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娟

摘 要：商周青铜文明发达，大规模的青铜器群大多出现在以商代都城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但近些年来，在远离政权中心，自古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湖南宁乡一带，同样也发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在造型、纹饰上具有强烈的地域特点。湘潭地区在历史上隶属于楚国南部，湘潭先人深具楚学进步的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这无不一一体现在其创造的工艺精绝、风格独特的楚文物上。文章介绍了湘潭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楚系青铜器，以期对楚文物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楚文物；楚系青铜器

楚国（前1115—前223）作为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历经西周筚路蓝缕，后砥砺前行奋发图强，到春秋日益发展起勃兴之势，再变革兴邦不断扩张，战国时虽几经盛衰沉浮终可挥戈问鼎逐鹿中原，立国800余年，是大一统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全盛时疆域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及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江西、浙江、贵州部分地方。楚国先民所创造的楚文化辉煌灿烂迥异于正统的中原文化，“是一种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这种遗存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一定的空间范围、一定的族属范围、一定的文化特征内涵”（俞伟超先生定义）。

楚文化的载体主要是楚文物。楚文物的发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自宋代以来各代均有零星楚文物出现，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多发现有楚文化遗存，湖南的长沙、湘潭、临澧、常德、益阳、衡阳、资兴、溆浦等地均有大量有特点的楚文物出土，这为了解楚国当时的社会面貌，研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俗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形象而可靠的宝贵资料[1]。而在楚文物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当属青铜器。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言，楚系青铜器是构筑“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的六根重要支柱之一，它体现了我国南方当时的风俗好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和文化进程等诸多方面，故研究楚系青铜器是对楚史、楚文化的全面阐述的最大助力。

根据考古发现，湖南地区在商代早中期就已经有了小规模的青铜器铸造，发展到西周中期开始形成地域文化，春秋战国之际，湖南青铜器打上了明显的楚文化烙印。而至迟在春秋中晚期，楚人进入湘潭境内，他们越长江、渡洞庭、溯湘江而上，觅地而居，与原住民越人相融，杂处繁衍，共同生息，给湘潭大地留下了工艺精湛、风格独特的楚文物。湘潭市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楚系青铜器，涵盖了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饪食器、制作工具、农具等系列。本文就十几件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作一简要介绍，这些藏品均为国家珍贵文物。

1 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在商周自身器铭中多称为“彝”，即以钟鼎为代表的“彝器”是宗庙中常设之祭器，而这些祭器就是青铜礼器。在商周时期，战争和祭祀是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祭祀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自然神、天地神祇和先公先王三大方面，其目的是祈求甚或借助百神和列祖列宗来庇护贵族集团的利益和特权，进而维护“世代相续”的统治权利[2]。

1.1 春秋带盖蟠虺纹铜鼎

口径24.3cm，腹径26.6cm，耳距28.5cm，通高30cm，重4495g。春秋中期青铜礼器。隆盖，盖中央有一环形捉手，捉手内饰三周蟠虺纹，盖面饰蟠虺纹和三角垂叶纹，上腹部饰蟠虺纹、凸弦纹、三角垂叶纹，长方形直耳附于颈侧，耳部饰蟠虺纹，下腹部素面，圜底有烟炱痕，底部有三个兽蹄足（图1）。

蟠虺纹是青铜器纹饰之一，又称蛇纹，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纹饰，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此鼎器身内收形成轻灵的弧线，于威武雄浑中透露出聪慧机敏，三只兽蹄足稳健地托起平底。纹饰细部精妙而丰富，造型优美，体现了楚人的艺术风范和审美趣味。

1.2 春秋蟠龙纹铜鼎

口径47cm，耳距59.7cm，耳高9.8cm，通高42.3cm，重11.832kg。春秋晚期青铜礼器。平唇外折，口沿置长方形两耳外侈，束颈、深腹、平底、粗蹄足。颈部饰一周蟠龙纹，腹部饰凸绹索弦纹、龙纹带各两周，立耳外侧饰龙纹，蹄足上部浮雕兽头（图2）。

楚盂类鼎形态上的折沿特点传承西周以来的传统器形，在东周二期即春秋中期上段以后逐步形成楚系盂类鼎特征：束颈，腹、足向坦底、高足演变。战国时期随着楚势力、楚文化的扩散，这种有自身特色的折沿束颈高足盂鼎也流传、影响到周围其他地区。

1.3 春秋云雷纹铜甬钟

铣间21cm，于长16cm，甬高7.5cm，通高34.5cm，重5500g。春秋早期青铜乐器。钟身作合瓦形，钟口大而舞部小。上有甬，作圆柱体，上细下粗，甬之下部无旋，仅有一半圆形旋虫。腔体宽阔，舞部和篆间饰云雷纹，每面有枚18个，共36枚，枚的分布略大于腔高的1/2。钲部有铭文为后刻款，隧部有18个圆泡形凸起，呈四五四五排列分布。甬钟左右鼓均饰云雷纹，为侧鼓音打击处。此钟于1990年在湘潭县古城乡古城村出土（图3）。

“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商周贵族宫廷中的祭典与宴乐都离不开钟、磬这类礼乐重器。正式表演时，这类乐器都放置在显要的位置，并通过它们显示主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势，只有王公贵族才可以拥有这类乐器和享受它们演奏的音乐。而礼器中最重要的就是钟和鼎，钟鸣鼎食是帝王诸侯宴食的宏伟场面，亦是他们彰显身份的最佳载体。按照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四组编钟，诸侯公卿士大夫依次递减，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逐渐僭越，西周雅乐制度已经无法贯彻实施。

1.4 春秋镂孔蟠虺纹铜盏

口径20cm，腹径21cm，耳距26cm，通高18.8cm，重1920g。春秋中期青铜礼器。直口、方唇、束颈、深腹，由盖和器身扣合而成。器盖圆弧形，盖面正中有蟠蛇镂孔环形捉手，四周有四个透空獸首钮，盖沿三个三角形器卡。盖面饰三周凸弦纹和二周蟠虺纹，周边饰三角垂叶纹，盖顶中心饰涡云纹和蟠虺纹。腹部装饰凸弦纹和蟠虺纹及垂叶纹，腹侧两耳为蟠蛇盘绕组成的兽首，平底下附3足，每足为由小蛇盘结而成的透空兽形足（图4）。

青铜盏是春秋中期在楚国出现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器物，用途与簋、敦相同，是盛放黍、稷、稻、粱之祭器，流行时间很短。楚地出土的铜礼器盏着力于在附饰上加以发展，在纹样上加以变化，工艺力求其精，雕饰不厌其细，造型讲究优美[3]。该器盖顶的捉手似盛开怒放的美丽花朵，与耳足一起均为玲珑剔透的龙形装饰，用失蜡法铸成。器身两侧攀附着腾跃欲上的精巧虺纹，盏体纹饰繁缛富丽、变化多端，这种楚式盏的出现表现出楚国青铜器造型艺术已经发展成熟。

1.5 战国蟠虺纹提链铜壶

底径10.5cm，通高29cm，重1180g。战国时期青铜礼器。带盖，盖面隆起，上立两个环形钮。子母口，壶身直口、长颈、溜肩、鼓腹、高圈足外平撇中空，肩部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接铜链提梁，一边链条断。盖顶中心饰四分式涡纹，外圈为目纹和勾连云纹，以双弦纹相隔；颈部饰一周三角状纹，三角形内填多种卷云纹；肩部饰一周卷云纹；腹部饰四周蟠虺纹带。青铜壶纹饰的铸造工艺颇为特别，盖顶及肩颈部的纹饰用平雕线刻绘制，而腹部的主纹饰则以浅浮雕技法处理，虺蛇头部和躯干皆突出器表仿若游龙，整体形象鲜活，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图5）。

此壶胎质甚薄，纹饰颇精，平整线雕和浅浮雕结合的工艺形成精疏的对比，使整体效果细密而不繁缛、平整而有层次，体现了南楚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有较高的工艺水准。湘潭地区最常见的出土陶礼器鼎、敦、壶的战国楚墓中的壶的形制多仿自这类铜壶。

2 青铜兵器

青铜兵器是青铜器中的重要器类，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经过长期的战争消耗，在考古发掘中仍能发现大量的青铜兵器，由此可见当时兵器铸造之盛。目前所见鼎盛期的青铜兵器，质量最精者基本上都具有仪仗礼仪的性质，而不是平常的战斗用器[4]。这些兵器或厚重难持，或轻盈无锐；器上或有极精细的花纹，或用绿松石镶嵌出具有一定意义的纹饰；这些纹饰或狰狞威严，或涉及天文天象，总之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另有较多的兵器朴素无华，为实战用器。

2.1 战国双箍青铜剑

长70cm，宽4.2cm。战国时期青铜兵器。1993年湘潭县易俗河农机学校M1发掘出土，剑身瘦长，素面，剑首为圆形，圆柱茎，茎部有两道凸箍，锋刃锐利、形制特殊（图6）。

历史上以吴越剑最有名，战国时期的楚剑与吴越剑相同，均材质坚固、制作精良。剑属于古代的“短兵”，为楚墓中最常见的器物之一。

2.2 战国铭文铜戈

全长22cm，援长8.5cm，内长8cm，胡长11cm，重265g。战国时期青铜兵器。戈头窄援上扬略弯，援身中脊起棱。长胡三穿，下穿尾端有一侧栏。直内上下有刃，内上一横长穿，上铸有六字铭文“長埜（野）工（工师）痄冶它”，其大意为“长野这个地方掌管兵器的职官‘痄命令他属下专门从事兵器制作的‘它为‘痄制作一把戈供他使用”（图7）。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从春秋战国起就有了国家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涣的年审制度和政府官员质量负责制度。春秋初，齐、晋、秦、楚等国规定制造产品要“取其用、不取其数”，在原材料选择、制造程序、加工方法、质量检验、检验方法等都要按统一的标准和规定进行生产，以保障产品的“坚好便用”，这就是物勒工名制度。它要求器物的制作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此件铜戈上的铭文即物勒工名，虽只有六字，但说明了铸造地点、掌管兵器职官的名字、铸造兵器工匠的名字和铸造用途。先秦各国铜戈的造型无多大区别，文字相互间虽可阅读无碍但有众多迥异之处，此件铜戈铭文就有学者认为是三晋文字，疑为魏国铜戈。战国时各国间战乱频多，人才流动频繁，此戈若为楚地出土的三晋戈，它的出现是因战争、馈赠、交换或其他原因？这为进一步研究当时楚国与他国之间的军事礼俗、相互关系等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

2.3 战国短三棱形长鋌铜镞

战国时期青铜兵器。刃作三棱，带回刺，长鋌长尾，鋌前段为三棱形，尾端为圆锥形，前粗后细（图8）。

箭亦称矢，属于搭在弓或弩上发射的一种远程兵器。最初的箭只是削尖的树枝或是竹子，后来用石块或骨、贝作箭镞，安在箭杆头部，为保持飞行方向，又在箭杆尾郡装上箭羽。铜铁出现后，箭镞改用铜铁铸造，种类也随之增多，根据用途的不同，箭杆的长度和箭镞的长短、大小及式样有所区别。战国早期楚国铜镞多为三棱形，有长鋌、短鋌之分，在湘潭地区楚墓中常出土此类器物。

2.4 战国长三棱形短鋌铜镞

战国时期青铜兵器。三棱形镞身，面略呈凹弧形，三刃聚成前锋，镞刃锋利，鋌为圆锥形，前粗后细（图9）。

箭镞的威力取决于发射的工具——弓或弩，镞的形制有双翼、三棱、四棱、扁叶、圆棒形等。春秋战国时期，三棱式镞盛行，其优点是：制作简便，镞体坚固，镞锋锐利，穿透力强。因镞体近似流线型，箭飞行时阻力小，方向性好，保证了箭射出后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又具有较强的杀伤性能，所以到战国末年，三棱箭镞以其优势逐步取代了各式箭镞，成为箭镞的主要形制。

3 青铜车马器

先秦时期盛行车战，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主要看其拥有战车的数量，故常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强盛。根据周礼规定：天子六军，每军千乘，共六千乘；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先秦战车，一般一车四马为一乘，里面两匹为“服马”，外面两匹“骖马”，整车由辖、毂、辕、轭、衡等至少几十个青铜构件，并以上好木料制作，加上马身上的冠、衔、镳、节约、当卢、鞍、辔、銮铃、嚼等组成。

3.1 战国贴金云纹铜马饰

战国时期青铜马饰。由20件铜节约和140件铜络饰组成，其中铜节约为圆泡形，面隆起，直径4cm，高1.5cm，底徑3.5cm，重24g。上饰卷云纹，面上贴金箔，内空，侧边有4个对称的长方形孔，供穿皮绳用。铜络饰呈扁平方筒形，长2.5cm，宽1.8cm，高1.1cm，重10g。中空，两侧对穿，面上饰卷云纹贴金箔（图10）。

贴金工艺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但在春秋晚期以后才逐渐兴盛。制作时将金或银锤制成薄片或箔，以黏合剂将之贴附于器表，形成贴金，再锤砑熨贴即可，一般在铜质车马器和铜贝上使用较多。

3.2 战国卷云纹象首铜扣饰

长5cm，宽3.5cm，象首长4.5cm，重85g。战国早期青铜车马器。长方形框座，框座两边各立一相背的象头。框座正面饰卷云纹，背面饰S形云纹，象头饰螺旋纹、几何纹（图11）。

扣饰或可称为“方策”“活页卡环”，所见形状多种，属车器的范畴。一般同出两件，多带方框和活动的圆环。参考1973年湖北襄阳蔡坡4号墓出土的一件立龙铜扣饰和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一件错红铜云纹铜扣饰的形制组合情况，此件卷云纹象首铜扣饰与下面介绍的兽衔链环、双连环应可套合成一组或是两组器物。

3.3 战国卷云纹兽衔链环铜饰

通长14cm，兽高4.5cm。战国早期青铜车马器。通体铸一座兽形状，兽口嵌链条，链端套接单环，链环可四周转动，兽尾后部弯曲上翘，顶端凹空。座兽饰卷云纹、绹索纹、蝉纹、鳞纹，圆环饰S形云纹（图12）。

3.4 战国S形云纹铜双连环

大环直径6.3cm，小环直径2.8cm，重70g。战国早期青铜车马器。大圆环套小圆环，表面饰S形云纹（图13）。

3.5 战国绳索纹铜马衔

通长21.5cm，重270g。战国时期青铜马具。中间两小环相套，两端椭圆形环较大，环上饰绳索纹、凸绹索纹（图14）。

对于性情暴烈的马，仅有络头、笼嘴是较难驾驭的，必须勒住比较敏感的马口，勒马口需要有马镳和衔才能奏效。马衔两头的环伸出于马镳外面，镳衔套合而成，辔绳不系在镳上，而是系在衔伸出镳外的环中。驾驭马时，驭手只需将衔卡入马口，收紧颊带笼住马首，而后或紧或松左右辔绳，即能由辔绳通过马衔将信息传达给马，使马听从指挥。

随葬车、马以及车马器的制度约始于西周早期。车器是指战车上的铜质器件和专门作为车辆装饰的铜饰件；马器是指附着于驾车的马体上的铜质器具，包括装饰马首与马身的铜饰件，有的具有使用功能，有的具有装饰功能。这些看来零碎的小铜器虽然不像青铜礼器具有崇高地位，但一辆马车上使用不同的车马器不仅使车子显得高贵华美，更能彰显出车主人显赫的社会地位[5]。强盛的楚国，无论是在春秋五霸或是战国七雄时期，都有着问鼎轻重、挥戈中原的野心，在祭祀、雅乐、出行、丧葬等制度上均有僭越之举，而从这些殉葬的车马器上依稀可以窥见楚国诸侯出行时那“车辚辚、马萧萧”的奢华场景。

千百年来，楚系青铜器的造型雄奇瑰丽、纹饰诡谲奇特，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楚人审美情感的载体之一。这些古老华丽的楚文物注释着楚国曾经无比辉煌灿烂先进的文明，更给今人以美的享受、美的震撼和美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高至喜.楚文物图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中国艺术史图典·青铜器卷（上）[M].上海：海辞书出版社，2017.

[3][4]湖北宜昌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5]劉永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