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娟

在英国乐施会（Oxfam，一个世界性的慈善机构）的书店打工的时候，一位日本同事得知我是中国人，掏出笔在纸上以他所能达到的工整程度，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个汉字“長安”，并用支离破碎的英语问我，中国是不是有这个城市。若是在国内，我可能会滔滔不绝讲上良久。但彼时，这个问题却让初到异国、正处于“文化冲击”调整适应期的我怅然若失。一瞬间“时空交错、今夕何夕”。下班回住处，连过条马路这样短的距离，我都好似在恍惚中走完。后来，有本讲世界奇观的书准备上架，我借“职务之便”，把它翻到介绍兵马俑的那一页，摆在了临街橱窗最显眼的位置。果然，这本书很快就被一个看起来颇为文雅的白人女孩儿买走了。小小“心机”，聊以自慰罢了。

作为学习跨文化交流专业的留学生，课堂内外，有意无心，总是绕不开一系列围绕“文化”展開的概念，“文化身份认同”“文化冲击”“文化维度”“文化误读”，等等，甚至入学的摸底论文题目都是“如何从概念和定义上阐释‘文化一词”。用学术语言、理性思维逐步解构一个如此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让英语并不十分灵光的我，时常感觉痛并快乐着。“痛”自不消说，“快乐”何来呢？大概就是碰到那些无论如何也无法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汉语意象时，出身中文专业的我内心不足为“外人”道的，狡黠又促狭的“精神胜利法”吧。

人们常说出了国更爱国，而我这种爱仿佛在精神层面尤甚，也愈深沉久远。对于我，出国是离家，是离开这片土地，更是离开了“文化”，不啻于被斩断手足还要扼住咽喉，无法呼吸。记得导师让每个人阐述自己对于“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解，我在黑板上画了个太极图，导师问何解，我说，简单，和而不同。

在英国将近7年，或许是接触面还不够广泛吧，几乎从未有人把我认作日本人或韩国人。有时出于好奇，我也会忍不住问身边的外国朋友原因，他们虽然说不清究里，但就觉得我是个中国人。或许是因为还算扒过几年“故纸堆”，我的身上会带着那么一点西方人臆想中的“东方”味道。他们脑海中的“东方”或者说“中国”，既旖旎又奇诡。地理的距离、民族的差异、语言的不同、历史的纷争等等因素，凡此种种，从古至今，西方其实可以说从未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和理解东方，反之亦然。

我们专业的学生国籍从北欧到拉美，几乎遍布全球，课堂上要求大家匿名在纸条上写出对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种族、群体）的“刻板印象”，结果五花八门、天马行空。公布作者后，隔海相望的英法两国千百年来爱恨纠结，反而更加互相“看不顺眼”。可见一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误读”“戒备”甚至“敌意”，实属正常现象。距离既可以产生“美”，也会产生很多其他。作为接触“他者”的“自我”，当然要随“他者”的不同去“和光同尘”，但虽有万化不离其宗。在我，这个“宗”就是华夏一脉自滥觞迄今不曾断绝的精神内核，或许杳冥不能尽述，但我始终坚信其存在与延续。在去乔治·何克的母校圣乔治中学做中国日活动的时候，这所与中国渊源颇深的学校校长跟我说，还是你们的哲学好，你们的哲学就在生活里，这样人的精神才能平和。我不禁赞道，你比很多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自“信”是故自信。

2011年伦敦发生骚乱时，我正在当地。犹记得事后，当时的伦敦市市长在媒体上呼吁，要加强对当地青年“伦敦历史、文化的教育”。在他看来，此次骚乱的根由，特别是大量青年人参与其中的根由，除受到蛊惑外，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对伦敦知之甚少，缺乏那种“此地是我家”的发自内心由衷的爱。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精辟地论述了当代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渊源关系，深刻地阐述了如何正确“古为今用”的道理。随着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推广，“古老”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这无疑是个让人欣喜的开始。内化于心的文化自信，外化于行体现出来的是作为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的自尊，是共同的民族记忆，是由古圣先贤传承下来皎若河汉的精神物质遗产充实起来的那根独属于华夏的脊梁。而这，只能从“自知”中来，要知道这条脉络如何从肇端一路走来。从深沉的积淀中去芜存菁，自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那便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也最卓尔不群、独立不迁的精神气质。根深自然叶茂，厚植于中华沃土，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就是我爱的中国“故”事，生系死系。（作者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跨文化交流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