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益健

摘 要：文章通过介绍红山文化骨笛、骨哨，对中外出土的史前骨笛、骨哨进行比较，阐述红山骨笛、骨哨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红山文化;史前乐器;骨笛;骨哨

红山文化是起始于五六千年前的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起源之一。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和大凌河上游这些范围内。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56年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它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

在红山文化的出土文物中，有不少精美的骨器。红山文化时期的西辽河流域平均气温要比今天高出2℃左右。那里森林茂盛，水草丰美，成群的亚热带野兽鱼蚌遍布其间，为当时的原始部落人们提供优越的渔猎条件。从目前考古遗址已发现存留的远古动物骨骸来看，当时出没于这一地区的动物有马鹿、斑鹿、野猪、熊、松鼠、羊、狐、狍、虎等。远古先民使用它们骨骼中的头骨、长骨、肋骨、椎骨等制作出相应的骨器，用于生产与生活装饰，或者制造乐器骨笛和骨哨。在红山文化晚期，骨骼的来源已经从原来的野生动物向家畜骨骼转变，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主导着红山骨器的类型与制作工艺的变迁。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属于红山诸文化的早期形态。遗址中所发现的骨制品皆以野生动物的骨骼为用料，遵循着“因材成器”的骨器制作原则，基本用于渔猎性质的原始生产生活中。此时骨器的代表性的器具有骨刀、骨匕、骨镞、鱼镖、杵等，其中以刀和匕的数量最大，并且出现了颇具技术水平的骨、石复合型工具，如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等。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骨器一直陪伴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远古人的记忆里，它是美食的遗存，是称手的工具，是渔猎生活的象征。

在我国，目前已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是栾川龙泉山（庙坡）遗址，距今约4.5万年。考古人员通过对发掘过程和出土遗物的分析，判断该遗址的年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3万年，对研究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考古人员在此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包括石片、石核等，还有疑似有人为加工痕迹的化石，包括骨锥、骨片等骨器，该遗址内发现的骨锥年代距今约4.5万年，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同时，根据AMSC14年代数据测定，庙坡洞遗址的年代距今3万年以上，其中有的黏土层年代距今4.5万年，其底部的年代更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的生活环境可比现在差远了，但他们也有比较聪明的办法。为了将兽皮做成衣服穿在身上，他们会将一些动物骨骼、化石等加工成尖头模样，然后用这些骨锥在兽皮上穿洞，再用植物的茎等做“线”来将兽皮“缝制”成衣服。早在4.5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会用骨锥缝衣服了。

红山文化的骨器中，出现了较少的骨笛和骨哨。目前来说，史前文化中最早的乐器就是石磬和骨笛、骨哨。石磬是在生产制造石刀、石铲过程中，发现有材质清脆的声音演变而成。骨笛和骨哨也是古人在连绵的雨季，无法外出狩猎，在闲暇中不经意中发现用破损的骨管可以吹出优美的声音，后来通过不断的改进，才最终成型的。红山骨笛和骨哨，由于相对出土较少，而且红山文化中最出名的是红山玉器，大家提起红山文化，首先想到的是红山玉器，华夏龙凤的起源，最早的是玉制礼器、太阳神等有代表性的玉器。很少提起红山骨器，特别是骨器中的乐器——骨笛和骨哨。

红山骨笛和骨哨一般是利用大型鸟类动物的翅骨制成的，骨笛是去掉两边的关节，钻孔而成;骨哨是去掉一边的关节，在截面斜穿打孔而成。一般介于狩猎时的诱捕工具或生活乐器。作为诱捕工具的话，石器时代的古人通过长期的摸索，来模仿诱捕对象的鸣叫声，或者用约定成俗的声音作为暗号，引导族人围猎。在不断改进这些发音器具的过程中，逐渐培养了人们对音高、音量和音色的鉴别能力，培养了人们对音响的审美意识，从而演变制作专门的乐器，不断地提高了人们制作吹管乐器的技术水平。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原始社会部落原始乐器完善的时间不同，有的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越是早期的文明，出现原始乐器的完善时间越长。

从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来说，河南舞阳贾湖骨笛出现的最早，距今8000多年，呈现棕黄色，骨笛两端刻有规则的菱形花纹，且细如发丝。骨哨最早发现是在浙江省余杭市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多年。而红山文化的骨笛和骨哨，距今年代是5000—6000年。至于红山骨笛是属于本土乐器还是外来乐器？首先，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一个史前文明都有区域性，受部落迁徙的影响，史前物质交流具有局限性，在解决温饱的情况下，還没有出现物物交换，不同地域的文化都有明显区域性特征。例如红山之后的夏家店文化上层和下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其次，河南贾湖骨笛也有局限性，在贾湖遗址周边其他史前遗址也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骨笛出土。同样，8000年前的贾湖文化也不会影响到7000年前余杭河姆渡文化。在目前已知出土单孔骨哨的遗址文化有浙江桐乡罗家嘴、河南长葛石固、江苏吴江梅堰、甘肃永靖大何庄等遗址;出土双孔及以上类的骨笛有河南舞阳贾湖、河南汝州中山寨、浙江萧山跨湖桥、青海诺木洪搭里他里哈等遗址，这些遗址的表现都是独立性的，没有明显的关联性。所以，红山文化中的骨笛、骨哨，应该是本土区域性乐器文化，不是外来文化的引进。当然，我们或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国外最早的骨笛可以追溯到在斯洛文尼亚发现的5万年前，由古老尼安德特人用洞熊的腿骨制成的;在德国南部一个命名为盖森科略斯特勒的洞穴里发现用当时一种天鹅的腿骨制成的骨笛;同样，在德国北部杜塞尔多夫附近著名的古人类遗址尼安德塔发现了用洞熊腿骨制成的骨笛，距今43000—82000年。同样，国内河南贾湖遗址出现的骨笛距今8000多年，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的骨哨也距今7000多年，为什么红山文化遗址中骨笛、骨哨出现的晚？这是因为目前国内的史前文明研究还不够发达，缺乏更多的考古专业人员来研究史前文明。还有许多未知的考古空间等待更多的考古学家来挖掘。同样，也存在史前文化中国内外制造骨笛、骨哨的材质不同，其不同的制造材质，也反映它所承载的一些社会信息。通过国内外史前文化中骨笛、骨哨用材的对比，国内的骨笛、骨哨用材多是鹰、丹顶鹤等大型飞禽的肢骨，而国外史前文化中的骨笛、骨哨使用了天鹅骨、熊骨、鹿骨、山羊骨、鹰骨、火鸡骨等多种材料，具有多样化。这说明不同区域的史前人类在制作骨笛、骨哨的选材偏好不同。

音乐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是同步的，我们要探索国内史前文明中在骨笛、骨哨上的选材[1]偏好，就要先追溯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从当时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环境来参考。据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来看，其中动物骨骼多出土于第三、四层，其中第四层达到上万余件，据鉴定[2]共有61种动物，其中脊椎动物58种，无脊椎动物仅3种。这些丰富的动物资源表明当时的原始部落周围有丰富的食物来源，为长期稳定的定居和人口的繁衍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障。从骨笛、骨哨的制作材料看，当时丰富的动物资源为骨笛、骨哨用料提供了多种选择，国外史前骨笛、骨哨用的材料在国内并不罕见，有些材料还相对丰富。这就说明国内史前文化中骨笛、骨哨的制作选材上偏好更突出些。丹顶鹤是我国最著名的鹤类，它以优美的体态，飘逸的步伐，淡雅的气质受到人们的喜爱，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神鸟。红山文化中凤的图腾，其中有来源于鹤的部分。同样，贾湖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中用鹤骨、鹰骨制作骨笛、骨哨，也是源于对鹤的原始崇拜，对鹰之类猛禽的莫名恐惧。红山文化的凤鸟图腾、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双鸟太阳纹蝶形器”和“鸟形象牙圆雕”也从侧面证明原始社会对鸟的崇拜。古人对大鸟飞翔九天很是羡慕，自己对飞翔也极度向往，部落的大巫用大鸟的骨头制作骨笛、骨哨也是希望沟通鸟类的灵魂，祈祷给部落、族人带来好运。相对来说，史前骨笛、骨哨也是巫师沟通天地的乐器，那绵长而悠远的声音，给人莫名的向往，是一种希望、一种寄托。而对于国外来说，用不同的动物骨骼制作骨笛、骨哨，说明相对时期内可选择的动物骨骼少，也说明当时没出现明显的动物图腾和原始宗教意识。

其次，从我国内出土的史前骨笛、骨哨来看，红山文化发现的骨笛、骨哨数量是非常少的。如此，一方面说明墓葬主人的地位非比寻常，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墓葬的主人可以拥有骨笛、骨哨作为他们的陪葬品，这个应该由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决定的，也说明当时的骨笛和骨哨有专人负责使用、保管，类似于部落首领和大巫的角色，专职专管专用。因为史前考古以前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以供参考，我们目前史前考古的研究对象只能是遗迹和遗物，史前墓葬遗址中陪葬品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从陪葬品的多少看其地位，从地位再看其他特殊的陪葬品，从特殊陪葬品的摆放位置再看其实用功能等，这是个十分深远的课题。同样，红山文化中也出现了极少数的骨笛、骨哨半成品，这些半成品并不是为了吹奏而制作，而是专门制作的陪葬品，就像一些制作精美的陪葬石器一样，没有使用的痕迹，也不像礼器，这是当时专门用于有地位的人陪葬用得。所以，半成品的骨笛和骨哨，主要是突出墓葬主人的身份和特定的社会地位。

音乐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出现是原始人类大脑进化的体现，把自然界听到的美好声音通过媒介进行转换。作为原始乐器最重要的载体——骨笛和骨哨，由于特殊原因被保存下来，显得尤为珍贵。在当时的物物交换中，原始的加工工艺下，制造的骨笛、骨哨是很珍贵的。特别是因为某些丧葬原因，在特殊的埋葬环境下，某些骨笛、骨哨出现部分玉化现象，就像木化石那样，由木头玉化成石头，显得更是稀少。这些骨笛、骨哨在探索史前文明过程中的地位是相当突出的，它的出现和延续发展，说明了史前人类对乐器的使用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发展的。红山骨笛和骨哨的出现，不仅仅是红山文化出现音乐文明的见证，更是当时社会文明水平的发展标志，持有者具有某种特殊的身份。当时的原始人类，除了考虑一些基本的物质需求以外，还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和超自然的追求，这也是宗教的起源。

当然，原始骨笛、骨哨真正的用途是单纯的原始乐器、诱捕工具，还是巫师沟通天地的声音，或者是原始的纺织工具，这就需要结合实际出土遗址的情况来判斷了，就像史前石（玉）刀一样，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演变的过程中，从最初的生产生活工具演变为纺织工具打纬刀、早期兵符、刀形磐、兵器、刑具器、仪仗器等多种用途，每种用途都要结合石（玉）刀具体的出土环境、使用痕迹的部位、与陪葬的其他物品对比，以及周边遗址的出土的物品对比，才能有初步的说明。石刀，作为史前人类的基本生产生活工具，是普遍存在的。石质材质的石刀，转化为玉质材质的玉刀，一方面是因为原始社会等级的分化，不同阶级地位的区别，同时这种转化也影响着原始宗教信仰、原始乐器、原始礼仪等文明萌芽的出现。原始劳动的分工出现，玉（石）刀的功能演变，是一切文化的发展之母。同样，史前文化出土的骨笛、骨哨也是一样，那简单的样式后面掩盖着不为认知的秘密。我们只是发现了冰山的一角，真正在海面以下占90%体积的冰山，我们还是看不到。史前的文明、史前的乐器红山骨笛和骨哨，它承载着更多未知的信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去研究，从更多史前遗物的细节，演示它本来的面目和用途。追溯先人的步伐，聆听最原始的音乐，回归朦胧文明的初始，是考古人和音乐人的大追求。

参考文献

[1]宋爽.探析贾湖骨笛承载的社会信息[J].东南文化，2006（04）.

[2]魏丰，吴维棠，张明华，等.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