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泰格 故

宫博物院宫廷部馆员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明代凤冠，是定陵孝靖皇后的随葬品，共用红、蓝宝石一百多块，大小珍珠五千余颗，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

它的拥有者孝靖皇后委屈了一辈子，死后才得享皇后礼遇，不可谓不悲惨。这件奢华的凤冠，打造需要花费相当数量的银钱，甚至一度成为国家负担，搅动边疆。一件珍宝，其奢华艳丽的背后，往往蕴含着血与泪，有着发人深省的故事。

明 点翠嵌珠石金龙凤冠（孝靖皇后三龙两凤冠）故宫博物院藏定陵考古发掘所出，属于孝靖皇后的随葬品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明代凤冠，来自于定陵考古发掘。一九五六年，新中国考古工作人员进入定陵地宫，随后打开了孝靖皇后的棺椁。比之同葬于墓中的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孝靖皇后棺椁内的随葬品显得颇为寒酸— 明神宗万历皇帝尸身四周放置了金碗、金执壶、金盆、金酒注、金盘、金爵、金带銙等种类繁多的金器，以及玉盂、玉圭、玉带、玉佩、玉带钩等各式玉器，尸身下铺垫有七十九个金锭、三十个银锭、十七枚金冥钱以及各色宝石，孝端皇后棺内随葬品略少于皇帝，但仍可称丰厚。唯独孝靖皇后尸体上除放置少量金器外，几乎全是银器，身下铺垫的则是铜钱和纸钱外加五个银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三五、三六页}与寒酸的棺椁不同，孝靖皇后棺椁边有十几箱随葬品箱，箱内装的物品相当丰富，有金器、玉带、玉佩、凤冠、册宝、袍服、鞋履及各式木俑。这件凤冠便来自孝靖皇后棺椁南侧的第十四随葬品箱中。

这件庄重富丽的凤冠可能并非孝靖皇后生前所用。明代典制中，常以凤冠上的龙凤数量为其定名，此件凤冠上有三条金龙、两只翠凤，为三龙两凤冠。这种三龙两凤冠在《大明集礼》、《大明会典》、《礼部志稿》等典籍中均无提及，可能是因为明万历时期冠服制度有所变化。但明代制度规定，皇后的凤冠分常服用和礼服用两种，礼服冠较常服冠配置的金龙翠凤更多，而定陵中每位皇后均正好有凤冠两顶，且其上的金龙、翠凤数量存在多寡差异。相比之下，这件凤冠的金龙、翠凤数量最少（孝端皇后拥有六龙三凤冠和九龙九凤冠，孝靖皇后另有一十二龙九凤冠），因此推测这件凤冠应该是皇后常服冠。（详见《大明会典》卷五七，江苏巡抚采进本）按照明代典制，只有皇后及身份更高者的凤冠才能使用金龙，而皇妃、公主、亲王妃的凤冠只能用翚鸟、翟鸟与凤搭配。（《大明会典》卷四八、卷六〇）孝靖皇后薨时只是皇贵妃，皇后的身份是死后追尊的，因此其生前及初次下葬时，尚没有资格享用这顶凤冠。

点翠嵌珠石金龙凤冠上的金龙

点翠嵌珠石金龙凤冠上的翠凤

《大明会典》中描绘的九龙四凤冠

《三才图会》中描绘的命妇冠

明 孝靖皇后十二龙九凤冠通高四八·五厘米 冠高二七厘米 径二三·七厘米定陵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明人绘 明熹宗朱由校衮服像轴（局部）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明人绘 明光宗朱常洛衮服像轴（局部）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孝靖皇后王氏的悲惨遭遇

孝靖皇后王氏，最初仅是慈宁宫中太后的侍女，在为万历皇帝端盆洗手的时候被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不料却怀了孕。万历皇帝对此事试图隐瞒，但怀孕之事终究被太后发现。当太后向皇帝询问此事时，皇帝对此竭力否认，急得面红耳赤。之后，宫女王氏生下皇长子朱常洛，被册封为恭妃。从万历皇帝的表现看，此次怀孕实属一个不愿接受的意外，由此皇子朱常洛亦被万历皇帝百般嫌弃，而这位诞下皇子的宫女王氏同时也遭嫌弃冷落。当太后问及皇储人选时，皇帝曾以轻蔑的口吻称这位长子是都人（宫女）之子— 这是将母与子连带在一起的蔑视。

王氏在宫中备受冷落，地位不高，直到万历三十四年皇长孙朱由校诞下，王氏才被册封为皇贵妃。万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年），王氏薨，临终前被锁于宫中，已经双目失明，颇为凄惨。按身份，王氏当时并无资格入葬定陵，而是在天寿山陵区择地安葬。其人生前被冷落，死后待遇仍旧凄凉，葬所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膳田未给，香火无供」，坟园荒废。

又过了九年，万历皇帝于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年）驾崩，他与孝靖所生皇长子朱常洛即位。朱常洛即位不满一个月又驾崩，其长子朱由校即位。新皇帝即

位之后，给自己的祖母上了「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的谥号，从原墓中迁出，与万历皇帝及孝端皇后一并合葬定陵。两顶与皇后身份匹配的凤冠也一并葬入定陵。孝靖皇后委屈一生，饱受欺凌，在薨逝九年后，终于在地下得享皇后礼遇，备置了相应的随葬品。这件凤冠也算是新即位的皇帝对自己委屈一辈子的祖母的一份告慰。

凤冠上珠宝的价值

这件凤冠上总共镶嵌红宝石五十九颗（在这些红宝石中，有部分按照现代矿物学的定义其实是尖晶石。但是因为尖晶石外观与红宝石接近，产于同样的矿床，不具备现代矿物学知识的明代人无法将两种宝石明确区分开来。尖晶石在明代、清代仍然被视为红宝石，按照红宝石售卖）、蓝宝石三十三颗、淡黄色刚玉两颗，并串缀了珍珠三千四百二十六颗。这些珍珠宝石在当时究竟价值几何？万历年间人士陈汝锜在笔记《甘露园短书》卷五中曾回忆了当时各类宝石的价格。（见图表一）

而在稍早一点的隆庆年间，朝臣李巳曾因皇帝珠宝花销巨大，而上《停买金宝以昭俭德疏》以奉劝皇帝有所节制，其中也提到当时市面上猫睛、祖母绿等各式宝石每块约用银百两、珍珠每颗用银二三十两，这与陈汝锜笔记中的记载的宝石价钱接近。（【明】贾三近《皇明两朝疏钞》卷八，明万历刻本）定陵所出凤冠之上用的珠玉，主要为红宝石、蓝宝石、淡黄色刚玉和珍珠。而这些宝石在陈汝锜记载中为每重一分售价八十两白银（「青、红、黄鸦鹘儿宝石」即为红、蓝宝石及淡黄色刚玉）。八十两白银在当时是多大一笔钱？相当于多少购买力？为了能有直观的感受，我们可以拿万历时期皂隶、工匠的薪水做个参照（见图表二）。{数据来源：【明】何士晋撰、江牧校注《工部厂库须知》，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九十九页；高寿仙《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〇八年第三期}

如果将宝石与当时北京市面上各种粮食的价格进行比较，将购买一分重宝石所需的八十两白银用于购买粮食，那么购买力大致如图表（见图表三）所示。

图表一：《甘露园短书》中记载的各类宝石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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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园短书》中提及宝石的名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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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睛：常出现在文献当中，亦在定陵有所出土，经检测为带猫眼效应的金绿宝石。

◎ 祖母碌与祖母绿：均是阿拉伯语“zumurrud”的译名。

◎ 碧玺：这一宝石名称在逐渐固定之前，有“碧霞玺”、“比阿洗”、“碧䃁㺨”、“北鸦洗”等译名。

◎ 鸦鹘儿：为阿拉伯语刚玉“yāqūt”的译名，红宝石、蓝宝石均为刚玉品种。（关于宝石译名，详见林梅村《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二〇一四年第一期）

◎ 螺子：据《御制增订清文鉴》记载，有种名为“䂺子”的宝石，为猫睛中不带光芒、质量劣者，螺子似乎为这种宝石的另外一种写法。

诚然，这种对比具有不精确性，陈汝锜记载的是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左右的宝石价格，而《万历会计录》成书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年），《宛署杂记》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工部厂库须知》则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物价肯定会有变动，但凤冠上所用包括红宝石、蓝宝石在内的各式宝石在万历时期价格高昂却是事实。珍珠的价钱虽略逊于红宝石和蓝宝石，但考虑到凤冠上使用珍珠的数量有三千多颗之巨，其耗用的金钱数量仍然十分可观。

图表二：八十两白银与皂隶、工匠的年薪比较

图表三：八十两白银与各种粮食价格比较

明抱瓮老人编《今古奇观》书前版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明末吴郡宝翰楼刊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纂辑的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中的名篇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可谓广为人知，其中的一个情节颇值得留意：愤怒的杜十娘从百宝箱中第一次抛洒的是「翠羽明彆，瑶簪宝珥」，价值大约「数百金」，第二次抛洒的是「玉箫金管」、「古玉紫金玩器」，大约「数千金」，最后一批抛洒的是「夜明之珠」、「祖母绿、猫儿眼，诸般异宝」，价值则是「目所未睹，莫能定其价之多少」。（【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二，明天启四年刻本）杜十娘从百宝箱里抛却的三批奢侈品，一批比一

批值钱，在情节到高潮处，将最贵重的部分扔掉— 冯梦龙将珠和宝放在最后的关键位置，情节如此设定，似乎也反映了在他所处的万历时代，珠宝在人们心目中被当成天价之物，是比「翠羽明彆，瑶簪宝珥」， 「玉箫金管」、「古玉紫金玩器」更值钱的。

定陵出土的镶宝金簪、金钗图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下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根据上述文献可知，定陵这件凤冠上使用如此多数量的红宝石、蓝宝石、淡黄刚玉以及珍珠，这种配置在万历年间是十分奢华的，需要花费相当数量的银钱。

已成为国家负担的珠宝采买

那么，凤冠上所用的这些珍珠宝石是怎么来的，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进入宫廷的呢？除了这顶凤冠，定陵出土的首饰，大多镶嵌有各种宝石，这些宝石主要为红宝石、蓝宝石，但其中也不乏更加昂贵的猫睛、祖母绿。采集这些珠宝，在当时对国家又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万历皇帝对于珠宝的花费之多，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大学士吕调阳等题称：「圣谕每节供进，两宫及各宫例赐缺乏猫晴珠宝等物，下部取用。臣惟两宫圣母万福无疆，而皇上孝亲尊养方将尊节物力，以广孝思，勿贵异物以滋侈靡。」上曰：「卿等言是，但朕方以天下孝养，两宫岂敢俭？其亲今于旧例一百二十八万两，只着户部每季加银五万两，一应买办，以展孝思，卿宜仰体朕意行。」（《明神宗实录》卷七四「万历六年四月壬丙午」）

万历十年，万历皇帝的同母弟潞简王婚礼，为了制作首饰，打算在北京采购「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明神宗实录》卷一三〇「万历十年十一月丁卯」），但因为拟购的数量过于庞大，在京师一时也难以买到如此数量的珠宝。

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至万历二十九年间，皇帝购买珠宝花费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库藏匮乏，边饷急缺」。（《明神宗实录》卷三六〇「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己亥」）万历皇帝的这次大规模的珠宝采买，是打着皇长子朱常洛的旗号进行的，他这么做应该是有自己的政治小算盘— 万历皇帝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也不愿意册立他为皇储，为此和众朝臣相持拉锯。万历皇帝曾以各种理由推迟皇子朱常洛的冠礼、婚礼以及册立，其中一条便是这些典礼所用珠宝尚未备齐。（《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戊申」）既然珠宝尚未备齐，便有充分的理由大肆采买。如此，皇帝既能拖延朱常洛的册立，又找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搜罗珠宝。

这次打着皇长子旗号的珠宝采购，万历皇帝开出了两千四百万两白银预算，要知道当时大明朝一年的税赋收入也就四百万两白银。礼部尚书朱国祚对此竭力抗争，理由很明确：即便国家没有任何行政开支以及守边军费开支，攒够这笔钱也需要六年！

实际上，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的两年间，朝廷共分九次进行了珠宝采购，共花去白银二百五十万两。（《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丙子」）这笔开销在当时足够支付一场战争。（见图表四）

明代末期孟密安抚司及宝井的大致位置示意图原图片转引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地图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七十六页

宫廷大肆采购，对于商家来说是个大利好吗？似乎也未必。《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天启元年九月己丑」记载，巡青科道朱钦相提及万历时期因为朝廷采办花销太大，赊欠过度，商人「虽数千金业产，立见荡尽」，遇上朝廷招商采买，「人人如蹈汤火」，而负责相关事项的官员趁机挟私报复，谁如果摊上这份交易，算是倒了大霉。商人或「弃家逃窜」，或「挈家潜逃」，或「赴水投缳」，或「削发求毙」，朱钦相形容「其情景不忍见闻」。

既然前前后后花费掉二百五十万两的款项进行采购，那么万历时期宫廷积蓄的珠宝要完成这件凤冠应该是绰绰有余。在这次近乎疯狂的珠宝采购之后，万历年间再也没有在实录中发现与之规模相当的珠宝采购活动。这顶凤冠上的珍珠宝石，很可能就来自于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这批「竭天下物力」的采买。

搅动边疆的宝石

凤冠上的珍珠宝石，除了可能来自那次大规模的珠宝采买，也有可能由云南开采所得。这些朝廷采自云南的宝石，搅动着大明王朝的边疆局势。

现今缅甸曼德勒北部群山之中的小城抹谷，有着世界上最优的宝石矿床，盛产红宝石、蓝宝石、各色尖晶石，尤其是当地出产的红宝石，质量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这片区域在明代仍然是在中国版图内，由孟密的傣族土司统治，明朝将土司册封为孟密安抚使，归云南布政司节制。可能因为抹谷多宝石矿坑的缘故，此地在明清的史料中常被叫做「宝井」。

图表四：万历时期采买珠宝及“三大征”花费银钱数额比较

万历二十七年，云南矿税太监杨荣怂恿万历皇帝组织民夫到孟密土司辖地的宝井去开采宝石。这次开采，造成一连串难以收拾的恶果。

抹谷出产的宝石

《天工开物》中描绘矿工在宝井开采时中毒的场景

《天工开物》中描绘的开采宝石的场景

在明代，每当朝廷从云南永昌、腾越一带征调人力去开采宝石，对当地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被派去的人九死一生。清代屠述濂《腾越州志》记载了嘉靖年间被流放云南永昌的翰林修撰杨慎描绘的民夫到宝井开采宝石的凄惨景象：「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情知死别生还少，妻子爷娘泣相诉。川长不闻遥哭声，但见黄沙起金雾。」

从云南汉地到宝井的山路相当崎岖，即便是现在交通仍不算便利。半途之中人容易染上瘴疠疾病，土著在沿途袭击宝石开采者也是常有的事，按照云南地方官的说法，「其地乃不毛烟瘴之墟，汉人入者十有九死」。（【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之下「珠玉第十八·宝」）

开挖宝石也是危险事。《天工开物》称当时宝井的矿坑「其中宝气如雾，氤氲井中，人久食其气多致死」。杨慎用「得宝归来似更生，吊影惊魂梦犹怕」来描述开采宝石给幸存矿夫心头留下的那份挥之不去的恐惧。

开采宝石和边防也构成了矛盾。十六世纪崛起于缅甸南部的东吁王朝屡次试图北上攻入云南，到万历年间已成为明朝西南的劲敌。统治宝井的孟密傣族土司的管辖地恰好与缅甸东吁王朝接壤，成为抵御其北上入侵的缓冲力量。防御缅甸，需要倚重边境上的土司，但开采宝石则会激化朝廷与土司的矛盾— 宝井的矿藏向来被孟密土司视为私有财源，朝廷到其地面上开采宝石，实属与人争利。

听命于矿税太监杨荣的宝石开采官王国臣曾试图向云南巡抚陈用宾索要数千兵力开到宝井以维持开采。陈用宾认为这无疑是向孟密土司寻衅，试图劝阻。云南巡按宋兴祖亦曾上疏，言辞可谓情急恳切：「皇上神圣，思此役可停否？且宝石是蠢然石块，止媮一时观玩，无益天下国家，开宝井与保边疆，孰得孰失？故臣愿停开采，而急杜衅孽也。」（《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八「万历三十年十一月辛酉」）但这些劝告没有被理会，开采之事照常进行。

同时，杨荣在云南一带搜刮商民财富，「杖毙无辜，抄没平民，告密滥禁，私占矿场，郁死有司，激变良善，种种恶迹罄竹难书」，以至在云南到了「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的地步。杨荣「以开采为名，恣暴横，蛮人苦之」（《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四「万历三十三年冬十月戊申」），也在激化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万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年），缅甸王储率军攻打孟密。孟密土司已对明朝心怀怨恨，缅甸史书《琉璃宫史》（【清】李谋、陈炎译《琉璃宫史》，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年）描述当时缅甸军队到来时，孟密土司未经战斗便「携带大量贡品及十五篓咸茶表示归顺」。缅甸东吁王朝「仅仅显示了一下力量，就控制了红宝石矿主人、掌管三十九座寨子的孟密土司」。缅甸占领孟密后，杀死了开采官张国臣，自此，明朝失去了这片宝石产地，该地被纳入缅甸版图。之后，缅甸国王严控宝石资源流入中国境内。

此后两百年，到乾隆时期，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将那片盛产宝石的地方当成外国土地，中缅边境腾越州的州官屠述濂在其《腾越州志》中发出「不知当日，外夷皆内地也」的慨叹。

巡抚陈用宾曾在祸发前对万历皇帝做过一番意味深长的劝告：「夫宝石，何足宝哉？不过一土屑耳。石为重乎？土地为重乎？以无用之土屑，坏万里之封疆，以采买之虚名，贾边疆之实祸，臣又知陛下不为也。」

「以无用之土屑，坏万里之封疆，以採买之虚名，贾边疆之实祸」，算是对万历皇帝此番作为的一个恰当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