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荣

摘要：孔子的“恕”是《论语》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意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进一步的表现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宽恕是有度的，绝不是主张宽恕一切。“恕”不只是对待他人的一种合理方式，其进一步的指向是完善自身之人格。孔子的宽恕思想在当代也同样有着重要价值，能够帮助提高个人修养，对解决社会问题有参考价值，可以作为当代政治的借鉴补充。

关键词：孔子；宽恕；宽；恕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1-0166-05

在伦理学与西方神学中，宽恕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在儒学中则并不常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中缺乏宽恕的思想，只是表达的方式与角度有所差异而已。《论语》中没有直接提出“宽恕”一词，但“宽”与“恕”都有出现，不过与今日所用的“宽恕”之意有一定差异。本文拟以《论语》为主，兼参照其他先秦典籍，来探索孔子的宽恕思想。

一、恕——道德标准之建立

虽然“恕”字在《论语》中只出现了两次，但却是《论语》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孔子看来，“恕”是可以终身奉行的一个字。曾参也把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概括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46什么是恕？孔子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41自己所不能接受或不愿作为的，也不要强加于他人。这里所提倡的，是一种换位思考的精神，《大学》中将其称为“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2]456-457也就是说，社会身份是一一对应的，个人在扮演不同的社会身份时，要考虑自己处于对方之社会身份时的感受，这样就不会伤害他人。

“恕”在主动的方面，是不令他人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在被动的方面，是他人做出令自己有负面判断的某事时，换位思考自己在此种情境下，应该如何作为。如果自己也难免做出同样的事，就不应求全责备于他人。这也就是《论语》所说的：“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1]287唯有如此，才能够正确的认知他人的行为，并表现出恰当的态度。

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境遇之下，有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与生命经历，因此无论是在观点还是行为上，不可能一致也不应该强求一致，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199。他人不赞同、不理解我，也应该“人不知而不愠”[1]2，而不是气急败坏，所以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10当我们能设身处地的了解他人，也就不会为他人不了解我而愤懑，事实上也就是解决了“不己知”的困境。那么，如何使他人了解自己？孔子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1]221只要自己的能力足够，能够在为人处事中表现出来，他人就自然而然的会了解自己乃至跟从自己。

当然，“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子贡表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1]58时，孔子认为这不是子贡当时能够做到的。即便有了“恕”的认知，但能够将其贯彻到日常所行中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中庸》中，孔子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3]73孔子在这里，谦虚的表示自己在四种社会关系所对应的恕道中，自己一种也没能做到。这虽然是谦词，但也确实说明做到“恕”是非常困难的。

“恕”的精神，是推己及人。做的再好一些，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47见到不好的人和事，首先要思考自己是否有同样的过犯，而不是责怪别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238、“见其过而内自讼”[1]66。从孔子的行为中，也能看出同样的道理。孔子将女儿嫁给了曾经坐过牢的弟子公治长，认为“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1]52。这是对公治长境遇的理解与宽容。但是孔子在为侄女选丈夫时，却选择了“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1]52的南容。自己要做到宽以待人，但不能将这样的道德标准加于侄女身上，这同样是宽容的表现。

虽然孔子提倡“恕”道，但宽恕是有度的，绝不是主张宽恕一切。对于事事附和他人的老好人，孔子批评说：“乡原，德之贼也。”[1]270为什么对于老好人竟然会有这样严厉的批评？朱子对此解释说：“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4]坏人做不道德的事，人人都討厌；老好人则不同，做的事情不符合“德”，但人人都喜欢他，这无疑混淆了道德标准。某种程度上，这比坏人对道德的伤害还要大。宽恕一切，事实上也就是没有了道德原则，这与儒家亲疏有等、各安其位的道德体系是完全相悖的。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1]65无论是完全没有道德标准，还是假作宽容内心不喜，都不符合儒家的对“恕”的要求。

宽恕一切伤害的不只是自己，还有他人。当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1]222时，孔子的回答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222“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体现的是一种公正原则。如果以相同的方式对待“德”与“怨”，那么对以德待你的人并不公平。这里背后的一个设定是：以德待你的人会有损失，以怨待你的人会有利益。这种损失和利益未必是物质上的，更多可能是心理上的。生活在社会中，人类的心理难免“不患贫而患不均”[1]250，如果对“德”与“怨”加以相同的反馈，显然伤害了好人。这与“子贡赎人”的故事一样，做好事的人得不到回报，无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当然，也不能说孔子不宽恕“怨”，“直”本身就是对“怨”的宽恕，按照客观的原则来处理“怨”，不掺杂私心怨恨，这是对自己的公正，也是对他人的公正。而且他人一旦改悔，就应该用宽容的态度相对待，正如孔子对伯夷、叔齐的称赞：“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1]64

二、宽——国家政治之导向

儒家之政治体系，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构建的。以个人之道德而推衍出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儒学政治的特色。正如吴默闻先生所言，儒家政治是“以修身进德、修己治人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政治理论”[5]即便不在君位，但有了君主之德，也一样会“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6]所以儒家治国，是以个人德行为首位的。只要自身修养足够，那下属与民众自然风从草堰，纷纷效法。也就是所谓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189公山弗扰叛乱的时候召唤孔子，孔子有想去的意思，就是相信以自己的德行可以“吾其为东周乎”[1]264。佛肸叛乱的时候孔子也想去，对子路解释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1]266，同样是相信自己的德行是坚固而洁白的，即便处于不道德的人中间，也能够感化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所污染。这样一种极端强调个人人格魅力的政治理念固然谈不上科学，但在逻辑上确实是可能的。这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179上位者的正派会带动民众的正派，“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180而“宽”，就是为政中一种重要的德行。

“宽”字在《论语》中出现三次，分别为：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1]38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265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1]304

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宽”是指上位者对下属及民众的宽大、宽厚。“宽”是统治者优秀的素质，也是施政必备的条件。能做到“宽”，人民自然亲附。这种“宽”的本质同样来源于个人修养，由家而国，至于天下。当有人问孔子为何不从事政治时，孔子回答道：“《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1]21孔子认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用这些来对政治施加影响，也就是从事政治。将对待父母与兄弟的这种情感推衍开来，就可以成为治国理政的准则。当然，爱是有差等的。对待父母可以不辞辛劳，虽过不怨；对待兄弟可以勉励扶持，常相忍让。但对于民众，当然不必做到如此地步，能以爱民之心，宽厚的态度来处事，就已经足够了。

以“宽”治国的实践是重视教化人民，而不是以严刑峻法来约束人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3严格的法令只能令人民因为恐惧而不敢犯罪，但却不知道为何如此做。以道德礼法来教化人民，才能令人民心悦诚服地遵纪守法。当然，刑罚也是不可或缺的，但与教化相比，其处于陪衬的地位，是教化不足的补充。礼法教化是自上而下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264上位者的“爱人”便是以宽待人，民众的“易使”便是在上位者以宽待人时可以循规蹈矩，而不使上位者之“宽”沦于“迂”。

教化民众的前提是良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富而后教”，只有先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谈得上教化。“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191如果民众在物资上不够丰裕，那么必定心心念念于维持生活。在人类的本性中，生理需求显然比道德需求更为优先，在这样的状况下，教化必定是难以奏效的。所以，孔子一直强调要富民。当冉求为季氏聚敛钱财的时候，孔子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1]160当鲁国遇到饥荒，鲁哀公感到财用不足的时候，孔子的弟子有若反倒劝说哀公来减轻税赋，实施“彻”的税法，也就是十一税。因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176宽待民众，使其富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种爱护人民的民本理念是孔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4上位者要节俭自己的用度，爱护百姓，不在百姓农忙时加以驱使，这样来治理大国，才是合格的统治者。

以“宽”治国的另一个原因是治国必须有广泛的适应性，执政者应当以宽容开放的态度面对时势的种种变化。孔子描绘君子说：“君子不器”[1]12，也就是说君子不能同器皿一样，只有一种规格、一种用途。真正的君子，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44对于天下的所有事情，君子不是一定要怎么样，也不是一定不要怎么样，而是看其是否合适。当子路询问孔子是否听到该做的事就马上去做时，孔子要求他先征求父亲和兄长的意见。当冉有以同样的问题询问孔子时，孔子却告诉他应该马上去做。公西华听到孔子对一个问题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非常疑惑，就询问孔子原因。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63原来孔子是根据两个学生不同的性格而做出相反的回答的，子路过于大胆，所以要约束他；冉有则会退缩，所以要鼓励他。孔子的回答虽然不同，但都是适合于二位学生的。治国也同样如此，要根据不同的人和事来制定不同的解决方案。当然，君主未必要亲力亲为，卫灵公昏庸无道，但能任用贤臣，“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1]215，国家就也不至于灭亡。这样的放权，同样是一种“宽”。如果君主又能修养自身德行，无为而治，那国家就不仅免于灭亡，更是会蒸蒸日上了。就如同《为政》开篇所描述的那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12

三、孔子宽恕思想的当代价值

孔子所说的“宽”与“恕”与当代所说的“宽恕”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今日在谈宽恕的时候，其指向往往只是单纯的“原谅”。这样的理解当然更利于交流，但也使得对宽恕的定义趋于单薄。在当代社会中，重新思考孔子所言“宽”与“恕”的多重价值，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首先，孔子的宽恕思想能够帮助提高个人修养。当代社会中“宽恕”的使用，往往趋于两个极端：一是要求他人宽恕某事某人，甚至沦于道德上的强迫。二是对于一切行为，都视为可以宽恕的对象。这样的做法，显然并不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如果人人都能将宽恕的要求更多的对准自己而非他人，以宽恕的标准来提高自身修养，那对人对己都是有利的。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宽恕才能够真正的推行而不是成为相互指责的口号。人类应该努力宽恕，也同样应该努力宽恕不宽恕。将宽恕更多的视为内心的道德律令与自我认知，是孔子思想中值得今人学习的。此外，宽恕绝非宽恕一切，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底线与标准，总有一些行为是无法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与宽恕的。不将宽恕无限的扩大化，将公平正义置于宽恕之先，或者视其为宽恕的组成部分，方是更合于实际，也更合于人类的普遍认知的。以有底线的宽恕来对待他人，则不至于姑息养奸；以有底线的宽恕来要求自己，则不至于善恶不分。这样的宽恕，才是有价值、有意义，能真正实践的宽恕。

其次，孔子的宽恕思想对解决社会问题有参考价值。价值冲突、贫富差距与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不同种群之间文化信仰的不同与经济地位的不同导致多种冲突的发生。人类社会全球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融合过程中的阵痛同样也不可避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宽恕的态度面对价值取向的多样性，是有益且必要的。虽然未必一定要顺从，但认可他人价值观的存在之合理，同样值得称道。即便是想改变他人，像孔子一样先从修习自身的品德做起，以求得他人的追随，是最平和与易被接受的方式。以宽恕为导向，在时代的浪潮中循序渐进，才能平稳而有序的发展。同时，孔子的宽恕思想也告诉我们，宽待民众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保持民众基本的生活需求，才谈得上教化以及其他。

最后，孔子的宽恕思想可以作为当代政治的借鉴补充。在强调以法治国、程序正义的今天，人治依然是不能完全从政治中剔除出去的。因为归根到底，政治的主体是人，面向的也是人，是以人为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者提升个人素质、展现个人魅力、心怀广大民众是有益于社会发展，也是有利于政治体系运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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