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迎 川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明清之际”的话题向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清朝入关后，首要任务即是消灭大顺农民军势力，继而翦除南明诸政权等抗清力量。顺治一朝，清廷基本完成了对内地直省的征服。条件所限，清初的军事征服必然以“先北后南”为顺序，而北方士民的抉择与去取，又深刻影响了其后清朝对南方的平定和治理。

围绕清初的“南北”话题，学界多聚焦于“南北党争”这一层面。近年，分区域乃至分省域审视明清鼎革的研究益多，清初北方的快速平定与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形成了鲜明对比。赵园先生指出:“随着战场的向南方推进，‘北兵’的构成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汉人。”[1]实际上，除了军事构成中有大量北人加入，清军平定江南后，北方省份官僚也充实到南方，为新政权在此地的稳固与社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界现有对清初“北人官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尤以高官间的“南北之争”等事件为主，较少触及具体的地方行政及中下级官员。对明清之际的江南地方，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满汉矛盾”之下的大事件框架；较晚近的地方社会史视角，则多从江南士大夫与地方社会自身的角度着眼。鲜少有研究关注在这一地区清廷如何接触地方基层，与地方民众渐达暴力之外的和解。本文拟以清初的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为中心，侧重分析该地区的“北人南任”现象，并及北人官僚在江南的为官事迹，以期加深对“明清鼎革”及清初江南治理诸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