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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偶像剧的多重文化内涵

2018-06-08易晓莉

戏剧之家 2018年11期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教育意义

易晓莉

【摘 要】青春偶像剧不仅仅是好看,而是在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和形式元素中,包含了厚重的思想内涵。这种思想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内涵交错杂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青年亚文化与其教育意义的杂糅,显示了多种话语之间的博弈和共存。

【关键词】青春偶像剧;青年亚文化;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1-0105-02

青春叙事和爱情叙事是青春偶像剧的叙事重点,这样的题材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春偶像剧的审美效应,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但青春偶像剧不仅仅是好看,而是在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和形式元素中,包含了厚重的思想内涵。更重要的是,青春偶像剧的思想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内涵交错杂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青年亚文化与其教育意义的杂糅。

从文化地位来看,青年亚文化具有典型的边缘属性,同时,青春偶像剧又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属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不同文化内涵的交错杂糅,显示了多种话语之间的博弈和共存。这为我们全面认识青春偶像剧,提供了新的视点。

一、青春偶像剧中的青年亚文化

青春偶像剧中的核心人物“偶像”对于催生青年亚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人物往往有着鲜明的叛逆性。这种叛逆特质在具体的青春偶像剧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对父母权威的叛逆、对师长的叛逆等等。但归根结底,都是对成人世界和陈旧观念的叛逆。

青春偶像剧中对父母的叛逆是表现得比较多的。《女人的香气》中,智旭为了和患有癌症的女朋友在一起,选择离开父亲并在自家的公司递交了辞职信;《市政厅》中祖国因为受辛薇菜的影响,而使他对自己曾经的政治理念产生质疑,后来为了和辛薇菜在一起,也为了自己新的政治主张,不仅和自己的父亲闹翻,而且在政治行为上处处和父亲作对,最后迫使很有政治野心的父亲宣布退出政坛,过起了老年人真正的隐退生活。

当然,青春偶像剧中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反叛。比如对行业规范的反叛。《检察官公主》中时尚女检察官马惠理的穿着打扮完全不符合法官应有的庄严大方的装扮。可一直被大家称作“花瓶”的马惠理,事实上也具备并表现出了很强的工作能力,而且,为了做出正确的裁决,她还具备相当的决心和勇气深入虎穴,调查事情的真相。

另外,《市政厅》中的辛薇菜对传统女性审美标准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她在青鳞鱼小姐的选拔赛中,以自己的实际表现证明了不一定要骨瘦如柴才能算漂亮。在她看来,传统的一刀切式的审美标准其实是一种暴力,一种歧视。而且,她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处事方式,赢得了曾经觉得她很奇怪的副市长的爱情,也赢得了曾经和她处于对立面的同事的尊重。

青春偶像剧中的偶像引发了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而这种偶像崇拜实质可以理解为对个人自身主体意识的潜在追求和变体表现。以《流星花园》为例,其中的主演F4在当年真是大红大紫,成为青少年追捧的对象。这种“追星”现象的背后,其实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关于这点,徐艳蕊的评述是比较中肯的:“《流星花园》体现出的对成人社会的反叛、对感情的坚守、自治而理性的生活态度,在相当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启蒙和抵抗性的力量来获得青少年的认同的。通过这种认同和其所宣扬的行为准则的援引,青少年在生活实践中有效地开拓了一种自主和自治的文化空间,用以抵制理想化理念的过于僵化的约束和召唤机制,并成为后者一个颇具活力的竞争对手和补充因素。”[1]这就是青春偶像剧的积极意义。

通俗文化的快感在于逃避规训。“大众文本必须提供大众意义与大众快感。大众意义从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相关性中建构出来,大众快感则来自人们创造意义的生产过程,来自生产这些意义的力量。……大众快感必定是被压迫者的快感,这种快感必定包含对抗、逃避、中伤、冒犯性、粗俗、抵抗等因素。”[2]由此可以看出,由青春偶像剧引发形成的青年亚文化,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意义生产逻辑。虽然青年亚文化只在特定年龄范围的人群中产生和流传,但往往会辐射到整个社会文化之中,成为影响、改变、重构社会文化的主要力量。

二、青春偶像剧的教育意义

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除了具有这种青年亚文化的特质和效应之外,青春偶像剧又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作为观众的青年群体,既和其中表现的青年亚文化有深度共鸣,同时,也成为感召和教育的对象。如此,亚文化与主导文化统一起来,形成青春偶像剧的多维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青春偶像剧的教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乐观的态度来自于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充足的自信心,这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轻松快乐的感受,也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我的女孩》中的周裕玲,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笑得出来,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悲观、丧气、失望、困惑等等。而正是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改变了她的一生,让她的人生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充满意义,同时也给我们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感动。

《大长今》中的大长今,《嫂嫂十九岁》中的郁美,《屋塔房小猫》中的智恩,《我的女孩》中的周裕玲,《加油,金顺!》中的金顺,《巴黎恋人》中的泰英,无不都是在逆境中坚持,在困境中努力,表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积极乐观的态度。另外,《奋斗》里的陆涛、《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钱小样等等,都为了自己的爱情、婚姻、工作、事业、家庭等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加油”“奋斗”“拼搏”成为他们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关键词,这些都无不显示出青春偶像剧的积极意义。

二是强化主人公独立自主的精神。比如《看了又看》中的银珠就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她在择偶的过程中,不听从旁人的劝告,而是自主选择自己的爱人,而当爱情受阻的时候她也是完全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最终做出选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她都从不向家人求助,不管生活中有多少艱难困苦,她都能够坚持到底,不怨天不尤人,永远相信自己可以。

三是凸显剧中人物对待人、事的理性态度。比如《佳期如梦》里的几个人物都表现出一种难得的理性的、成熟的处事方式。其中的尤佳期是个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女孩。当她突然面对失踪十几年离家不顾的母亲时,过往没有母亲陪伴的成长经历再次搅乱她因为父亲去世好不容易才重获的内心平静。她心里对母亲有很多的怨恨,所以,当她与母亲面对面时,她心里别扭,抗拒,不愿承认这个母亲。对于很少得到母亲照顾、母亲失踪多年的尤佳期来说,她这种情绪状态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尽管心里还不愿接纳自己的母亲,尤佳期还是深知自己为人女儿的责任,在她母亲生活落魄、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将母亲带回家与自己同住,为母女两人进行情绪沟通、拉近心理距离提供了一种现实基础。在这一点上,尤佳期没有任由自己的情绪果决地拒绝母亲,相反,她的反应和行为都说明她是一个能够很好战胜感性情绪的偏颇而恰当理性处理事情的成熟女孩。这对于当下易冲动、任性的青少年来说,无疑具有一种榜样的作用。

剧中的另一个女孩西子,在对待自己的情感问题时,也表现出难得的客观理性和克制。西子一直非常喜欢和平哥,但和平哥一直对五年前的初恋女友尤佳期恋恋不忘。在孟和平得知当年尤佳期是因为钱而离开他时,他才终于在情感上为自己的过去画上了句号,开始接受西子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在西子的心里,她也觉得自己的幸福终于降临了。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西子得知当年尤佳期离开孟和平,实则是跟孟和平母亲对他们情感的阻挠相关,而不是如之前孟和平所了解的因为钱而离开他。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西子心里很纠结。把真相告诉和平吧,完全可能因为误会消除而导致孟和平和尤佳期的破镜重圆,从而使自己的情感和所追求的幸福遭到重创。但不告诉孟和平吧,她良心上又过不去。所以在说与不说之间,她一直在痛苦地犹豫着。在即将和孟和平订婚的最后关头,她终于想明白这并不会使她真正幸福,于是,她选择了放弃,并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和平。从剧中的表现来看,西子是真的很爱和平的,是真的很想和他一辈子相依相守的,但不管怎样,她没有因为自己这份热烈的情感而变得盲目,而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冷静地选择了放弃。她对幸福的认知是正确的,她了然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不愿意在有误会的情况下阴差阳错地达成自己的心愿。观众在为西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势必也会对她这种冷静理性的情感态度产生一种崇敬之情。这就是理性的力量。

“爱无能”是物欲横流时代的一种典型病症。很多人丧失了爱的能力,即使对于自己所爱的人,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尤其是那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青春偶像剧中对爱的凸显和强调,对容易任性冲动、看重自我感觉的青少年一代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不仅可以让他们领会到爱的真谛,还可以教会他们如何真正地去爱一个人。《佳期如梦》中有一个非常感人的镜头可以很好地阐释什么是爱。患脑癌的东子半夜又遭病痛折磨,但他不愿意吵醒因为照顾他而非常劳累的尤佳期,所以他忍着剧痛摸索着寻找自己的药。而这整个过程中,尤佳期其实是醒着的,但她不能起来去为东子拿药,她明白东子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吵醒她,不打扰她睡觉。她不能让东子觉得抱歉,不能让东子觉得不安心。这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除了相互之间的付出,最让人感动的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够非常体谅对方。这就是爱的细微之处,同时也是爱的伟大之处。这种对爱的表现和渲染,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总之,青春偶像剧具有较强的青年亚文化效应,但它在表现青年亚文化的同时,同时杂糅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充分说明,它的亚文化效应是有限的,它受到其他话语的制约和规训。因此,这种背景下的青春偶像剧,不是那么偏执、怪異,而往往充满了温馨的感动。这多维的视角不仅丰富了青春偶像剧的文化内涵,更决定了它的美学特质及其受欢迎的程度。

参考文献:

[1]徐艳蕊.《流星花园》热与青年亚文化现象[A].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C].陶东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11.

[2][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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