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俞鸿瑛

在大部分教师、学生、家长的眼里，教材一直处于神圣化、神秘化、权威化的地位：教材中的文章，每一篇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文道合一”“言意兼得”的重任，潜藏着全部语文知识的密码，成为了老师教、学生学的全部内容。再加上各级公开课、评优课以及“优质课”在教师考核中的权重，教材更被教师有意无意地顶在了头上，成为了“业务钻研”的全部对象。勤奋者，甚至会每篇精心解读，寻出起承转合的妙处，找出微言大义的精要，搜出一字千金的妙笔；在此基础上，落实为精心的教学设计，同样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行云流水的节奏，如何导入，如何过渡，如何渲染，如何结束——无不按照艺术的最高标准严格要求。一本薄薄的“教材”，俨然已经成为了教师“精心地教”的全部；同样，也一定会成为学生“用心地学”的全部，以及家长“用心关注”的全部。但如果真正想要实现承载人文思想、埋伏语言知识、涵养文化情怀的教育理想，那非得把目光从薄薄的教材中，从单篇课文中，从一堂堂孤立的语文课中解放出来，让目光与广阔而多变的文化背景相对接，及时充电，随时更新，所有的教育愿景也许才有生长的空间。

叶圣陶先生早就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既然是“例子”，就可以这样教，那样教；可以精细地教，简略地教，甚至不教；一言以蔽之，“用教材教”。

教材可以是一个“读写的范例”。作为阅读或写作的范例，很多课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学生习得阅读方法、探究写作经验的学习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