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亢宗

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广州。日本政府俨然以东亚霸主身份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和平的新秩序。此次征战之目的，亦在于此。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绝”。日本大本营根据该声明又制定了《1938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意在暗示汪精卫摒弃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

接着，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秘密到上海与土肥原贤二的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举行重光堂会谈，开始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在重光堂会谈中商定了汪精卫12月8日逃离重庆的详细计划，还决定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声明予以呼应。

1938年12月8日下午1时，汪精卫一伙乘机离开重庆抵达昆明，第二天（9日）午后，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十余人乘机离开昆明，抵达河内。12月22日，近卫文麿即发表广播声明，表示支持“拥护新政府”“新中国建设之机已成熟”。

12月26日，汪精卫花了两天时间终于写成了3000余字的一篇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电文，宣布他已接受近卫声明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反共、经济提携三个原则，还向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劝降：“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途径已开。”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传至重庆时，蒋介石刚从西安返渝。12月24日蒋介石对顾问端纳说：“请你通知英美两国驻华大使馆，告诉他们：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