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

田家英（1922—1966），从26岁起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在党中央、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之久。1954年以后，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一生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信访工作。他不只把自己的渊博知识、理论修养应用于党政实际工作，他也积极参与学术活动，特别是历史学研究工作。他所做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就是组织集体“编写《中国史稿》现代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本文拟就田家英参与此事的原委及其主编中国现代史的基本主张与做法作一回顾。

众所周知，田家英较早就开始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38年春至1939年秋，田家英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因为才华出众，他毕业后留在马列学院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并担任了中国现代史教员。1940—1948年间，田家英创作了不少揭露批判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从1948年起，他开始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1950年间，是田家英写作较多的两年。这一时期他写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发表在《中国青年》和《学习》杂志上。1950年以后，田家英除了要参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农村调查工作外，还要参加《毛泽东选集》（1—4卷）和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出版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工作之余，田家英一如既往，“很喜欢研究现代史，特别是党史”。

从1955年起，田家英兼任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对开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出过不少主意”。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根据毛泽东建议领衔主编一部中国通史丛书，后定名为《中国史稿》。其中，第一、二、三册中国古代史部分由历史学家尹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负责组织编写；第四册中国近代史部分由历史学家刘大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主持编写；田家英获邀担任了《中国史稿》的编委，并负责主编第五册，即当时所说的中国“现代史”部分。田家英对于编写这一部史稿十分重视，除了由于他一般地注重历史研究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编写这一部史稿是经过中共中央认定并受到毛泽东关怀的。田家英曾说，这个任务已经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了，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也谈到我国学术界正在由郭沫若主持编写一部中国通史，要用科学的观点系统叙述中国的历史。二是出于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崇敬与热爱。

1958年底，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最初计划的编写时限是“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但是，后来写作范围扩大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的主编，田家英为此所做的主要工作有：一、着手组织编纂了南京国民政府留下的从北洋军阀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部分民国历史档案资料。二、从地方、部队、高校和科研机关“借调”来30多人，“多为写作熟手”，成立了临时性写作小组。因为田家英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所以编写组便附设于政治研究室，以利协助工作。三、与刘大年就《中国史稿》（近现代部分）“应该写成怎样的书”，多次交换意见，形成共识：编写一部不同于以往我国旧断代史的“完整的新型的断代史”。四、亲自为编写组拟定了各章节的写作提纲。五、1959—1961年的两年多时间，就编写理论与方法对编写组成员进行过多次具体指导。

田家英先后就编写中国现代史提出过八个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现简要梳理归纳如下：

第一，搜集史料要求全面性。田家英非常重视在“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中国现代史。他要求编写组成员认真阅读格拉塞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一书。因为格拉塞说过：“马克思制定的科学研究的工作方法，要求在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之前，先要充分掌握与该问题有关的一切资料。”为此，田家英特别提倡编写中国现代史的同志一定要看过去的报纸，既要看我们共产党办的报纸，也要看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办的报纸。一天一天地看，甚至广告也要看一下。他认为，旧报纸上不仅有可用的历史资料，还可以使历史研究者仿佛置身于当年的生活环境之中。只有在掌握了全面的资料以后，编写出的历史才不至于发表空洞的议论，不仅给人以具体的、有案可稽的历史知识，而且能够“用历史事实来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第二，利用史料要求真实性。《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关于建国以后的历史原定写三章：第一章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二章写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三章写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0年，田家英决定暂时不写第三章，当时并“没有说明原因”。直到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他才对编写组成员说明暂时不写第三章的原因是“因为‘大跃进以来有许多数字是假的”。他提醒大家牢记格拉塞的话：“马克思从不利用任何未经检验过的材料来源，决不引用间接的根据，而总要找出它原来的出处。”在田家英看来，只有引用经历史检验的直接史料，才能够写出逼近真实的现代史。当时，有一阵风，在反对“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下，忽视对史料的“去伪存真”的考据工作。田家英则坚持主张“在考证史料方面下功夫”，一定要“把历史真相面貌弄清楚”。另外，田家英也极为重视并提倡利用中央档案馆、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即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收藏的原始档案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他对于史料真实性的要求，给编写组成员很大影响。

第三，叙述史事要求准确性。首先，田家英反对写作中国现代历史援引材料断章取义，尤其“不能容忍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引用半句，省去半句，或者作不适当的删节而使原意走了样”。其次，对于一时难以查清的事情，一时搞不准确的问题，他主张“宁可暂时空着，宁缺毋滥”。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日期，当时一般说法是“7月1日”，《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征求意见稿上也曾经是这样写的。后来，经过考证，发现这个日期不准确，应该在7月下旬，但是又搞不准究竟是哪一天。于是，田家英建议写成“1921年7月”。粗看起来，写“7月”比“7月1日”模糊，实际上比“7月1日”更加准确。又如，面对1958年、1959年“浮夸风和共产风”这样的棘手问题，当时是写还是不写众说纷纭。田家英主张：对于“三面红旗”之类有待历史检验的、一时“难以定论的问题”不写，而是将其“留给后人去写”。这一建议的初心，亦在于编史力求精准无疑。

第四，编写内容要求综合性。首先，田家英强调，我国历史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因此，一部中国现代史“不能写成一部汉族史”。他要求现代史各章“都要体现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与共同斗争中所做的贡献”，应当很好地编写“少数民族在各个时期参加革命斗争的史实”。其次，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党史不尽相同，因而田家英一开始就要求大家：“应以政治史为中心，同时要对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作概括的叙述。”这也是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的综合性历史研究法。最后，田家英认为，编写中国现代史，“就不能不写国民党方面”。因为，国民党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说，我们“要学习毛主席那样，对敌人了如指掌”。如果我们“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方面的事情说不清楚”，那么共产党的行动“也就说不清楚”。

第五，评价人物要求客观性。以评价毛泽东为例，一方面，田家英主张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毛泽东建国前后的丰功伟绩。他多次对编写组成员说：“一部现代史，从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同毛主席分不开的，我们编写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要突出毛主席在那个时期、那个阶段的思想、贡献和作用，这是提高史稿质量的重要关键。”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针对当时所谓的领袖“天才论”以及个别知名学者公开把老百姓比喻为“百鸟”，而把毛泽东比喻为“百鸟朝凤”中的“凤凰”，田家英认为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原因有二：其一，毛泽东的一切正确思想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的，是全党和人民群众集体奋斗经验的概括”；其二，毛泽东本人一直“把人民群众看成真正的英雄，他甘当人民群众的学生”。如果用“百鸟朝凤”来说明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本意。这一实事求是的学风，对写作组成员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六，阐述历史要求理论性。田家英本人十分重视理论学习。他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探讨解决各种历史问题。他对编写组成员说：“（编写现代史）当然也要防止不分主次的现象罗列，写史不是单纯的新闻纪事，而是要通过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的叙述反映历史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把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统一起来。”又说：“论点是从历史事实中引申出来的。一本历史书，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观点，而是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拼凑起来的，那就很难站得长久。”他批评一些编写组成员写出来的稿子，“有的整页是空议论，有的整页堆砌着许多材料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强调指出：“历史书中的材料和观点要如同水乳一样交融，可以夹叙夹议”，但是千万“不要像牛奶里放上一块铁片，牛奶和铁片是不能融合的”。

第七，修史话语要求生动性。针对一些历史类论著，写得枯燥无味，叫人硬着头皮也看不下去的现象，田家英以当年香港出版的一部关于汪精卫傀儡政权始末的书籍为例说，该书作者“是这个傀儡政权的成员，接近上层人物，立场是反动的，但是写得很生动，叫人能一口气读完”。可是，“我们写的历史书往往写得枯燥无味”。其实，“历史本身是很生动的”。因此，历史书籍一定 “要写得生动，吸引读者一口气看完”。历史书籍不仅要给人们以可信的历史知识，而且要展示历史人物与事件本身的生动性。要达到这一点，写作历史论著时就要十分重视文采。田家英认为：如果我们写的历史书缺乏文采的话，其结果就会像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当时，有的编写组成员表示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很困难。”田家英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关键“还是（要）多读书……只要肯在读书上下功夫，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

第八，完成史稿要求权威性。首先，田家英要求大家努力消除过去一些党史著述中的事实“差误”。例如，针对一般党史本子写到党的一大，根据陈潭秋的回忆，说会上出现过刘仁静与李汉俊的“左”“右”倾争论，但是毛泽东、董必武都说“没有这回事”。当时，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会外交谈中可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一大上并未发生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的“左”“右”傾争论。因此，田家英认为史稿需要改正陈潭秋的说法。其次，田家英强调编写史稿要突出重点。他反复向编写组成员说明：在新民主主义四个历史阶段中，解放战争最重要，是革命最复杂、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其他时期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为解放战争作准备的。所以，史稿“应该加强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和叙述”。最后，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把关。《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的编写者，虽然都是党史、军史、政治史研究的“熟手”。然而，由于《中国史稿》涉及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等众多领域。为此，田家英要求大家一定要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认为要避免学术盲区，只有“采取请教专家、依靠专家的办法”。1959年以后两年，他“经常把一些名家请到编写组来，不但介绍专业知识，提供专业资料，而且为各个时期、各个有关章节的内容安排提出具体意见”。这些做法，都对保证史稿的学术质量及其权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1960年7月，编写组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的第一稿。全部书稿一共36节。其中，新民主主义时期26节，社会主义时期10节。此后，田家英组织通改小组对书稿进行系统审改，并组织全国有关单位“讨论和征求意见”。他本人也“看过部分稿子，并参加了讨论修改”。然而，1961—1962年田家英受党中央、毛泽东派遣开始“全力投入农村（人民）公社调查”。后来，国内政治形势“渐渐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编写组的借调人员也渐渐散去”。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书稿的全面、系统性审改工作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被迫停顿下来，最终功亏一篑未能成书，多年辛苦完成的书稿最后也散落不知去向。刘大年回忆说，如果“不是发生那场大动乱，田家英是会按照自己的思路、风格留下一部现代史著作的”。尽管如此，田家英的努力并没有完全白费，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史方法，对于我们编写21世纪的中国现当代史及中共党史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与指导意义。

（编辑 杨琳）

作者：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