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成刚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663099）

西南官话武昆片的语音特点是中古入声调今归阳平，它是中古入声调在西南官话今读中的主体类型，其地域分布较广，“西南官话75%的方言点都属于此类型”[1]。但因受文献资料不足等多种条件限制，学界至今对入声调在武昆片中缘何能如此整齐地归入阳平，却讨论甚少，或语焉不详。笔者将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参照周边相关方言事实，结合一定的移民史实情况，运用语言接触影响等相关理论，对武昆片入声调归读阳平的缘由试做探究。

一、武昆片的语音特征及调型特点

根据研究，“武昆片”是指西南官话以武汉话和昆明话为代表的一个次方言片区[1]，中古入声调在该方言片区中已经消失，其突出的语音特点就是中古入声今读归阳平，现以昆明话为例，如：“突定=徒定t h u31、福非=拂敷=服奉=符奉都f u31、六=炉l u31”等。入声归读阳平是中古入声在西南官话今读中的主体类型（或称典型类型），总体来看，西南官话中“凡是不属于雅棉片、仁富片和江岷片的方言点，基本上均可归入此类型”[1]。武昆片在西南官话中的所涉及的地理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几乎遍布西南官话各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于滇黔川渝鄂五省市，此外，陕南、湘西、湘南、桂北等也有分布，如昆明、武汉、成都、重庆、桂林、郴州等等是其代表方言点。根据统计，在西南官话共500余个方言点中，将近五分之四属于武昆片[2]278。地理分布特点上，主要涉及的省市均以省府为中心，呈现出地域集团式连片分布的格局。武昆片不同的地域分布集团，其阳平的调值调型也会体现出相应不同的地域特点。

阳平调在西南官话中主要有四种调型：降调型、升调型、曲折型、平调型。降调型是西南官话阳平的典型调型，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陕南、广西、鄂西北、鄂北、湘南等区域，调值上以中降调31调值为主（部分方言点的调查材料处理为21调值），但鄂西、鄂北主要体现为52调值的高降调；升调型主要分布于鄂中、湘西、湘北等区域，调值上主要体现为13（或12）调值的低升调型（只有荆门等少数方言点呈现出34调值的中升调型）；平调型主要集中在鄂西南（如兴山、巴东、秭归、凤凰、利川、宣恩、恩施等），此外，湘西北的保靖、吉首，广西的富川等也属于此类型，调值上较为一致，即为11调值的低平调型；曲折调型的方言点主要集中在鄂中南部一带（如武汉、天门、当阳、江陵、武昌、汉口、汉阳等），此外，湖南靖县、汉寿，四川万县，陕南镇巴等也属于此类型，调值体现为213（或313）的中降升调型。由此可见，阳平调在西南官话中，调型上具有地域差异性的特点。如表1：

表1 西南官话的阳平调型及其分布情况简表

二、武昆片语音特征的形成原因

学界一般认为，入声韵尾消失后，调值和调型的相似性是入声归派舒声调的主要原因。但通过上面对阳平调在西南官话中的调值调型分析结果来看，阳平调在西南官话中的调型和调值均存在地域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还具有一定的区域连片特点。这说明，入声在西南官话武昆片中归读阳平，除了具有调型相同（调值相近）的共同语音基础之外，应该还存在其他相关因素（语言或非语言）的影响。下面参照周边现存的与之相关方言点的调值调类情况，辅以韵书文献考证和移民史实佐证，对西南官话入声归读阳平的相关原因试做探究。

（一）语音特征的形成基础拟探

汉语声调在其合并演变中，如果忽视外因的影响，一般来说“调型越相似就越有可能发生合并”[3]。入声和阳平在武昆片中合为一类，说明二者早期混同之前的调型和调值应该是相近的。因条件所限，历史韵书对入声和阳平在早期西南官话中的调型和具体调值，并未做明确的描述，下面将结合现有的语音记录材料和移民史实，对之进行初步的构拟和探索。

根据研究，西南官话的形成与江淮湖广一带的移民关系密切，“明代的将领沐英平定大西南之后，江淮湖广一带汉人大量移居云、贵、川，于是形成了西南官话”[4]。这说明，江淮湖广一带是西南官话移民的主要来源地，那么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和湖广一带的早期方言自然会有较大关系。通过语音对比分析，辅以移民史实材料考证，笔者认为西南官话是江淮官话“移民”西南地区以后继续演变的结果，二者属于同源关系，只因地域特点和语言接触等因素的不同，导致西南官话的语音演变总体上要快于江淮官话罢了。[2]300南京话是江淮官话的主要代表，根据德国学者何美龄（Hemeling）的记载，南京话在19世纪末期的阳平为313调值[5]，是一个中低降升的曲折调型，同属江苏的建湖、盐城和鄂东的黄陂、黄冈等江淮官话方言点均属此类型。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早期的西南官话阳平也很有可能是一个中低降升的曲折调型。例如，鄂东的武汉话属西南官话，但因其更靠近江淮官话，故其阳平至今仍保留着较早时期213调值的低降升的曲折调型[6]，鄂中南的松滋，湘北的澧县、汉寿、桑植，湘南的宜章，湘西的怀化、芷江、靖县、晃县、麻阳等方言点阳平的调值调型，与武汉相同。以上这些现象说明，把早期西南官话阳平拟为一个中低降升的曲折调，具有一定合理性。

既然拟定西南官话早期阳平是一个中低降升的曲折调型，那么意味着早期西南官话的入声调型也应该与之相近，因为只有这样，入声和阳平混同才可能具有共同的语音基础。据《汉音集字》（J.A.Ingle1899）记载①，一百年前的武汉话是有入声的，但在引言中特别强调当时的入声和下平（按：指阳平）有某些相混，这说明当时的汉口话的入声作为一个调类已经开始与阳平混同，可惜的是该书缺乏对其入声和阳平调值的记录或描述；据《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显示，武汉地区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入声就已完全归读阳平，而当时武昌、汉口、汉阳等方言点的阳平，均体现为中低降升的曲折调型（调值为313或213）。[7]49-144武汉话的阳平调值和调型，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均较为稳定，即为213调值（宽式为313），这样看来，武汉话早期的入声与阳平应该具有相同的调型（调值相近）。关于这一推论的合理性，也可从周边现存方言事实得以证实。武汉的东、北、南三面均存在江淮官话方言点，如孝感、罗田、英山、浠水、黄安等地的入声就是213（或313）的曲折调型。另，云南的陆良、曲靖、沾益、剑川、镇康等方言点的入声调至今严式记音仍为312调值的曲折调型，四川的丹棱、青神也与之类似。特别是云南至今仍有保留曲折调型的独立入声调，是一个很好的侧面例证。首先，“云南的汉语方言形成比较早，演变历史比较长”[8]，在西南三省中，云南的经济文化历来比较独立，同时偏于一隅的地理环境，使得云南官话受外方言的影响较小。其次，云南在元初被重新统治之前，这里没有汉语的地位，云南官话方言主要是随移民于明代迁入而形成的②，这保证了汉语断代层面的纯洁性和原始性。最后，云南的汉族主要迁自江南的苏、皖二省，今天苏、皖二省以江淮官话为主，而鄂东的江淮官话入声大多均为曲折调型。这些语音现象说明，入声在早期西南官话中应与当时的阳平一样，属于一个曲折调型。

一般认为，调型相同或近似（调值相近），是声调混同的内在语音基础。在考证历史韵书，辅以移民史实，参照方音实际的基础上，我们倾向于认为，入声和阳平在早期的西南官话中，他们的调型应该相同或近似（调值相近），均属一个中低降升的曲折调型。

（二）语音特征的区域差异解释

上面已经讨论并构拟了入声和阳平在早期西南官话中的调型，认为他们在当时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调型（大致均为曲折调），这是二者后来在存在混同趋势的内在语音基础。但阳平在武昆片中，除了如武汉等今读为低降升的曲折调型外，还有降调型、升调型，甚至平调型，且这些不同的调型在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连片格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语音内在“省力趋简”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当地其他汉语方音（或少数民族语音）的接触影响有关。

调型中，“曲折调相对来说是一个较为不稳定的调型”[2]267，其在西南区演变为降调应该是其自身调值演变的结果。因为西南区的云贵川地理坏境相对封闭，而由一个曲折调演变为相应的降调，这符合发音省力的原则。但阳平在鄂中、湘西、湘北演变为升调则很可能是受湘语等相关方言的影响，因为湘方言中“阳平调主要为低升调13或12”[9]181，但这种情况在湘西南靠近西南官话区的部分方言点中，依然还残留着低降升曲折调型的影子，湘西南汉语“阳平绝大多数方言点中为低升调13，或低降升调213”[10]。此外，赣方言也与湖广官话毗邻，其阳平也是以低平调或升调为主，鄂西南如宣恩阳平读低平调型或许与其影响有关。下面结合语音自变和语言接触的理论，探索中古入声调在西南官话武昆片中归读阳平的原因。

湖广地区早期为湘语区，这是肯定无疑的，而湘方言“若有入声，则入声调值一般为中升调24”[9]182，湖广的西南官话的入声为升调型，很可能与早期湘方言的影响有关，如武汉周围的孝感、黄安一带的入声宽式记为13调值，严式仍为213。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现象，鄂东江淮官话都是有入声的，但可能因入声受湘语的影响而变成升调型，而其阳平则多为降调型（与西南三省的官话阳平调型相似），故其入声从调型上很难混入阳平。但安陆、应城、孝感、云梦、礼山、黄陂有一部分全浊入声归阳平，我们认为这是早期的层次类型，当时应该是调型相同而混（很可能二者均为曲折调型），后来入声受湘语等的影响而变升调型，阳平受后来由沿北方一线传入的西南官话强势影响而变成降调型③，故其入声方才得以保留（但因其去分阴阳、入声保留，故其不属西南官话，为江淮官话[1]）。西南三省区等的入声调型则与湖广区的升调型不同，它们属于降调型。我们在前面探讨阳平由曲折调变为降调时就说过，曲折调相对来说是一个较为不稳定的调型，而西南三省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据统计此区域的少数民族语言声调很少有曲折调，从音理上看，处于一个地理坏境较为封闭的西南腹地，在没有其它强势方言的干扰下，一个曲折调变读为降调，符合发音省力的原则。此外，西南腹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声调上大多有松紧元音的对立，故当地早期的曲折型入声变为今天的降调型，可能还与少数民族语音声调的影响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云南新平等地的彝语支“声调有3个：55调、33调、21调。紧元音只出现21调和33调”[11]35；白语“声调有8个：即33调、42调、31调、55调、35调、44调、32调、21调。元音松紧与声调有一定的制约关系，紧元音只出现在44调、42调和21调”[11]50。据此可以看出，彝语和白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紧元音调值基本都为平调或降调，很少有升调的情况出现，这就与从外迁入的早期汉语的曲折型入声有了共鸣点，即它们都有读得短促的特点（甚至有学者说这少数民族语言的紧元音调就是这种语言的入声④），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肯定是相较为简单的类型占优势，而作为曲折调型，演变为平调型显然不如演变为降调型更为省力方便。值得注意的是，“彝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12]3，它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勤劳勇敢、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人口共有五百四十多万人，而西南三省和广西的西南官话入声恰好主要就是降调型，这很难用巧合解释。因此可以说，西南区环境的封闭性和语言接触等因素，促成了今天西南官话入声绝大多数演变为降调型，从而容易与已演变为降调型的阳平调相混同。现西南官话入声存留型方言中，入声调为降调的方言点基本都处于西南腹地的滇黔及与之毗邻一带（包括湖南东安和江西信丰等），就更能说明这一情况了。参看表2所示：

表2 西南官话入声调今读降调型的方言点例举表

但需注意的是，四川西部存留入声调的方言片区，其入声调型主要是平调型（绝大多数为33调值，乐山、雅安一带的部分方言点为55调值），这应当与该地区彝语北部方言的影响有关。因为，彝语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北部次方言的全部元音都分松紧两套，但只在˧33、˦44两调构成对立。南部次方言只有一部分元音分松紧两套（如会理、布拖都只有ɿ：ɿ̫与u：u̫两套，只在˥55调构成对立）[12]174，作为当初失去塞音韵尾而以带紧喉为补充的入声，受彝语等平调紧元音的影响，自然会向趋平调型的方向演变；此外，西南官话入声原曲折点演变为读平调，同样符合音理简化省力的原则，故川西入声今读平调型并不难以理解。

除此之外，湖北的宣恩、兴山、来凤和湖南的吉首、保靖等少数方言点的阳平，存在读低平调的情况，这些方言点的阳平一般体现为11调值。实际上，阳平读低平调的方言点在武昆片中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阳平读低平调的原因，一方面是与语流音变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调查者个人的音位处理有关。据《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74）记载显示，1936年的湖北武昌话“阳平由‘半低’降至‘低’再升至‘中’（213），宽式用低降升调（313）。两阳平字连在一起或一个阳平字跟别的字连在一起，就很容易变成低平调（11）”[7]52，可见，阳平当时在武昌话中读低平调，显然属于语流音变影响的结果。另，湖北来凤“阳平是低平调11，但有时调尾也略升12”[7]456，利川“阳平是低平调11，有时也因语气关系，读成微降调21”[7]477；据《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记录，湖南吉首在1935年（当时称乾城）的阳平调，严式记音为“低微降调（21），宽式一律作低平调（11）”[13]，湖南保靖话的阳平在当时与吉首的情况相同。根据这些记音材料的表述，大致可以看出，这些方言点的阳平调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低平调，实际上绝大多数均为低降调。例如，李启群在《吉首方言研究》（2002）音系中，把吉首话的阳平调标为11调值，但特别说明“阳平实际调值为21”[14]。因此，宣恩、吉首等这些方言点的阳平读低平调，很可能是调查者对音位宽严的把握处理不同所致。

四、武昆片语音特征的类化影响

西南官话入声存留型方言中，至今尚有104个方言点保留独立的入声调（已失去塞音韵尾）。[1]根据演变趋势，可以推断，西南官话今为入声调存留型的方言点，除靠近雅棉片（其入声可能会演变为阴平）和毗邻仁富片（其入声可能会演变为去声）的方言点外，其余绝大部分方言点的入声调都很有可能要向阳平调靠拢并混同。究其缘由，除部分方言点属调型相似而归并之外，还存在武昆型（入声归阳平）的强势影响而类化所致的因素。关于入声类化归读阳平的情况，曲靖地区方言入声调的演变归并趋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云南方言报告》（1969）记载，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曲靖、陆良和沾益，在滇中一带形成一个曲折调型（312调值）的入声方言岛[15]695-673，但至迟到20世纪90年代末，沾益和曲靖的入声便已归读阳平[16]。据《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1989）显示，曲靖地区1市8县的去声均为213调值，目前仅有陆良一处存在入声调，其调值为312，与20世纪40年代的入声调值相同。据笔者本人于2010年的调查，曲靖市麒麟区的声调情况是：阴平44、阳平是53、上声42、去声213、入声312，麒麟区的入声显然仍属于一个独立的调类，它与阳平的调值区别明显，反倒与入声极为近似。按音理来说，曲靖地区的入声应该与去声相混，但依据已经相混的实际例子（如沾益等）来看，他们的未来演变只能混入阳平。因为，中古入声调在云南方言中一般都混入阳平调，当地存在入声调的方言点，受此类型的强势影响，其入声在未来演变中，必然会受到周边方言的强势而类化归读阳平。笔者2015年12月，曾对曲靖麒麟区茨营乡海三凹村的语音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海三凹村的入声已经归读阳平。从该地区的入声严式和宽式的记音区别上我们已经能看出这种类化演变的端倪。据《云南方言报告》（1969）的记录，1940年曲靖城内话的入声是“低微降升调（312），宽式一律用低降调（31）”[15]730，其宽式31调值的记音，无论调型还是调值，均已与当时的阳平（42调值）趋同。由此可见，曲靖地区入声调演变归读阳平调的现象，至迟在20世纪40年代便已经初现端倪。

通过曲靖地区入声演变实例可以看出，武昆片入声归读阳平的语音特点，因其分布范围广，在西南官话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一直在影响并类化着西南官话绝大多数入声调的演变方向。可以预计，在西南官话入声存留型方言中，除靠近雅棉片（入声归阴平）和仁富片（入声归去声）的方言点会出现少数例外之外，绝大多数方言点因受武昆片语音特征的强势类化影响，其入声不管今读调型调值如何，他们未来都将呈现出向阳平调趋同的类化演变趋势。

五、结语

武昆片在西南官话中的语音特征是入声归读阳平，根据调型和调值相似归并的原则，可知入声和阳平在今武昆片方言较早时期未归并前，他们应该有着相近的调型和调值，这是早期二者演变混同的基础。但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阳平在武昆片中的今读调值和调型还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有平调、升调、降调、曲折调），这说明现在武昆片的语音特征虽然结果一致，可是他们的演变过程并不完全相同。论文以语言事实为基础，通过韵书考证，参辅以移民史实并借助语言接触等相关理论，认为阳平和失去塞音韵尾后的入声，在西南官话的早期均是一个中低降升的曲折调，二者在调值上应非常相近，这是二者后来演变混同的基础；至于武昆片阳平的今读调型呈现出的区域性差异，除存在声调“简化”演变的内因外，应与湘语、赣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等的接触影响有关。此外，语音流变，照顾音系区别格局，甚至调查者个人的对同一音位处理把握标准不同等，均会导致阳平的今读型调值产生差异。西南官话近五分之四的方言点属于武昆片，它在西南官话中属于强势型方言，其语音特征总是在影响并类化着西南官话今入声存留型方言点的演变方向和趋势。

一直以来，因可资参考的韵书文献有限，而仅存的历史韵书因条件所限，其对当时调型调值的记录又非常模糊，故人们很少讨论西南官话武昆片语音特征的历时演变。笔者于文中虽构拟了西南官话早期入声和阳平的调型和调值，也分析了武昆片阳平今读调型产生地域差异的原因，可对后者（即调型的地域差异）的历史演变层次并未做深入探讨。例如，阳平在不同地域所呈现出的调型差异，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演变层次的先后关系（抑或是平行演变），是入声混入阳平后的演变还是入声和阳平各自演变至调型相似再混同等，均需继续探究。

注释：

① 《汉音集字》（HAN KOWSYL LABARY）是美国人英格尔（J.A.Ingle）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汉口编录、由“公兴”（Kung Hing）刊印的一本汉口方言同音字汇，它记录了100年前的汉口（即今武汉）方音。

② 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中指出：“自唐中叶南诏独立以后，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内，云南处于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外。到元代初年重新统治云南之前，这里已经没有汉语的地位。明代初年，中央政府通过调拨军队戍守屯垦实施了对云南和贵州二地的移民，驻守云贵的军士以苏、皖二省籍为主……清代云、贵地区接受的移民主要来自四川、湖南和江西。”（第614页）

③ 湘鄂地区西南官话阳平调值多为升调，但沿陕南接壤的鄂西北至鄂东，地域上与河南省和安徽省接壤这一狭长地带，它们阳平调均为降调，这与西南三省的阳平调型相同，而与周边方言的阳平调型异，这是很奇怪的，或许与西南官话的强势影响有关。

④ 云南地方志编委会《云南省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提到：彝语“声调都能与紧元音结合，但与紧元音结合的33调，一般是21调或55调的变调。紧元音调都比松元音调响亮且高一些。紧元音的21调，其调值是32短紧调。”（第34页）

[1] 牟成刚.西南官话立区标准及内部分片依据的再探讨[J].文山学院学报，2014（4）：63-70.

[2] 牟成刚.西南官话音韵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12.

[3] 王士元.声调发展方式一说[J].语文研究，1988（1）：38-42.

[4] 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16.

[5] Hemeling,K.The Nanking Kuan Hua[D].Shanghai:Printedat the Germ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House,Published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2.

[6] 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13.

[7] 赵元任.湖北方言调查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8] 李蓝.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方言，2009（1）：72-87.

[9] 陈晖.湘方言语音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胡萍.湘西南汉语方言语音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59.

[11]杨光远，赵岩社.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12]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13]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730.

[14]李启群.吉首方言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7.

[15]杨时逢.云南方言调查报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

[16]云南地方志编委会.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