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刚

摘要：十八大之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經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一增长速度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进行梳理之后，总结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规律性特点，分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探寻出市场饱和、资源瓶颈、成本上升、产业升级乏力和技术差距缩小是经济新常态形成的五大原因，提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要通过对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提升来挖掘发展潜力，同时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增长动力；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市场饱和；资源瓶颈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3-0021-09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对增长动力的解释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究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对一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也一刻没有停息，形成了各种流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对现代增长理论中的一些关键要素都有论及，如对竞争性行为、均衡动态机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收益递减的可能性和技术进步的影响都有论述，但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哈罗德-多马、索洛-斯旺、罗默、阿罗、卢卡斯等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点在于研究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条件，研究如何控制各种经济变量使其满足稳定增长条件，研究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进入21世纪后，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对经济增长的路径和动力给出了新的解释。

1. 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增加投资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于1948年提出的关于经济增长分析模型的总称。该模型主要研究在保持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储蓄和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它的基础是凯恩斯理论中关于投资—储蓄关系的理论。该模型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和储蓄率。要实现均衡的增长，国民经济增长率应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一产出比率成反比。因此，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决定资本规模的储蓄率、决定资本—产出比率的生产技术和决定劳动力规模的人口增长率。经济政策主要通过影响这三个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该理论认为储蓄或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经济的增长能力依赖于一个经济的储蓄能力，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储蓄水平、刺激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从长期来看，通过投资会增加有效需求，从而提供了当期的就业机会，扩大了企业生产能力，结果导致下期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下期就业出现缺口，这样就需要更多的资本形成。因此，不断地增加投资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经济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早在1956年，美国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和英国的经济学家斯旺就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被称之为索洛模型。索洛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之上，研究经济增长与各综合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在模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为：资金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和科技进步，而且其中的科技进步因素的作用被认为是通过与两大生产要素——资金和劳动的有机结合体现出来的。模型认为，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如果劳动力比资本增长更快，劳动的价格——工资就相对比资本价格——利率就会下降；反之，工资就会提高。企业家对于价格非常敏感，可以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改变要素投入结构。索洛模型假定资本与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具有相互替代性，资本—产出比是可变的，并认为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初始状态，只要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就可以选择合适的资本—产出比，来保证充分就业。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收入增长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该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外生变量，索洛剩余被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技术创新引起的收益递增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保罗·罗默、阿罗、卢卡斯、巴罗等人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把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等重要参数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认为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也是可以通过政策等加以影响的，在不同的经济中水平很不相同。因此，可以由模型的内部来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些弊端。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而事实上，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依赖于收益递增，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突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假定。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四种：（1）要素报酬不变（AK模型）。内生增长理论的关键性质是资本报酬不再递减，其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修正在于将技术因子A看成是经济的内生变量。（2）干中学与知识的外溢。阿罗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他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一方面，生产或投资的经验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另一方面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过程传到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3）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个途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卢卡斯引入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建立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企业能获得的知识的多少不依赖于总资本存量，而依赖于经济的人均资本。（4）研究和开发。技术水平可以通过研发之类的有目的的活动来推进，特别是如果技术上的进步能够以一种非竞争的方式被所有生产者分享的话，这样的内生技术进步可以使得我们从总量水平上呈现出递增报酬的特点。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4.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与资源禀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該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而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要建立在给定时点上特定要素禀赋状态（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之上。在没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将会给出必要的信号，引导（先驱）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重新配置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但是，由于存在市场扭曲，国家应该介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纠正这种扭曲，使企业得以实现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升级。”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相应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则会呈现不同的情形，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或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林毅夫认为，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壮大，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将是最为有效的。如果这些贫穷国家能得到更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可供选择。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时，政府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政府要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核心作用的前提下，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不同的发展水平时期，政府应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这一理论与前面几个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给予政府应有的地位，承认政府的干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演进

（一）经济增长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1978—2016年在长达39年间，GDP的增长率达到年均9.66%，保持如此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6年的GDP为74.4万亿人民币，约为同年美国GDP的61.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6年世界各经济体GDP总量（国际汇率）排名表计算）。根据德勤有限公司（德勤全球）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携手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16年中国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名第一。从2010年开始，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2012年，中国生铁产量为6.58亿吨，位居第一，占全球产量的59%；粗钢产量为7.17亿吨，位居第一，占全球产量的46.3%；水泥产量为21.84亿吨，位居第一，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化肥产量为6 840万吨，位居第一，占全球产量的35%；汽车产量为1 927.18万辆，位居第一，占全球产量的25%；彩电、手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48.8%、70.6%和90.6%。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人均GDP为4 126美元～12 735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2016年人均GDP为8 866美元，已成功跨过了中等偏高收入门槛，正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特征

自1978年起，我国经济维持了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次大的经济波动，2008年之前的30年主要有三次低谷，GDP增长率低于8%的年份分别有1979—1981年、1989—1990年、1998—1999年（见图1）。第一次低谷的谷底是在1981年，经济增长率只有5.1%，造成此次经济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针对国民经济存在的比例失调问题、财政赤字问题和物价高涨问题，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紧缩政策一直持续到1981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第二次低谷的谷底是在1990年，经济增长率只有3.9%，造成此次经济下滑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由于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受挫，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1988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达118.8）。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面临的经济形势，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治理整顿的主要措施包括：大幅度压缩需求，紧缩银根，大刀阔斧地整顿流通领域，迅速降低物价的上涨率，努力调整结构，增加有效供给②。紧缩政策持续了两三年，使得市场商品销售疲软，工业生产出现滑坡，1989年10月，工业出现10年改革中所未曾有过的负增长。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也干扰了治理整顿的进展，一些国家借口天安门广场事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出口，加重了经济困难。

第三次低谷的谷底是在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7%。经济实现软着陆。此次经济的回落与前两次相比回调的幅度不大。造成此次经济回落的原因，一是由于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我国传统的东南亚出口市场萎缩，产品出口面临着更加激烈的挑战；二是1998年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重组，大批工人下岗，生产和需求两方面的规模都大幅下降。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外需不足成為新常态。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启动了“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使得之后的两三年经济增长没有出现大的滑坡，但明显出现增长动力不足。从2012年开始，增长率持续下降，连续5年低于8%，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三）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

如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资本规模的大小、劳动力数量的多少、技术进步的快慢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的力度和持续性。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就在于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充分调动了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潜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使每一个时期都涌现出一个能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产业。

从生产要素的基本层面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的潜力不断得到释放，活力不断得到激发，质和量不断得到提高，构成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泉。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从农村拉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方面极大地释放了土地的潜能，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把长期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了，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源泉。1985年城市全面启动改革之前，农村地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大幅增产，农业总产值在1979—1984年维持了年均7.8%的高速增长率。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中国企业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使得中国企业快速成长，资本积累速度迅速；同时海外资本也大举进入，特别是1992年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显著增长了中国的资本存量，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3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成绩斐然，国民素质大大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发明专利数量跃居世界前列。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都在质和量上保持了持续不断的提升，它们对经济增长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樊纲等人对1997—2007年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教育水平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83个百分点、0.37个百分点、0.64个百分点和3.70个百分点。可见，资本对经济增长仍然扮演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决定TFP的因素当中，市场化、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45个百分点、1.08个百分点和0.40个百分点，剩余的不可观测因素贡献经济增长0.77个百分点。这说明，市场化改革仍然是TFP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它贡献了TFP增长中的39.2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比市场化改革小，但也不可小觑，它贡献了TFP增长中的29.15%。③樊纲等人的研究所选择的时间跨度虽然较短，但也大致反映了各个基本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率中的贡献度。

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行业层面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每一个小的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都有一个快速增长，具有带动力、辐射力、容纳力的主导产业形成，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级方向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把各种生产要素凝聚在一起，发挥它们的潜力，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需要一个高度化的产业结构与之相适应。因此，产业结构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根据GDP增长率的高低，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的发生和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把1978—2016年分为五个时期：（1）1978—1984年，改革主要在农村全面展开；（2）1985—1991年，改革在城市全面启动；（3）1992—1997年，改革进入新一轮的加速期；（4）1998—2008年，改革在应对危机中进入调整期；（5）2009—2016年，改革在经济新常态中进入换档期。第一时期的主导产业为与人民群众生活联系紧密的轻工业，纺织业和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家用洗衣机、家用电冰箱等产品连续数年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带动了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第二个时期的主导产业为电视机、家用电冰箱等轻工业和汽车产业，家用小汽车开始起步。第三个时期的主导产业为钢铁、水泥等原材料重工业、汽车工业、移动电话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开始蓬勃发展。第四个时期的主导产业为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程控交换机等高科技产业和轿车、数控机床等技术含量及附加值高的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已成为工业经济的第一支柱，汽车工业增势强劲。第五个时期的主导产业为汽车制造和船舶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从2015年开始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率。从上述主导产业的不断更替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结构逐渐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低技术含量产品向高技术含量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成功转型，这确保了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我们也同时看到，自2012年开始主导产业不再有20%以上的高速增长率，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下降，我们必须加快培育新的主导产业。

从体制改革的制度层面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每一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动力。1978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使得原本束缚在土地上的2亿多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这是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保证。我国试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边地区，大规模引进外资，为我国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资本保证和技术支持。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激发了市场的活力，调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证。我国不断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鼓励创新、引进人才的力度，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智力保证。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开发石油、天然气、铁、铜等矿藏资源，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资源保证。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内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国际上也面临许多新挑战、新机遇，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进改革，才可能确保我国在未来继续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经济新常态形成的原因分析

十八大之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新特征。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等八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的新特征，对新常态做了比较全面、权威的分析与定义。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将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然，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是综合考虑了众多因素后做出的，那么导致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呢？

（一）市场饱和是制约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

生产的最终是为消费服务的，消费市场的大小最终会成为制约生产的主要因素。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庞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6年全球GDP总量为75.2万亿美元，美、中、日位列前三，GDP总量分别为18.6万亿美元、11.4万亿美元、4.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4.7%、15.2%、6.3%。巨大的经济体量意味着每增加1个百分点，所需要增长的市场容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如今，我国的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市场的规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从国内市场来看，大多数产品已经供过于求，市场规模已难以再快速增长。很多家庭用的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已达到市场极限。2013年，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品拥有量如下：洗衣机为80.8台，电冰箱为82.0台，微波炉为34.6台，彩色电视机为116.1台，空调为70.4台，移动电话为203.2部、计算机为48.9台，照相机为21.0台，家用汽车为16.9辆，摩托车为38.5辆。④这些主要耐用品的拥有量在城市更高，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彩色电视机、空调、移动电话、照相机、摩托车已基本饱和，农村地区虽还有一定空间，但受收入水平、人口结构、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地区市场相对狭小，成长性较差，这些因素决定了曾经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主要动力的耐用品消费市场已经基本饱和，难以再担当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推手了。从国外市场来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主要的贸易对象国经济增长乏力，對我国产品的需求明显下降，出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变得微乎其微。在2012—2016年的5年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年增长率分别只有6.2%、7.7%、2.3%、-7.0%、-0.9%，这和1992—2008年的17年间年均20.6%的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2013年中国仍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货物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为11.05%，美国为第二大贸易国占全球比重为10.38%。我国贸易总额已非常之大，难以再实现超过20%的增长率了。靠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难以实现。

（二）资源瓶颈是限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最终是难以为继的。目前，资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能源最大消费国。2012年一次能源消耗量为36.2亿吨标准煤，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为21.9%，美国为17.7%。中国很多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铁矿石、淡水、耕地、森林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2012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9.4%；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中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些因素都是迫使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成本上升是抑制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原因

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较低曾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力、土地、资源的成本都有大幅上升，对外资的吸引力明显下降，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有所下降，成本优势已经丧失殆尽。199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只有5 348元，而到了2013年却上升到了51 483元，增加8.6倍。⑤1998年，土地购置费用为371万元/万平方米，2013年却上升到3 479万元/万平方米，增加8.4倍。由于成本的上升，大量在我国沿海地区投资的外商企业纷纷把资金转向了成本相对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近些年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住房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变得非常昂贵，这大大提高了企业创业的成本，降低了吸引人才的能力，抑制了城市的活力，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这些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产业升级乏力是约束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原因

从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增长都依赖于在主导产业的拉动下，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而带动整个经济高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利用其特有的体制优势和有效的产业政策，在半导体、照相机、摩托车、汽车、造船、钢铁、机床、机器人视听设备、通讯终端、计算机辅助设备和复印机等制造业领域全面击败美国，成为号称要买下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依靠其灵活的研究开发体制和科学技术优势，重新回到制造业并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移动通讯设备和半导体、汽车、半导体（新型芯片设计）、微处理器、微控制器（包括信号处理器）、半导体加工（如光刻机和测试仪器）、个人电脑和操作系统、电视数字化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等信息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取得支配地位。正是由于在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的优势地位，美国经济在整个90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我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在改革开放开始后30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或多个主导产业高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百元级产品、“电视、冰箱、洗衣机、收录机”千元级产品到“手机、电脑、数码相机、空调”万元级产品再到“小汽车、住房”十万级产品，这一产业不断升级的趋势确保了我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经济高速增长。但2012年后，产业升级的步伐明显放慢，原有主导产业的动能逐渐消退之时，没有形成新的主导产业，没有出现新的消费热点，没有形成新的增长极，这导致整个经济增长乏力。

（五）技术差距缩小是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技术原因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已大为缩小，很多项技术我国已赶超发达国家，由于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以引进，我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技术的研发。一项技术的研发面临的失败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成功的概率，因此研发成本要远远高于技术引进成本。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了大量现成的、成熟的、经过检验的技术，这使我们少走，甚至不走弯路，从而在短时间内就形成生产力，特别是1992年后，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在为我国带来了许多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的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让我们了解了世界，这为我国国内企业迅速成长、走出国门做出了重要贡献。1995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101亿美元，占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6.8%，而到了2013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6 603亿美元，占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29.9%⑥。我国贸易结构的变迁反映了我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已比较小，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来加快我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而新技术的研发具有周期长、成本高、风险高的特点，这决定了我国很难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了。

四、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一）把“一带一路”倡议与开拓市场和获取资源相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实施依赖于沿线相关国家的认知和共同努力，只有使沿线国家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才能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我国要学会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达到保障我国的能源资源安全、化解富余产能和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工业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而我国恰恰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基础工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较强的国家，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很强，这是一个中国与相关国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我们要做好“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尽快确定未来几年的时间表、路线图，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到实处。我国可以与沿线相关国家进行大通道建设、港口和口岸建设，开展能源和矿产资源合作，修建油气管道。规划好陆上和海上互联互通的大通道、重要的节点城市和口岸、以及国内重点建设区域。互联互通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和前提，既包括公路、铁路、航空、管道、海路，也包括电信、互联网、物联网。今后要加快中国与东盟国家大通道的建设，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中俄中蒙大通道的形成，加快落实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项目。在推进海外交通设施的建設中，要重点打通资源开发地与重要港口和重要交通枢纽之间的通道，在使这些设施服务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保证我国能得到安全、稳定、可靠的资源供给，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资源保障。

（二）升级制造业，挖掘传统产业增长潜力

制造业是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国家安全、改善社会民生的重要基石，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柱产业。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制造业已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在一些领域已取得辉煌的成就，如：航空航天、高性能计算机、深海机器人、无线通信、高速轨道交通、大容量发电及海洋装备等领域。但从宏观上讲，我国的制造业还是大而不强，产品的创新能力不强，许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信息化水平不高，还有很多增长潜力可以挖掘。升级制造业需要实现五个转型，即由传统制造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由粗放型制造向质量效益型制造转型；由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型；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制造转型；由技术跟随战略向自主开发战略和技术超越战略转型。面对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制造强国的竞争，我国必须加快结构升级，以网络化、智能化为动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生产制造领域将具备收集、传输及处理大数据的高级能力，带动传统制造业的颠覆与重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向我们袭来。美国推出“制造业”回归战略，德国推出“工业革命4.0”战略，都是旨在抢占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权。我国必须适应新时代，加快制造业智能化的发展进程，促进工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特别要加快机械、航空、船舶、汽车、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传统产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培育和发展新的竞争优势，使这些产业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三）发展新兴产业，培育经济新业态

传统产业的增长动能正在减弱，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5年我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规划，其中提出未来我们要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十大领域。这十大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孕育和培养一些新的突破点和新的增长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要着力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等核心基础产业，加快推进三网融合，促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研发和应用。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将迎来春天，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工业机器人发展已初露锋芒，2015年、2016年分别增长了21.7%、30.4%，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动力。我国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业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产品体系，大型客机研发和运营逐步成熟，运载火箭和商用卫星业务成功开展，这一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好。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是水上交通和海洋资源开发提供技术装备支持的战略性产业，恰逢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南海开发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海上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空间开发等相关装备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我国正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轨道交通产品将成为“一带一路”的先锋，在“一带一路”沿线及辐射区域形成庞大的市场需求，增长潜力巨大。汽车产业具有规模效应和产业关联带动作用，许多制造强国都将汽车列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我国的汽车产业虽规模已经很庞大，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能源、环境和安全压力日益加大，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实现低碳化、电动化、智能化将是大势所趋，只要能在电池续航等核心技术上有大的突破，这一产业将会爆发式增长。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和农业机械装备产业也都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都是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发展新兴产业，必须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制造模式、新的技术标准。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兴起，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成为未来技术变革的重要趋势，制造模式加快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柔性制造、互联制造、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将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该国科技水平的高低，只有科技水平不断进步才能推动本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难以再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了，我们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围绕支柱产业、战略产业、主导产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研究制定发布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继续抓紧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通过国家科技计划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攻克一批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我们要特别围绕我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的十大领域，突破数字信息、电子技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生物工程、自动化、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技术难题。高科技产业的突破性发展，将首先集中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生物工程技术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产业投资的新热点，将成为继电脑之后兴起的又一个快速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在未来，将形成一个以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工程技术产业为中心，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资源环境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能源技术和先进防御技术等新兴高科技产业为增长点的世界产业格局。同时，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要建立完善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健全以技术交易市场为核心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推动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引导政产学研用按照市场规律和创新规律加强合作。

注释：

①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②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819页。

③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载于《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④⑤⑥《2014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第101页，第63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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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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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坤荣，赵倩.创新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重构[J].南京社会科学，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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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于江波.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能源产业”合作机制研究[J].管理学刊，2016（5）.

[10]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11]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制造2025蓝皮书（2016）[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The Growth Momentum Source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

Zhang Jiangang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our country's economic situation appears some new changes and new featur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s economic growth from rapid growth to the medium-high growth， the growth rate will be a new normal. The author sorted out the moder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its latest development， summed up the regularity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analyzed the power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our country， explored the market saturation， resource bottleneck， rising cost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y gap are the five major reasons for the new normal economy formation， put forward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should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upgrade to excavate potential， and cultivate the foster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o create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Key words： economic new normal， momentum， industrial upgr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rket saturation， resource bottlen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