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生育率的艰难爬升
2018-06-21张倩
财经 2018年14期
关键词:国家
张倩
伊丽莎白·芬奇的第二个宝宝即将出生,对于是否会选择生育第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问题,她连连摆手,表示两个已经足够。伊丽莎白·芬奇的选择代表了现在英国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生育态度,这一选择与他们的父辈及祖辈截然不同。
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家中共有6名兄弟姐妹。二战后的国家整体萧条,使“婴儿潮一代”的生活相较清苦,生活的压力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觉醒影响了这代人的生育观,于是和伊丽莎白一样,英国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
对于现在生育两个孩子的决定,伊丽莎白表示:“这是将宝宝数量与父母拥有的精力、金钱进行匹配后的理性决定。”
不同年代的生育选择,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个体意识觉醒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更直观的反映是英国乃至欧洲大陆的生育率变化。数据显示,英国的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了2.93的峰值,之后一路下降到1977年的1.69。到2005年为1.76,中间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此后缓慢爬升至2010年的1.92,最新数据为2017年的1.88。
欧洲多个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波动,部分国家的生育率甚至长期处于1.3-1.4的水平。在经过多项政策刺激后,即使瑞典和法国被视为欧洲的生育“高地”,生育率的峰值分别只有1.98和2.0。虽然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但已高于中国。
低生育率一度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机,这种担忧促使世界上最早的家庭政策、生育政策于20世纪70年代发迹于欧洲。
欧洲的人口结构并未受到过外力的强行干扰,即便如此,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社会学家对欧洲国家生育率的强势逆转均不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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