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祖 王慢慢

摘 要 运用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通过对数据的归纳整理，对以“公民观察团”为代表的网络群体事件进行多维整合和动态解析，以弥补学术界进行单因素定性分析的研究不足，期望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预防和应对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民观察团；多维解析；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5-0007-02

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频频爆发无疑给舆论环境的治理和社会稳定提出了巨大挑战。对“公民观察团”现象进行多维解析有助于深层次了解其形成机制和动态演变，以引发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中深层次问题和应对机制缺乏的反思。

1 研究背景

1）社会网民剧增。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0次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 99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占上网比例的96.3%，移动互联网主导地位强化[1]。

2）社会矛盾激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物资富足的同时也带来贫富的两极分化，加剧了人民群众的相对剥夺感。此外，地方政府对社会冲突的调解缺乏完善的应对机制，致使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和社会矛盾加剧。

3）“观察团”发展现状。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客观上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民间话语权的崛起，新的社会舆论环境激发了网民对舆论生产过程的积极参与热情，使其对社会管理与监督呈现集体性创新和自发性监督的新形式。

2 现状及成因

2.1 现状分析

云南“躲猫猫”事件中出现的“网友调查团”以及后来在“邓玉娇案”中出现的“公民司法正义观察团”标志着社会群体事件开始形成比较固定成熟的线下舆论参与模式，其具体特征如下。

1）集体性创新行为。目前中国处在突发事件的高发期，钟智锦[2]等人对2002—2012年来发生的182件重要网络事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有45.1%的动机诉求是监督政府公共权力，27.5%是倡导公共行动，而以“观察团”作为线下抗争形式的比重占17.8%。可见“公民观察团”是新的媒体时代条件下网民进行舆情干预的集体性创新行为。

2）自发性监督行为。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功能，催生了更加民主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为网民监督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公民观察团”现象的出现是基于网民对当前生存环境的不满和对自身各项权利的维护。

3）社会反思的新载体。在频频发生的网络群体事件中，自媒体媒介在舆论监督过程中所传达的意见都来自民间。新媒体平台带来的便利使媒介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整合功能以新的形式发挥巨大的

作用。

2.2 成因分析

1）相对剥夺感加剧。我国现在正处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叠加。贫富分化、官民对立、司法腐败等使民众对生活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赵鼎新[3]曾提出“变迁、结构、话语是研究社会运动的三大视角。而由于种种原因而引起的剥夺感或压迫感显然是引发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正常的渠道无法维护利益时，巨大的相对剥夺感很容易促使网民以极端的手段将个体行动变成群体行为。

2）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政府信任衰落以及由此而來的“信任危机”和“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现状[4]。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中地方政府不当的调解处置使官民之间长久以来产生巨大的隔阂，乐清事件中“钱云会死于谋杀”的谣言正是在传播过程中标签化和煽动性表达，契合了网民在以往的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总是作为受益方而收尾这样的刻板印象，进一步激化了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反感。

3）社会抗争的新尝试。社会抗争通常是民众针对政府进行的持续性、有组织地提出要求的一种公开努力。它指的是这样的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为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导向协同努力的要求；政府则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5]。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群体性事件中网民在反对社会不公、揭露官民矛盾的同时依然渴望依靠政府维护正义、关注民生，其在意识形态上不存在和国家制度的对立。

3 影响

1）“舆论倒逼”式的官民互动。“舆论倒逼”是网络时代独有的现象，它是在自媒体异常发达和传统信息系统渠道封闭僵化的双重背景下产生的，网民以巨大的舆论力量迫使官方就某些事件出面澄清或采取解决措施。乐清事件出现后无法平息的民意与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地方政府接受了广大网民派出“公民记者团”进行调查的要求，这是新媒体时代“舆论倒逼”的典型形式。从表现形式来看，它不仅仅是广大民众以主人翁的身份要求保障自身知情权与监督权的行为，更是官民双方进行良性互动的新形式，也有利于缓和官民矛盾恢复其公信力。

2）促进社会文明化进程。“公民观察团”现象体现了公民就社会公共事件主动发声、占有媒体话语权的欲望以及参与感的提升。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和现代公民文化转变，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更加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6]。人民群众利用逐渐开放的国家政策、便利的传播设备、名人效应的带动、自媒体的广泛影响力对社会热点和公众事务进行讨论，在客观上促进了文明化进程。

3）群体极化风险。尽管以舆论倒逼和网络曝光的形式可以迫使政府正面应对和解决某些公共事件，但是在公共诉求胜利的表面下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由于我国网民的专业知识有限、媒介素养有待提高，导致扭曲事实、真伪不辩的“扶弱抑强”的传播现象频频出现，而群体决策可能使个人更加冒险，因其行动责任分散至所有成员上导致其观念和行为更加偏激，这种群体极化风险，极易引发“乌合之众”“舆论审判”，轻则使政府形象受损，重则破坏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