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欢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

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乾隆四十五年亲自进京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同时进献了佛像、法器、火枪、宝剑等一批珍贵的礼物，目的是显示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同时将当时的形势向乾隆皇帝示警。

时至今日，当我们看到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所献的珍宝，不禁感叹：有这样的「珍宝」能够为整个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实属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现展出一件带有嵌宝石珐琅盖的天然海螺。此件文物通高十六点一厘米，盖径九点五厘米，重六百四十二克。海螺口部接银胎珐琅盖，通体烧蓝釉，满饰缠枝莲纹，嵌各色宝石及绿松石。盖顶有纽。天然海螺与珐琅制品完美结合，甚为精工。

这件天然海螺不仅在工艺制作上值得称道，而且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它是十八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六世班禅为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而进献的贺礼，故被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海螺附有一个漆皮匣，匣盖内衬有长方形白绫签，从左至右墨书藏、满、蒙、汉四体文字。其中汉文曰：「乾隆四十五

年十月二十八日，班禅额尔德呢（尼）恭进利益珐琅镶嵌海螺一件。」满文与蒙古文文意与汉文相同。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其藏文却写道：「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一日，班禅仁波切恭进利益珐琅镶嵌海螺一件。」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匣裱作」记载：内廷于此日交出嵌玻璃垫子镶珐琅海螺一件。皇帝命将其「配鞔皮画金匣一件盛装，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尼进﹄四样字白绫签」。相关人等遂于次日「将金镶松石白海螺一件配得鞔皮画金箱合牌样一件持进」呈览，后奉旨「照样准做」。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已经配装完毕的海螺及皮匣被交还宁寿宫。由此可知，白绫签上藏文写的是配匣完毕交还的日期，既非汉文所写「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也不是皇帝交待的「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清乾隆 银胎绿珐琅嵌宝石盖海螺及白绫签通高一六·一厘米 盖径九·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铜鎏金降阎魔及题签高四二·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令人惊奇的是，故宫博物院所藏若干件文物中，署有藏、满、蒙、汉四体「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文字者屡见不鲜。例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金质盖座镶银里嘎布拉碗，其题签上所写便是「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呢恭进大利益随金盖座嘎布拉碗一件」。又有铜质降阎魔立像，其题签所写为「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宁寿宫班禅额尔德呢恭进大利益玉帝主」。此外还有旧藏于故宫梵宗楼的一件乾隆皇帝御用腰刀，其所附皮签上题有「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宁寿宫班禅额尔德呢恭进西竺腰刀一把」字样。还有一件嵌珠锦囊鱼式烘药器，其外装木匣上刻有「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呢于宁寿宫恭进西竺盛贮铅弹火药嵌珠锦囊鱼式烘药器一分」。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盘嘎布拉念珠，其白绫签也题「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尼在宁寿宫念经，呈进嘎布拉念珠一盘」。由此可知，「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么，如此重要的日子，乾隆皇帝为何要故意避开呢？事情的原委，还要从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谈起。

清 皮嵌珠锦囊鱼形烘药器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六世班禅进嘎布拉念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班禅东行与清代递「丹书克」制度

「班禅」原是人们对佛学知识渊博的高僧的尊称。它是梵语「班智达（paṇḍita）」与藏语「钦波（chen po）」的简称，即「大学者」、「大师」之意。「额尔德尼（erdeni）」本为蒙古语，后被满语吸收，有「珍宝」之意。班禅作为后藏扎什伦布寺的寺主，是当地宗教界的代表人物。清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三一年），康熙皇帝册封罗桑益西（blo bzan ye shes，一六六三年～一七三七年）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从此，「班禅」这一活佛系统的宗教地位得到清朝中央的确认。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dpal ldan ye shes，一七三八年～一七八〇年）于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年）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于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被清政府封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以金册。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巴丹益西为祝贺乾隆帝七十寿辰，先后到热河、京师等地朝觐，不幸感染天花病毒，于当年圆寂于北京。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旧影拍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清 银六世班禅像（正、背）通高七三·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六世班禅东行进京献寿之举，是自五世达赖喇嘛朝觐后，清朝最高统治者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又一次「因缘际会」。关于其主动前来内地朝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一件金胎珐琅嵌宝石盖罐上找到一些信息。此器亦为乾隆四十五年班禅所进之物，其皮匣内附藏、满、蒙、汉四体文字题铭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

清乾隆 金胎珐琅嵌宝石盖罐及题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日，皇上赐班禅额尔德呢丹书克，回进嵌宝石金胎绿玻璃珐琅盖罐一件，内贮藏红花。」由此可知前文所述海螺的来源，应该与清代边疆民族首领亲自或派人进京「恭请圣安」递「丹书克」的制度有关。这是因为无论从材质、装饰风格等方面而言，海螺的珐琅盖与盖罐皆有相同之处。据清宫造办处档案可知，当日班禅所进嵌宝石器共三件，即「嵌红绿玻璃松石垫子金累丝厢海螺贲巴壶」、「嵌红绿玻璃垫子金胎绿珐琅盖罐」、「嵌红蓝玻璃垫子金胎绿珐琅靶碗」。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又进贡了「珐琅镶嵌海螺一件」。在这四件贡品中，除了「贲巴壶」目前不知踪迹外，其余三件尚存。许晓东先生指出，就总体风格而言，这些器物均属錾胎珐琅，以红宝石、钻石、松石等宝石组成花叶图案，并镶嵌在透明的绿珐琅地上，具有统一的十七至十九世纪印度珠宝装饰工艺的特点。因而这些盖罐、靶碗、海螺等物，虽系班禅所进，且一直被认为是西藏风格的佛教用品，但是就来源而论，实属印度莫卧尔王朝专门给西藏定制的杰作。这些器物在印度本土原与宗教无涉。（许晓东《清宫旧藏印度珍宝》，《故宫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三年第六期）

清乾隆 银胎绿珐琅嵌宝石靶碗及题签高二三·三厘米 口径一四·四厘米 底径三·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六世班禅官装像轴及白绫题签布本设色 纵一一七厘米 横六一·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丹书克」又写作「丹舒克」，简称「丹书」。它是藏文「brtan bzhugs」的音译，有「长寿、永生、久住世间」之意。它是藏族固有的一种文书形式。按清朝典制，每年的元旦、冬至及皇帝诞辰为例定之三大节日。每遇这种节日时，所有臣工都要进表称贺，西藏地方也不例外。另外在皇帝登基、亲政、亲征凯旋等其他庆贺之事，达赖、班禅等人也需「遣使来贺」。而清政府则按照进贡者不同的地位和等级，「俱恩赏物件有差」。桑丁才仁先生认为，所谓「丹书克」就是达赖、班禅及京派呼图克图等西藏上层贵族为祝寿或遇有喜庆节日时向清政府呈递的一种贺礼，性同贺书。所派人员身份绝大多数是受有清朝封号、职务的高级僧侣及官员。这些人向清帝递呈「丹书克」时，需随附「丹书克」呈进贡物。（桑丁才仁《略述清代西藏丹书克的有关问题》，《中国藏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记载：「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由京派往办事之呼图克图、四噶布伦，各呈进庆贺礼曰﹃丹舒克﹄，所贡吉祥佛、金字经、银塔、七宝、八珍。」此类文书在康熙、雍正朝时被称为「请安奏表」、「谢恩折子」、「敬进表文」等。

李凤珍先生认为，藏地所递「丹书克」不同于年班例贡，「丹书克」贡品也与年班例贡不同。{李凤珍《试论清代西藏递丹书克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因为「丹书克」文书的主要内容是祝寿、庆贺和感恩，一般没有实际内容。就所进物品而言，这些贡物多为宗教用品及当地土特产，仅具有象征意义。例如前文提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金胎珐琅嵌宝石盖罐，内盛八成满藏红花。很明显，此件盖罐是作为容器使用的，原因在于罐中的藏红花数量太少。即便如此，这些仅具有象征性意味的「恭请圣安」之物，仍需在特定仪式下当面敬奉皇帝，陈设在御坐案前。在清朝皇帝看来，这些盖罐、靶碗具有较强的政治象征意义。有意思的是，本来是作为贡品容器的盖罐，此时却被当作玩物而被交予造办处收拾，进而收纳于禁宫各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对这些盛装藏红花的容器珍爱有加，还特命造办处仿制了三件靶碗。这些仿品皆刻有「大清乾隆年制」款，在形制、大小、工艺与贡品原器十分近似，后被分别收存于紫禁城养心殿、养性殿和盛京。

清乾隆 金胎绿珐琅嵌红蓝宝石靶碗及款识高二九·二厘米 口径一四·四厘米 底径三·六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迎请上师

有资料表明，乾隆皇帝十分推崇藏传佛教并潜心修行。早在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乾隆皇帝便已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rol pavi rdo rje，一七一七年～一七八六年）为上师并接受灌顶，开始修习密法。关于其笃信藏传佛教、修习密法并颇有心得之事，在各种文献中都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载。不仅如此，两岸故宫所藏大量宗教文物亦可从实物角度对其所为进行印证。作为一名密宗修持者，在密法修行过程中需要接受多次不同的灌顶，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乾隆皇帝在接受三世章嘉的灌顶时，「恪守师徒誓言，对上师言听计从」，仪式中所用的器具也由自己准备齐全。而乾隆皇帝按照仪轨进行次第修行的根本目的是成佛，进而摆脱生死轮回之苦。据洛桑却吉尼玛著《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若必多吉曾向乾隆皇帝介绍过宗喀巴在显密二宗，尤其在「深奥的中观见地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乾隆皇帝于是「就请求给他传授宗喀巴所传的甚深中观见地，并要求将这部分写成文字呈献上来」。章嘉国师遂遵旨撰成《甚深中观修习明炬》一书进呈。乾隆皇帝对此非常高兴。

清 银镀金章嘉呼图克图像通高七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六世班禅是三世章嘉的上师，二人成为师徒关系的时间是在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时。当时是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乾隆皇帝闻讯后专派章嘉国师进藏主持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当年十二月，章嘉国师抵达拉萨。次年四月又抵达扎什伦布寺。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早在章嘉国师停留扎什伦布的时候，便和班禅大师广泛地谈论了政教方面的话题。之后，二人又相聚在布达拉宫。期间，除了确认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外，另外一件大事便是班禅大师为章嘉活佛传授了时轮灌顶。据嘉木央·久麦旺波所著《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记载：「土阴兔年（一七五七年二月）九日，如章嘉持金刚之前所请求之传授其吉祥时轮大灌顶，（大师）在三界极胜殿为其做了弟子继承仪轨。」据王晓晶先生介绍，这里的弟子继承仪轨，是做时轮灌顶时必做的准备仪轨。{王晓晶《六世班禅与章嘉国师— 从〈六世班禅传﹀解读六世班禅入京之缘起》，《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一

清 宗喀巴像（正、背）故宫博物院藏

一年五月}另外在《章嘉若必多吉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灌顶时，首先按续部经典所说举行摄持弟子的仪轨，然后举行破土仪式，在事先做好地神母和处所准备后，建立身、语、意所依止的彩粉坛城，并修习与供养，上师自入坛城。」之后，授灌顶人与受者就有了师徒关系。于此，六世班禅大师与三世章嘉国师结下了师徒因缘。

恰恰由于章嘉活佛与六世班禅大师有着关系甚深的师徒情谊，加之三世章嘉从中引荐和帮助，渐渐促成了班禅大师与乾隆皇帝在热河相见、进而成为师徒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产生。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禅一行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热河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朝觐皇帝。次日，乾隆皇帝又与六世班禅会于须弥福寿之庙。此间，乾隆皇帝并未过分看重六世班禅在政治方面的身份与地位，而是更倾向于将其视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之一，即更看重其崇高的宗教地位。因而乾隆皇帝向六世班禅明确表示自己信仰藏传佛教，并明确提出要向其学习佛法的请求，还邀请其前往皇宫内廷参观、加持。对此，六世班禅欣然应允。

班禅与乾隆师徒关系的确立

梵华楼外景

清人绘 六世班禅僧装像轴布本设色 纵一一七·八厘米 横六〇·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六世班禅曾两次进入宁寿宫。第一次是在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六世班禅在皇六子永瑢的陪同下游览三山五园之后，进入皇宫大内。其参观的第一站便是宁寿宫梵华楼。据《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记载：「……大怙主（六世班禅）则乘轿由内里的太监们抬着到称为﹃宁寿宫﹄的大皇帝寝宫和寺庙，在无数有加持威光的身语意所依的佛像前行礼……」军机处档案《永瑢奏报班禅游览紫禁城北海颐和园等处情形片》也可以映证此经过：「……十三日，入神武门，瞻仰宁寿宫供佛，依次游览各处。班禅额尔德尼欣然告称：小僧仰承皇帝之恩，得以叩拜真佛，瞻仰胜似额斯润宫之神奇殿堂，如梦似幻。先前进献佛尊，皇上均予供奉，塔内所供佛尊，亦系小僧所献，供奉于如此尊贵之处，均为小僧难得之福……」

清人绘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像轴及白绫题签绫本设色 纵一一七厘米 横六一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六世班禅第二次入宫的时间便是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此时，六世班禅已经被天花病毒感染，身体极度不适，但是他仍坚持应邀为乾隆皇帝讲法。师徒双方为此次授法活动皆做了相应的准备，例如：乾隆皇帝事先特意要求内务府御茶膳房为六世班禅一行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内务府御茶膳房赏用行文底档》中有「十月二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尼在宁寿宫念经」的记载；在《御茶膳房记宁寿宫念经日赏班禅等饭食》中也有「十月二十七日宁寿宫念经，赏班禅额尔德尼、胡土克图等饭食」的字样。与此相对应，《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中也记载当天班禅大师面对皇帝所赐早膳胃口不佳，虽然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等人曾劝其改期，但六世班禅仍坚持举行法会。对于当时班禅为皇帝授法的盛况，王晓晶先生翻译道：「二十七日黎明……大师、随行的皇子、札萨克喇嘛格勒南喀及司膳堪布等先莅临讲法之地— 宁寿宫的寝殿，聚集起展放在大威德和六臂护法等刻画的各佛像前的供品施食等供养。大师完成自现等仪式。经皇子迎请，皇帝到达，双方互献哈达、互相致意。而后，大皇帝献金坛城，大师为其赐修念加持并讲授《迅捷智慧六臂勇保护法随许法》。章嘉活佛将内容译成蒙古语……」在皇帝献上法事酬谢后，班禅大师随即向乾隆皇帝回敬了哈达、依怙护法天女三尊像（六臂怙主、阎摩法王、战神母像）、印度火枪和宝剑等。双方高兴地收下了对方所献之物。包括银胎绿珐琅嵌宝石盖海螺在内的若干件班禅贡品作为物证，参与了其为乾隆皇帝进行的灌顶活动。由此可知，六世班禅为乾隆皇帝授法的地点为宁寿宫，而非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所著《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记录的雍和宫。

清人绘 弘历扎什伦佛装像轴布本设色 纵一一二厘米 横六四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触地印释迦牟尼佛及白绫题签故宫博物院藏

珍贵礼品的深层含义

在藏民俗中，海螺因其自身为白色，故而被认为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而在藏传佛教的一般意义中，它又被称为「法螺」，是藏传佛教寺院僧侣们所使用的法器、乐器之一。不过此件海螺与法螺（印度铅螺）有着明显不同，从功用上看，此件银胎绿珐琅嵌宝石海螺其实应该是一件容纳火药的容器，象征了佩带者的军事才能。

梵宗楼外景

对于班禅所献贡品中的这些武器，章嘉国师与土观活佛后来还就其寓意展开过讨论。其最终的结论是，这些器物基本都与退敌降魔有关，而火枪与宝剑更是战事的象征。《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班禅大师在福田施主（乾隆皇帝）互相馈赠各种礼物之后，向大皇帝奉献武器，这无疑是预示后来野蛮的廓尔喀人侵掠扎什伦布寺，转大力法轮的文殊大皇帝派兵消灭那些强盗之事。不仅如此，这还预示将来班禅大师在香巴拉贵种王族中转生时，章嘉国师和文殊大皇帝也将以各种形相一同聚会，以四臂摧毁所有愚顽魔军，使佛教又如太阳普照。」这里的「摧毁所有愚顽魔军」，就土观活佛猜想，是指之后清军征讨廓尔喀的战争。然而，这种猜想有不尽情理的地方。事实上，按照格鲁派的观点，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他不仅具有文殊菩萨的大智大慧，而且还具有怖畏金刚的威慑力量，故而可以用文殊菩萨的身份，即智慧与威力统治整个帝国，故称乾隆为「文殊菩萨大皇帝」。

梵宗楼一楼正龛全景

紫禁城梵宗楼中藏有四件六世班禅敬献的武器。梵宗楼建成于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此楼二层正间为雅曼达噶坛（Yamantaka），供奉文殊菩萨及其忿怒身大威德金刚。除武器外，梵宗楼内还存有乾隆皇帝的盔甲、佩饰等物，同样寓示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可以说，六世班禅进献火枪等先进武器，是其对西藏的未来深忧远虑，暗示乾隆皇帝今后如果在西藏出现外敌侵扰时就用武力解决。当时，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殖民势力正致力于以经济渗透与武力征服相结合的方式侵略印度次大陆地区，随着英属东印度公司在西藏南部地区的侵略行动日益深入，六世班禅所在的后藏地区受到威胁的程度也随之不断加深。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六世班禅已经迫切地感到，英国侵略者对后藏乃至整个藏区的野心已经不可抑制。若图自保，则必须依靠强大的清中央政府。六世班禅大师东行最主要的动因就是以自己的力量，不但向自己的信徒显示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同时还要将东印度公司的武力之实等当时的形势向乾隆皇帝示警。

六世班禅在传法活动完毕后，即回到了驻锡地黄寺，之后便没有外出。尽管病魔缠身，但是他仍然对授法活动的圆满完成感到非常欣慰。然而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自宁寿宫传法后四日，六世班禅便突然圆寂。据《军机处满文班禅寄信档》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的记载，乾隆皇帝闻此噩耗，十分悲恸，说道：「十月二十九日朕闻班禅额尔德尼发烧身感不适，当即派医诊视，方知出痘。十一月初一日朕亲临探视，喇嘛甚喜，尚甚健谈。初二日病情骤变，入夜圆寂。朕闻之甚是震悼，即赴黄寺拈香。喇嘛本性，虽来去如一，猝然圆寂，实出朕之意外，予为不忍，不胜哀伤。」特别是其率领众臣前往吊唁时，面对大师遗体，皇帝恸呼：「我的喇嘛！」言毕即昏厥过去。应该说，清政府将六世班禅的善后料理得十分得体且极为隆重。不过也正是这毫无先兆的恶疾，容易招致世人对六世班禅的死因加以无端猜疑。据王晓晶先生分析，特别是在一些英文材料中，人们把六世班禅突然圆寂归结为是一场阴谋— 认为六世班禅死亡与入宫有着直接关系。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将其与六世班禅病后突然圆寂撇清关系，进而防止世人受到英国人的挑拨离间。

清朝建立册封达赖、班禅喇嘛的制度及其过程，就是清政府对西藏实行有效治理的最重要体现。清朝最高统治者需要那些受到清政府精心培养、对清政府感恩戴德、在宗教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能够在边疆与内地之间起到良好协调作用的人士，以达到「敬一人而千人悦」之效。特别是在国际环境日趋严峻的历史条件下，以六世班禅大师为代表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主动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与沟通，在客观上加强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虽然乾隆皇帝为国家安全，刻意下令避开了「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这个既重要而又敏感的日子，但是根据相关文物上的铭文，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其在宁寿宫接受过六世班禅灌顶的史实仍无法从历史记忆中完全抹去。时至今日，当我们看到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满语即意为「珍宝」）所献的珍宝，不禁感叹：有这样的「珍宝」能够为整个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实属国家之幸，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