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学峰

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将要举行一场婚礼。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没有讲究的家具，没有亲朋好友的祝贺，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

新娘24岁，叫董边；新郎20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以笔名闻世。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结婚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字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没说什么，只是微笑地向她点了点头，就算是批准了。

要结婚了，可是还没有新房呢。党支部书记周太和主动让房。他原本和党小组长住一个窑洞，两人因此就分别搬到别的地方，腾出自己的窑洞，作为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他走进窑洞，见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地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婚前，董边曾郑重地向田家英提出3条“夫妻公约”：一、一切为了进步；二、两个人的事，由女方做主；三、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而感情破裂。

田家英一口答应下来。他和她从此都恪守这“约法三章”，一诺千金。

两人确确实实“一切为了进步”，并肩携手于共产主义大旗之下。那第二条“两个人的事，由女方做主”，婚后不久也实行了。这“两个人的事”纯指他与她的事。1944年，董边怀孕，“由女方做主”，决定不要孩子。那时由于战争环境，女同志一生孩子，组织上就不让她再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董边不愿意放弃工作，宁愿不要孩子。虽说田家英很想要个孩子，可是已有“约法三章”在先，只得“由女方做主”。

那时候不大兴人工流产，只好等孩子生下送人。这年6月，董边生下了一个男孩，她只看了一眼孩子，就送给了枣园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这媳妇一连生了4个孩子都未成活，刚生下第五胎，又死了。董边把一个胖小子送给吴桂花，吴桂花心中乐开了花。生怕董边日后反悔，村长似乎疑虑重重。董边当即立下“永远不要”的字据，村长一家欢天喜地地抱走了孩子。

很快，“约法三章”第三条，也发挥效力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到各地去，开辟新的红色区域。董边跟田家英商量，决定报名上前线。董边给蔡畅大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第二天，蔡畅便复信董边，同意她的要求。于是，董边告别了田家英，离开延安，融入了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队伍。

这一别，就是漫长的三个年头。

董边来到冀东，参加“清匪反霸”、“复查土改”，担任区党委书记。田家英呢，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冀东根据地和延安之间，隔着一大片国民党统治区，邮路阻断，只有派人前往延安开会时才能捎上一封信。三年中，两人只通过两三回信。一天，正在给学员们上课，忽地听得窗外喊了一声：“田老师，信!”

田家英接过一看，是董边的笔迹，顿时泪水模糊了双眼。

“今天不上课了!我没办法上课了!”田家英说道，“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补上。好，下课!”这件事在延安一时传为“笑谈”。

1948年5月，田家英随中共中央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12月，有一批在东北工作的干部去西柏坡，路过冀东。组织上考虑董边和丈夫别离已三年时光，就让她搭乘那辆大卡车去西柏坡。

可到了西柏坡，董边才知道田家英奉命到东北执行任务去了。邓颖超大姐把董边安排在中央妇委工作，住在东柏坡。

半个多月后，忽地两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一前一后走进董边住的院子。前边一个见了董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师娘”!

董边平生头一回被人称为“师娘”，顿时很不好意思，羞得脸红。这时，后边那青年哈哈大笑起来一正是久别了的田家英。

田家英—解释，董边才明白：原来，他调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个叫“师娘”的便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岸英虽然与田家英同龄，但在苏联多年，对中文及中国历史不很熟悉，毛泽东便叫田家英教他。这样，董边便成了“师娘”。

重逢，让田家英和董边笑逐言开……

婚前，田家英烟瘾颇重。由于董边患气喘，闻不得烟味，田家英婚后就戒了。

进京之初，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北平西郊香山双清别墅，董边则在城里工作。每逢星期天，她便赶往香山，一般总是帮田家英写信封——田家英替毛泽东处理人民来信，每星期几十封，忙不过来，董边自动“帮忙”，成了田家英的“秘书”。

那时，他和她只有一块手表——那是田家英的一位同学到香港做地下工作，回北京时送给他的。考虑到田家英更需要，手表由他戴着。不久，董边生下大女儿，田家英硬是把手表让给了妻子，因为喂奶要定时，需要手表……

如此恩恩爱爱度过了24个春秋。“文革”浩劫，不幸夺去了田家英年轻的生命，终年不过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