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惠 倪超军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人口日益向大城市聚集，一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应运而生。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指出，城市规模等级以城区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口径划分，其中，特大城市指的是城区常住人口达到500万～1000万的城市。联合国发布的《2014年世界城市化发展展望》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实现20个特大城市，2030年实现23个［1］。特大城市对经济体量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吸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伴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断减弱，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也日趋严重，制约其进一步的发展。而特大城市人口存在的屡控屡破以及进一步集聚的可能，促使城市空间的异质性不断扩大，同时，城市人口内部生活习惯、方言文化迥异，使得城市空间的异质性日显。南京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唯一的“特大城市”，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要素禀赋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其中以省内迁移为主。2010年常住人口总量为800.47万人，其中外来迁移人口224.81万人，省内迁移人口占迁移总人口的61.41%。与此同时南京的居住空间的异质性也逐渐扩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桎梏南京经济社会的深度发展。因此，研究南京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异，对于促进南京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合，特大城市“城市病”的治疗工作等方面提供依据和借鉴。

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