当众朗读《宝贝儿》，这似乎成了托尔斯泰的保留节目。他几乎能把这篇小说背出来，并且对客人不断表明：“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更为高明！”

1905年，托尔斯泰把《宝贝儿》编进《每日读物》，并亲自为它写了跋，充分肯定了其价值：“一个女人一定要怎样才会使自己幸福，而且使得命中注定为她所爱的人幸福呢？‘宝贝儿恰好成为那类女人的永久典型。”

那么，对此契诃夫自己是怎么看呢？

1899年1月27日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不久前我写了篇幽默小说，近日有人告我，列夫·托尔斯泰常常朗读这篇小说，读得非常好。”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文坛新锐能得到文学前辈大师的首肯并且是盛赞，一定会激动不已，尤其是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物。在俄罗斯文坛上，托尔斯泰是一个非常苛刻甚至还很专横的人，他很少对一个作家以及他的作品赞不绝口，而契诃夫恰恰是能得到这种荣幸的极少数作家，能获此殊荣，作为契诃夫的的确确有理由感到所愿已足。

但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看起来，契诃夫对文学巨匠的赏识并不感到欣喜，只是淡淡地说托尔斯泰“读得非常好”。这其中就有些玄机了。

二

说起来，契诃夫对托尔斯泰这位享誉文坛的大师早已仰慕已久，在他心目中，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化界有三位巨人，“首席作家”托尔斯泰；“次席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第三位则是画家列宾。因此，1895年8月8日契诃夫拜见托尔斯泰时，绝对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内心充满崇拜和紧张。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的第一次见面是颇有些戏剧性的。俄罗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布宁回忆说，为了见托尔斯泰，“他（契诃夫）几乎花了一个小时才决定穿哪条裤子去见托尔斯泰……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裤子，从卧室进进出出。”布宁觉得他这样做有些小题大做，“这是去见托尔斯泰呀”，契诃夫说道。

“不，这一条裤子窄得不像样！”契诃夫自言自语地叨念着，“他（托尔斯泰）还以为是个蹩脚的作家。”

于是又另换了一条，走出来笑着对布宁说：“这一条宽得像黑海一样！他还以为是个无赖……”

1895年8月8日上午，身着正装的契诃夫乘车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没料到就在庄园通往乡间的大道上遇到了穿着一身老农服装的托尔斯泰。原来他刚刚下田干活，累得一身汗，正准备到河里洗澡。看到西装革履的契诃夫，他就像见到老相识一样，热情地建议契诃夫脱掉西装陪他一起去河里洗澡。

契诃夫一开始很拘谨，但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无拘无束的场面。于是两个人脱光了衣服走下河，两位文学大师的头一次见面，是彼此都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坦诚相见”，可以说毫无保留。

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了三十二岁，但是相互之间并没有通常所说的“代沟”，在以后一天半的时间里尽情地谈论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双方都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一个月后，托尔斯泰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契诃夫：“这个人才华横溢，心地善良，但他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观。”

契诃夫在谈到这次会见的感想时说：“当你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谈话时，你会感到完全受他支配。我从未遇到过比他更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各方面比他更出色的人。他几乎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人。”同年10月26日在给自己的朋友苏沃林的信中再次提到这次见面，并且说“托尔斯泰真正是个伟大的道德力量”。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契诃夫对托尔斯泰夸奖自己的作品反而有些淡然呢？

我们不妨把时间拉到1901年，这一年秋天，托尔斯泰与契诃夫、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一个旅游胜地会面。那天，托翁见到了忘年之交非常高兴，谈兴颇浓。聊到契诃夫的作品《宝贝儿》时，托尔斯泰更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赞赏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如何圣洁，小说的语言如何幽默。坐在一旁的契诃夫恰巧有些身体不适，脸颊上泛着红，低头坐着，他一边认真地听，一边不停地擦拭自己的夹鼻眼镜。

当时在座的高尔基观察到两人截然不同的神情，“托尔斯泰说得很激动，泪花在眼眶里闪动”，契诃夫却有些尴尬，“良久沉默后，叹了口气，不好意思地轻声说：‘这里头……还有些明显的错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苏联著名文学评论家、科学院院士拉克申在《托尔斯泰与契诃夫》一书中对这个情景有个解读，或许能够打开这个谜团：这是契诃夫向“权威读者（即托尔斯泰）表示沉默的异议”。

一个作家创作一部作品肯定有自己的创作意图，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言谈话语、举止动作、特别是所要表达的行为倾向，往往反映着作家的心理活动。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

尽管读书界有种说法，“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实际上，只有莎士比亚心中的那个“哈姆雷特”才最接近真实的“哈姆雷特”。

对于自己的作品《宝贝儿》也是如此，在契诃夫看来，托尔斯泰是误解了自己的作品，也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

一次，契诃夫对布宁说：“我最钦佩的是托尔斯泰对我们这些作家的蔑视，不仅是蔑视，他认为我们全是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些孩子。”契诃夫的这段话，实际上暗示了托尔斯泰对自己的不理解，或者说表明了他们在世界观和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有一个印象，即我的父亲很想接近契诃夫，很想把他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是，他感到一种无声的抗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阻碍着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那么，契诃夫的作品《宝贝儿》究竟讲了些什么，会让这两位文学大师有如此大的分歧？

三

小說《宝贝儿》讲述了一个八品文官的女儿奥莉加一生曲折的感情经历。奥莉加是一个“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的女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没有爱，不然就会空虚无聊，甚至“什么见解都没有了”。

当奥莉加爱一个人，她所爱的人怎样想，她就怎样想。当奥莉加与剧团经理人生活在一起时，她认为“世界上顶美妙、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当她与木材商再婚时，她就“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事情就是木材”。当她爱上兽医时，她就“重述兽医的想法”，和周围朋友大谈牲畜健康。当她把母爱给予兽医的儿子萨沙，甚至“愿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时，而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所讲过的。

表面上她见异思迁（见一个爱一个），但却又无比忠贞，忠诚每一个她所爱上的男人。她敢于追求爱情，对于所爱的人，她言听计从没有主心骨，但又温柔善良，散发着人性美的光辉。

在托尔斯泰看来，尽管奥莉加身上有缺点，有不足，你可以不喜欢她，但你却不能不尊重她，不能不承认她的确是“一个满心热爱的纯洁女性”，是个伟大感人的俄罗斯母亲。托尔斯泰认为在奥莉加身上看到了“妇女的典范”。“宝贝儿的灵魂，以及那种把全身心献给她所爱的人的忠诚，并不可笑，而是神圣的，惊人的”。

托尔斯泰的看法是与他的妇女观紧密相关的。或许由于他的贵族出身，托尔斯泰对妇女的看法总有一种偏见。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认为一个男人的堕落多是由于女人的诱惑，尽管年长以后他也为自己曾经的放荡做出过忏悔，可在内心深处这种烙印还是会时时表现出来。

有一年秋天，在莫斯科的苏哈列夫塔附近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托尔斯泰看见了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这个女人睡倒在人行道上，从临街的院子里流出的污水，正好流在她的后颈以及背下面。那个女人就这样醉卧在冰冷的油污的水里，口中还喃喃地念叨着什么。她不时扭动着身子，似乎想从潮湿阴冷的地面上挣扎着爬起来，但始终无法做到。

在这个女人的身边有一个金头发大眼睛的小男孩儿，一边吸着鼻涕，一边在哭喊：“妈妈，你站起来呀，站起来呀！”眼泪顺着小男孩儿的脸颊流下来，凄惨、疲惫、失望的声音在小巷中回荡。地上的女人似乎听到儿子的呼喊，她动了动胳膊，喉咙里发出声响，抬起头来，但又倒下去，后脑勺又重重地陷在污泥里面了。

看到这情景，托尔斯泰打了一个冷战，想过去帮助这个女人站起来，可看到她这副肮脏落魄的样子，尤其身上沾满黏湿滑腻的油污，就打消了念头，心中不禁想到，要是挨到她，恐怕就是过了一个月，手上还会有这种滑腻腻的感觉和馊臭的污水味道，这是多么可怕呀！

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告诉高尔基，并且严肃地说：“您见过很多喝醉酒的女人吧？很多，啊！我的上帝！您千万不要描写这个，这是不应当写出来的！”

高尔基不解地望着他，心里想，这难道不是现实生活吗？于是问道：“为什么不该写出来呢？”

托尔斯泰带着思索的神情，慢慢地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这样觉得……不好意思写出丑恶的事情。”

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托尔斯泰看到太多的社会丑陋，现实中的女人与他在《宝贝儿》中读到的女人有着太大的反差，因此，他才格外地赞赏奥莉加，因为，“宝贝儿”在他心中寄托着美好的、理想的女人形象。

对于女人，托尔斯泰有着自己独特的评价。高尔基曾回忆过这样一个场景：“我跟他认识的那个晚上，他领我到他的书房里去（那是在莫斯科的哈莫弗尼奇），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他说的很严厉，很残酷，他认为一个健康的少女不会有什么贞洁的观念。他说：‘一个过了十五岁，而且身体健康的女孩子就渴望男人来拥抱她，追逐她。她的理智对于她所不懂的那件未知的事还怀着畏惧心，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贞操，贞洁。可是她的肉体却已经知道那件她不能够了解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合法的了，她的肉体不管她的理智怎样的害怕，它都去要求实行这个法则。”更为极端的是，有一次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甚至说：“女人在肉体上比男人更诚实，而在思想上却比男人更虚伪”，“一个抓紧你的XX的女人并不危险，危险的倒是那个抓紧你灵魂的女人。”

因此，托尔斯泰虽然坚决反对将妇女作为男人享乐的工具，但却不赞成争取妇女的社会解放。在《克莱采奏鸣曲》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非常明确地表示：“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里。”言外之意，他希望女性能回归到家庭的范围内。一个女性最适合的位置就是家庭，女人的使命是生儿育女，做一个贤妻良母。托尔斯泰认为女人出嫁之前应该是一个好女儿，出嫁之后应该是一个好妻子。

对于此，高尔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托尔斯泰对女人怀着一种敌意，除非她是个基蒂。”基蒂是托翁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人物，她是列文的妻子。尽管在爱情上遭受过挫折，然而一旦结婚，却始终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她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到丈夫身上，不问家庭以外的事，而且在事业上也完全支持丈夫，做丈夫的精神奴仆。基蒂的生活目标是“尽力筑自己的巢，并且忙于一边筑，一边学习怎样筑”。

1868年底，托尔斯泰曾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短文：《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这篇文章浓缩了他对婚姻和妇女问题的看法。例如：首先，父母的家庭生活要和睦一致，以使儿女在道德领域方面的要求获得满足。其次，妇女的天职是生养和教育孩子，一位贤惠的母亲不应该梳妆打扮，不应该关心自己的外表，不应该出入社交界，甚至连“为僧侣和饥民操劳”也不应该，应把更多的努力放在孩子身上。最后，妇女的尊严就在于完成自己的这一使命。一个妇女为了献身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测量社会进步程度的试金石。怎样认识、解决妇女问题，则往往反映出作家的思想倾向。托尔斯泰作品中的理想女性都是一些贤妻良母。他所主张的情操高尚、精神相通、互相尊重的男女结合，建立和谐的家庭生活，以此来改善妇女的地位，是与他号召“不以暴力抗恶”.主张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来建立“人间天堂”的空想是互相呼应的。实际上，这是否定妇女的社会作用，把妇女的活动局限在做传统女性的范围里。

但是，契诃夫却不这么认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格尊严问题在俄罗斯历史上向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除了人性原因之外，还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森严的等级观念和尊卑意识是漫长的农奴制留给俄罗斯人的主要遗产。

男女之间的真诚、高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地位与人格为前提，爱情的双方在人格上完全平等，既保持各自的独立个性，又互相支持，携手并进。而奥莉加完全以对方为中心，将自己依附于对方，舍弃自我，这样的爱情观就背离了爱的真谛。

奥莉加的软弱无能与缺乏自强不息的精神，其实和她的庸俗相辅相成，即奥莉加的软弱无能、缺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自我缺失、庸人哲学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换言之，正因为她软弱无能，所以才丧失自我。

在《宝贝儿》中，奥莉加的庸俗表现是与三个男人（两位丈夫和一位情人）的庸俗人格相得益彰。她所热爱的三个丈夫或浅薄、平庸，或虚伪、粗暴，在对待她的态度上都一样庸俗不堪。而正是在这些庸俗不堪的小市民身上，寄托了奥莉加对生活和爱情的希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庸俗的生活是人性中的普遍存在，要摆脱那种庸俗的生活是非常之难的。契诃夫就是通过笔下的小人物的庸俗形象，表现出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一个侧面。

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是作为“庸俗生活”的代表所要针砭和否定的，正像高尔基所阐述的：在契诃夫“以前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们生活的那幅可耻、可厌的图画照它在小市民日常生活的毫无生气的混乱中间出现的那个样子，极其真实地描绘给他们看。‘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

对托尔斯泰，契诃夫是无比尊重的，也是一向推崇的。1890年他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托尔斯泰是头号名流，我则排在第八百七十七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他对托尔斯泰的学说是深信不疑的。他崇拜托尔斯泰，追随托尔斯泰，而且在托尔斯泰学说影响下，写出了《好人》、《哥萨克》等优秀小说。但到了八十年代末，特别是1890年的萨哈林岛之行后，契诃夫渐渐对托尔斯泰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萨哈林岛苦役犯的非人生活及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深深感到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人性的复杂矛盾与丑陋庸俗，不是用一个“爱”字就能完全解决的。

1894年3月27日，契诃夫在致苏沃林信中第一次全面地、坦率地谈了他对托尔斯泰的看法：“托尔斯泰的训诫不再感动我了，甚至在我的灵魂深处对它抱着反感，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以前托尔斯泰的哲学强烈地感动过我。有六七年工夫迷住了我。影响我的倒不是这种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我早先就已经熟悉了，而是托尔斯泰的表达方式，它那种细致周密，另外大概还算得上他那种独特的魅力。然而现在我的心里却有一种东西在抗议，深思熟虑和正义告诉我说：对人类的爱，在电力和蒸气中比在戒绝性交和戒绝肉食中多。战争是坏事，审判是坏事，不过，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我应该穿树皮鞋，应该跟长工和他的妻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

这段话表明，契诃夫对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他不赞成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充满福音色彩的道德说教，更不赞成托尔斯泰“戒绝物质享受”的禁欲主义主张。关于这一点，契诃夫曾向他的友人申明：“我这个人永远也成不了托尔斯泰主义者。在女人身上我首先是爱她的美，而在人类历史中我首先是爱文化，爱那些表现在地毯、弹簧轮马车和思想敏锐上的文化。”

契诃夫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作为坚信理性和科学的人，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托尔斯泰的学说。契诃夫的纯理性主义与托尔斯泰宗教学说以及契诃夫所说的托尔斯泰哲学的基本论点是互不相容的。一方面，他敬佩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另一方面他对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是二十世纪两位最伟大的作家，尽管他们之间有歧见，但两位文学巨人依旧互相爱慕，惺惺相惜，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1903年3月31日，是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最后一次见面，地点仍是在克里米亚的卡斯普里。参加会面的还有高尔基，事后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不无忧虑地对高尔基说：“我已经是老头子了，也许无法理解今天的文学，但我以为它不是俄罗斯的。”说罢，托尔斯泰转过脸，对着契诃夫充满深情和信任：“而您，是俄罗斯的，完全是俄罗斯的。”或许，托翁觉得这样说还不能完全表达他对契诃夫的喜爱和期望，他缓缓地站了起来，微笑着拥抱了契訶夫一下。契诃夫为此有些不好意思，但十分感动。

半年过后，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接待一位青年作家时，再次聊起了契诃夫和他的作品，托翁严肃地说：“契诃夫像普希金一样，把形式推向了前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契诃夫，这是散文中的普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