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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在长治县二三事

2018-06-07李保文

百年潮 2018年5期
关键词:马烽毛孩招待所

李保文

马烽是中国当代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短篇小说《三年早知道》和《我的第一个上级》等。笔者通过口述访谈和查阅档案,了解了他的一些事迹。

那是在1978年11月,山西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第四批“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屯留、襄垣、晋城四县开展工作。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的马烽来到了长治县。

与群众打成一片

第四批“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主要有五个任务:一是抓紧抓好“揭批查”运动;二是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三是大张旗鼓地开展“双打”运动,即所谓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四是整党整风,整顿和建设好领导班子;五是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好冤假错案的处理。

11月15日,省委工作队的197名队员来到长治县,先在韩店中学的大礼堂集中学习五天。马烽要求每个队员必须下到村里,“一竿子插到底”,进村后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学习的模范、团结的模范、执行党的政策法令的模范,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绝不允许有违反组织原则的人和事出现。

22日上午,工作队下到了村里。那时正是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直下,天冷得不行。农村社员家里都是黄土掺煤生的炉子,连个烟筒也不安,煤烟很重。马烽57岁,在当时已经算老人了,还不停地咳嗽。县委考虑再三,把他安排在县城所在地—韩店大队蹲点,晚上就住在县委招待所。

县委招待所分大灶、小灶,按规定马烽可以吃小灶。其实大灶和小灶上的饭食基本一样,吃的都是馒头、烩菜之类。不同的是,小灶每顿饭能摆几个小菜,如酱豆腐、拌韭菜、拌香菜等。招待所的人从此就经常看见一个大高个子的瘦老汉,端着个大粗碗去灶上吃饭。

因为天气冷,马烽上楼或说话时会“吼吼”地喘,当地人管这种病叫“拽气”。招待所所长成长青要请医生,马烽却说:“我就带着药哩!我母亲一到冬天就是这样。”成长青又说找个“土医生”,“偏方治大病”。马烽还是坚决不让,说“等天气暖和了就好了”,一点也不给地方同志添麻烦。

有时候晚上没事了,成长青就提上一暖壶开水过来,和马烽说东道西。马烽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几年,老是怨自己跟不上形势,后来就学着慢慢跟,谁知跟到最后才知道跟错了,根本就不该跟来!”说到有趣的事,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马烽是省委的高级干部,据长治县委办公室原内务干事原玉虎回忆,那时,他要拿着党中央、国务院传真到长治县的机要文件,跑到招待所二樓,先给马烽看,马烽批个“阅”字,然后才送给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

马烽还是一位名人,小说和电影剧本享誉全国。听说他在长治县,好多人就跑来看他。尽管身居高位,一般老百姓却都能见到马烽,能和他无拘无束地说话。有人回忆说,马烽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脸上有块红斑,还有些驼背,感觉不像一个著名作家,倒更像个老农民。马烽也没有架子,亲自给来人倒茶,请他们抽烟。还有人把自己写的大字报卷了一捆拿到招待所,给老作家看,弄得马烽哭笑不得。另一个人听说马烽能抽烟,就买了两盒,来到招待所。他说:“马老师,我还买过你一本《刘胡兰传》哩!”马烽答:“真对不住了,我是麻烦你破费花钱哩!”一屋子的人听了都笑起来。

为张聚水平反

马烽每天从招待所出来,步行去韩店公社,然后再由公社的同志陪同去大队。在公社大院,他经常碰见一个满头白发、神情恍惚的老汉,黑瘦的脸上挂满无奈。马烽很奇怪:一个农村老百姓,怎么三天两头来公社呢?终于有一天,他叫住这个老汉,问起了他的情况。

原来老汉名叫张聚水,韩店村人,从小死了爹娘,弟兄两个讨饭为生。9岁时给本村地主打短工。13岁时跑到沁源县,给财主家放羊。沁源是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在这一带活动多。一天,几个放羊的孩子遇见了八路军。有人看见他穿着破烂,很可怜,就说:“小孩,你当兵吧!以后我吃甚你吃甚,我穿甚你穿甚。”就这样,张聚水交代了主家一声,就当兵了。他加入的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在部队里,他和战友们一起割电线,扒铁轨,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还参加了百团大战。因为作战勇敢,1945年,张聚水入了党。

1946年,在攻打灵石县城时,张聚水中弹受伤,不能再打仗了,部队领导就给他办理了退伍证、残废证等手续,让他复员回家。到村后,他先是担任韩店村高级社主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又任韩店大队大队长。

1965年秋,农村“四清”开始了。“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很快发展成清理、打击村干部。驻韩店村“四清”工作队给张聚水定了五条罪状:第一,冒充党员,混入党内,搞政治诈骗,是假党员;第二,伪造证件,冒充残废军人及红军,是假残废;第三,包庇地主富农,迫害贫下中农,将贫农陈贵生逼得跳井自杀;第四,挥霍浪费,损公肥私,四年内损失粮食10039斤、现金30039.58元;第五,贪污盗窃,虚报冒领392.23元。

鉴于上述“罪行”,1966年4月15日,长治县委作出决定,将张聚水开除出党,依法管制三年。从此,张聚水就由村干部变成了韩店村的“坏分子”。白天,他和几个“地主”“富农”“右派分子”一起刨荒坟、修梯田,晚上还得提着个大扫帚扫街,干的活再苦再重,每天也只记四分工(也就是挣四五角钱)。到了节假日,其他人高高兴兴地过节,他却得戴着白纸糊的一人多高的帽子游街。几个孩子也受到牵连,在学校里不是遭人打骂,就是被老师罚扫茅厕,常常是哭着跑回家。最要命的是家里常常断粮,连一篮子玉米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去韩店医院卖血……十几年来,张聚水一遍一遍地找公社、县委、法院,要求复查自己的问题。

听罢张聚水的讲述,马烽又去他家看了看。全家八口人挤在两间小黑屋子里,除了两个土炕和几只大缸外,什么都没有。张聚水还把一二九师发给他的退伍证找出来给马烽看。那是一张刻印在麻头纸上的发黄发黑的凭证,上头有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签名。马烽当过八路军,知道办理这些证件的程序是很严格的。他说:“其他东西能伪造,这个东西谁能伪造出来?说你是假八路,一二九师不是假的吧?刘伯承、邓小平不是假

的吧?”

回到县委,马烽把这件事对时任长治县委书记的郝永和讲了。郝永和听后很重视,责成韩店公社、县信访办、县法院、县民政局联合处理。但是,有些人以陈年老案缺乏证据为由,拖住不愿落实。过了几天,张聚水又去县法院,一楼楼道里站满了上访的人,他正准备上楼,迎面碰上法院的一个领导。一看见他,这位领导就骂:“你是个什么东西?这么多年了,你不是找县委就是找法院。这会儿工作队来了,你又找马烽。邓小平不是给你当过政委吗?你怎不去北京找他哩?那不更顶事?”马烽听说这个情况后,几次来到县法院,对办案人员说:“你说他是假党员,可以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你说他是假八路,可以取消他的军人待遇。你说他是假残废,可以不给他发抚恤金。可你凭什么管制他三年哩?法律条文里哪一款上这样写哩?”

由于“文革”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当时长治县法院每天都挤满了人,都要求重新落实、复查自己的问题。县里的一些领导担心,要是给张聚水平反了,会刹不住车,增加工作的难度。况且这么多年了,光法院院长就已经换了好几个,有的当事人已经去世或者调走,落实起来很困难。对此,马烽在一次会上说:“张聚水是韩店村的一个社员,我正好在韩店大队蹲点。县委下给工作队的任务,其中就有抓好冤假错案的处理。落实张聚水一案是我的工作,落实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经过法院调查和医院检查,张聚水是假党员、假八路、假残废的不实之词终于被推倒。1979年5月25日,中共长治县委作出《关于恢复张聚水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原定1945年冒充党员、混入党内不是事实,应給否定。残废问题已查明……只因开始证件保管不善,后来填写的证件有的地方作伪,残废等级已无法认定。这个问题张虽有错误,但不能定为伪造荣誉证件。原定张包庇富农分子,打击贫下中农,逼得贫农陈贵生投井自杀,经复查与其无关。原定损公利己、挥霍浪费问题,经复查有些属于正常开支,有些属于不合理开支……经中共长治县委1979年4月13日会议研究,决定恢复张聚水同志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

听说马烽给张聚水平了反,好多人就拿着申诉材料来找他。有时候招待所大清早刚开门,就涌进来一群告状的。马烽总是热情地把他们让进屋里,说不要光靠哪一个人,要靠国家政策,要相信基层党组织,通过正当渠道反映自己的问题。

工作队撤走后,张聚水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马烽了。但世事难料,1999年秋天,张聚水因患胃病,去山西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主治医生竟是马烽的儿子马炎炎。张聚水把20年前的事对马医生说了,还让大儿子张安中去看望恩人马烽。

于是,张安中买了些东西,来到马烽家。马烽好半天才想起张聚水的事来,便问张安中家里的情况,说:“那年我去你家时,你还是个小孩子,现在倒长成大人了。”也许是有故人来吧,马烽的心情很好,领着张安中在家里参观了一圈。书房里满满当当地放着十几个柜子,里面全是书。卧室很小,刚好能摆下一张单人床。奇怪的是,床单上竟有几块大小不一的补丁。张安中问:“你这床单怎是破的哩?”马烽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西沟劳动改造时,申纪兰送给我的手工织的土布,我一直舍不得扔了它。”他边说边拉开柜子,拿出另一卷小土布来,让张安中瞧。

那天正好是重阳节,山西省委、省政府邀请退下来的老领导们会餐。马烽因病不能出席,就派马炎炎的爱人去了。傍晚时,儿媳妇回来了,还拿着一块蛋糕,说是省委领导特意送给公公的,祝他健康长寿。马烽让儿媳妇拿出相机来,和张安中两个人在客厅里照了一张相。秘书小声对张安中说:“现在有好多人,拿着自己写的书,来请马老作序、照相,马老都拒绝了。今天你很幸运,他主动提出来和你照相。”看见天色不早,张安中要走,马烽却不让,一定要留他吃晚饭。晚饭是米汤、馒头,还炒了几个菜。女儿、孙子、外孙等都回来了,全家八九口人坐在一起吃饭。儿媳妇切开蛋糕,先给公公端过来一块。马烽批评道:“一点儿规矩也不懂,应该先让客人吃。”可能是在生活上不大讲究吧,马烽家用的碗大小不一,有几只碗沿上还有豁口。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马烽拿着水果,专门来医院看望张聚水。张聚水要坐起来,马烽按住他说:“就躺着吧!”两个老人手拉着手,说起了以前的事……

保留李毛孩职务

北和大队隶属北呈公社,是一个有1700多人的大村。这个村没有工副业,仅靠3600多亩薄田生活。有一年,一个劳动力每天只能分到0.27元,刚够买一包0.25元的香烟和一盒0.02元的火柴。因为经济落后,从1958年成立公社以来,北和就一直人心涣散,一天也没有安生过,是全县出名的三类队、落后村。

1967年,30岁出头的李毛孩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个大老粗,一个字不识,可人很实在,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他也很廉洁,每逢下乡干部在大队吃饭时,就找不到他了——他回自己家吃。在李毛孩的带领下,短短几年时间,北和大队的粮食产量快速提高,社员分配也一年比一年多。

不过,李毛孩也有缺点。他作风粗暴,态度生硬,不讲究工作方法。例如1972年,有人揭发社员周东花偷了玉米,李毛孩听了,二话不说,就主持召开社员大会,对周东花及其丈夫进行批斗。两人的女儿、女婿来找李毛孩吵闹,李毛孩就叫上民兵,把他们捆了起来。又如,村民王续进和几个社员一起垒猪圈,一伙人边干边说闲话。王续进随口说道:“林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长得像只猴一样。”有人把这话汇报了,李毛孩就要给王续进戴上“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有干部劝他说:“拉倒吧!林彪住在北京,续进住在北和,俩人根本就认不得,他反他干甚哩?”但李毛孩不听,天天晚上开社员大会,批斗王续进。类似这些事情使李毛孩得罪了不少人,好多社员都对他有意见。

省委驻北和的工作队刚一进村,告状的就围上来了,反映李毛孩的问题。工作队队长从小在城里长大,没有到过农村,一见这阵势,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北和大队的“阶级斗争”很尖锐,李毛孩就是“土皇帝”,非打倒不行。于是他调查走访,总结了李毛孩的“罪状”,要求公社党委撤销他的职务,并追究刑事责任。

北呈公社党委书记贾有生、革委会主任暴有顺在基层工作多年,了解北和村,了解李毛孩。他们知道,在农村不能随随便便换支书,否则这个村就乱了。但省委文件规定,这支工作队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好农村领导班子问题。公社党委商定,先征求北和大队几位支部委员的意见。

于是,暴有顺骑着自行车,一个人来到北和村。北和大队共有八个支委,当他们听说公社准备撤李毛孩的职时,都坚决不同意,说李毛孩是个好干部,怨工作队偏听偏信,没掌握真实情况。有的支委还说:“把我也一起撤了吧!不当了!”大队院里还进来了二三十个社员,都替李毛孩喊冤。

公社当晚就把这件事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郝永和听后,建议去找马烽。他说:“马部长是省委领导,又是一位老作家,叫他处理这件事吧!”

第二天上午,贾有生、暴有顺和那位工作队队长各骑一辆自行车,来到县委招待所。马烽先请贾有生把北和大队的基本情况介绍了一下,又问起李毛孩这个人,贾有生答:“这个人问题不少,可给村里也办了好多实事。”马烽问:“对撤职李毛孩,公社党委是什么意见?”贾有生说:“李毛孩的问题是严重的,公社的意见是等他的其他问题查清后,一起处理。”听到这里,工作队队长坐不住了,坚持现在就撤掉李毛孩的职务。

见他这个态度,马烽从沙发上站起来,严厉地说:“工作队进村才几天,好多情况都不了解,必须依靠公社党委。支部书记是村里的一把手,影响很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换!我们是整顿后进党支部,不是叫你去换支书!”马烽不同意撤职李毛孩,这位工作队队长也就不敢再坚

持了。

后来,长治县委派人深入北和村,对李毛孩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于1980年3月29日作出《关于对李毛孩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决定》中说:“李毛孩同志的错误是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犯的,问题发生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李毛孩同志能正视错误,认识错误,并有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表现,能主动进行检查,向受害者赔情道歉,在任职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量逐年增加,群众比较满意”,因此,仍保留李毛孩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看丁玲

“文革”中,著名女作家丁玲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已经71岁的丁玲获释后,被安排到山西长治市郊的老顶山公社嶂头村居住。

马烽和丁玲早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时就认识了,后来丁玲兼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马烽是支部书记。丁玲很热心,那时,快30岁的马烽与恋人相隔两地,丁玲听说后主动帮忙,把马烽的女友也是他后来的爱人调回北京,并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1955年,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说她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培植个人势力,搞独立王国。马烽在这个会上替丁玲辩解,说她“功大于过”。正因如此,“文革”中马烽被打成“丁玲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多次遭到造反派围攻,还把他的一颗牙齿也打掉了。

马烽早就听说丁玲获释后住在长治市郊,也很想去看她,但长治市委宣传部说,丁玲和爱人属“中央要案”,看他们需经上级批准。这次来晋东南下乡,马烽吸取此前的“教训”,没有找地方党政部门,而是在前去长治县报到的路上直接绕道去看了丁玲。他们已有20多年没见面了。

后来,马烽在几篇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件事。他写道:“这是一处单门独户的普通农家宅院。我进去的时候,丁玲同志正戴着老花镜在看报。”“她看到我,显得有点吃惊,愣了好大一会儿,这才和我紧紧地握手。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饱含着两眶热泪。我的眼睛也忍不住湿润了。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面。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漫长岁月,本来有好多话可说,但我们谁也没有提及那些往事。我不愿询问她这些年来遭受的磨难,也不愿诉说自己的经历,怕的是引起她痛苦的回忆。已经结了痂的伤口,没有必要再去捅了。她大概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只是谈了一些有要没紧的话。家里只有她和一位帮她料理生活的亲属。”“陈明同志不在,一清早就搭村里拉茅粪的车到城里给她买药去了。她患有糖尿病,有高血糖等症状,正在服中药治疗。看起来,丁玲同志还是我记忆中的老样子,不显病容,只是两鬓花白了,脸上也增添了一些皱纹。但精神状态还和以前一樣,有说有笑,坦率大方。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在历次运动中受尽了折磨,受尽了委屈,被开除了党籍的党员作家。”

由于急着要到工作地点报到,马烽只在丁玲家待了个把小时。丁玲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过了些日子,把工作安排就绪以后,马烽又去看望了丁玲一次。后来他回忆道:“丁老太太又恢复了她那种健谈的习惯,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提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丁老太太告我说:‘你那天走了以后,老乡们很议论了一阵子。我问她议论什么?她告诉我说有不少邻居向她说:‘老丁呀!看来你的冤案快落实了。要不,怎么会有坐小车的人来看你。她讲完这件事大笑了。”

丁玲当时是“叛徒”“反党分子”,好多人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不经过上级组织同意,马烽接连两次去看望,这给困境中的丁玲带来了多大的安慰啊!

从嶂头村回来后,马烽一连好几天闷闷不乐。他对经常一起闲聊的招待所所长成长青说:“丁玲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党的干部,在国际上都有影响。可对她说开除党籍就开除了,说关进监狱就关进去了,‘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真是太过分了!”

创作《泪痕》

马烽是作家,在把工作上的事做完后,他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搜集素材上。在长治县,不管到哪个村,他都一待好几天。晚上访问当地劳模,白天坐在社员家的炕上聊天。他把村里人说的事情都记到了一个红塑料皮采访本上。

1978年正是“文革”刚刚结束时,这场荒诞离奇的运动造成了很多悲剧,长治县县长王道义的死就是其中之一。

王道义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据原长治县县志办主任崔外仁回忆,“四清”运动中的一个夏天,全县干部都集中到县里开会,听县委书记讲“思想革命化”。忽然,外头下起了冰雹,好多农村干部都坐不住了,仰起脖子朝窗外瞧。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王道义突然打断了书记的讲话,说:“思想革命化不能光喊在嘴上,得落实到行动上!”他宣布马上散会,要几个副县长立刻去各个公社、重点大队,看看受灾程度有多深,受灾面积有多大,应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他边说边冲出会议室,冒着大雨和冰雹就下乡了。原长治县委通讯组的连步万也回忆,王道义专门从县供销社买了一把小钩锄,一到下班后或者星期天就扛上它,骑着自行车去村里锄草、翻地—“文革”中,有人提意见,说王道义闲着自家的车子不用,星期天也骑公家的自行车,是损公肥私。就是这样一位正派务实的县长,却在“文革”中因为触犯了造反派而被迫害致死。

县长之死深深地触动了马烽,他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采访。小宋大队是全国劳模李有成的家乡,王道义曾于1966年4月背着被褥、扛着锨锄来到小宋,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和李有成住在一孔破窑里。马烽听说这件事后,就往小宋跑了好几趟,每次都住在小宋接待站。他和老支书坐在接待站的炕上,老支书一边说,他一边往本子上记。原接待站站长李周清回忆说,马烽听老支书讲了一上午,中午到灶房吃饭,已经端起碗来了,还在感慨:“多好个县长啊!他不该遇上那场运动!”马烽还把长治县原副县长张安定接到招待所里,向他打听王道义的事。

王道义临死前住进了医院,当时医院里根本就没有青霉素,而他的病又急需该药。在这种情况下,长治县商业局的屈恩福等人出于对老县长的同情,想方设法买了几针青霉素给他送去。王道义的女儿十分感谢,可又非常为难。她说:“家里实在太穷了,连药钱也出不起。”原来自从被打倒后,王道义就被停发工资,几个孩子又小,家里根本没有收入。同在医院治病的长治县老县长鲍德山看到这种情况,唉声叹气地说:“长治县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连县长都看不起病了,老百姓遇上个事该怎办?”

1978年7月,在郝永和书记的过问下,长治县委为王道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强加于他的一切诬蔑之词予以推倒,对相关材料一律公开销毁,他本人的检查退还家属,并根据政策,按每人每月12元的标准发给其子女抚养费。

在掌握了长治县“文革”前后的大量素材后,马烽坐下来开始写作。他写得很专心,有时竟忘了吃饭,招待所所长成长青就让服务员把饭菜送到他房间里。几个小姑娘推开门,把饭和热汤搁到茶几上,有时候还朝桌子上看上一眼,瞧瞧老作家在写什么。这时,马烽就会随手拿起几页写成的草稿说:“拿上看看吧!”几位服务员看过之后,还传给招待所的其他人看。有人现在还记得,这篇稿子的题目叫《新来的县委书记》,具体内容写得潦草,不好认。招待所后面是个大操场,马烽经常背着手、弯着腰,在操场上转过来转过去,一转就是半天,也许他在构思故事情

节吧!

马烽还对成长青说:“在一个县里来说,县长就是最大的官,可搞运动竟把县长斗死了。运动结束了以后,首先就应该给县长平反,开追悼会,这样才能服人心。”他把这些构思写进了电影《泪痕》里,197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在全国上映。马烽在塑造了金县原县委书记曹毅挖渠排涝、兴修水库而最后被陷害致死的同时,还刻画了现任县委书记朱克实平反冤假错案、关心群众生活的亲民形象。影片放映后,长治县一片哗然,都说描写的就是长治的事。当然,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不能一一对应。在《泪痕》里,曹毅的妻子对他一往情深;而现实生活中,王道义却和他的爱人因观点不同而经常吵闹—“文革”使夫妻反目成仇。

1979年3月,晋东南地区文联召开全区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把马烽从长治县接到会场,请他就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等问题作报告。马烽说:“说实话,我觉得写作没有什么技巧。非要我找技巧不行的话,那就是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写你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样才能出来好作品。”的确,《泪痕》不就是这样完成的吗?

当年5月,山西省委第四批“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撤离农村。临行前,马烽坐着一辆吉普车,把长治县20个公社挨个转了一遍。听说老作家要走,县委招待所和机关的一些同志自发赶来为他送行。马烽说:“长治县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煤有铁。记住以后千万不要搞派性,可不敢再把县长斗死了!”

时光荏苒,转眼间40年过去了。岁月淹没了许多记忆,但长治县的老人们还是时常念叨起马烽,念叨起他的二三事。(编辑 赵鹏)

作者:山西省長治县发改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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