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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帝朱批看古人如何说话

2018-05-14

新传奇 2018年17期
关键词:奏折白话文乾隆

时代的距离感,让我们对古人的语言生活充满想象。长期以来,重文言,轻白话,让人产生了古人说话都是满口“之乎者也”的误会。古人的书籍中出现几句大白话,本来是说话的常态,反而成了让现代人吃惊的事情。

古人说话不应该是满嘴“之乎者也”么?他们日常交流到底是咬文嚼字还是像现代人一样通俗易懂?

乾隆的审美和批奏

随着《国家宝藏》的播出,乾隆的审美又一次刷屏。人们看到,原来这么一位九五之尊,喜好却如此不“高雅”:比如,原本质朴古雅的瓶器,要么莫名其妙扎了个粉色少女心蝴蝶结,要么弄得如同洗剪吹招揽顾客的三色灯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随想式的感悟和钤印占据,批阅在正中间的“神”字比书法本身还显眼;还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乾隆带着画作下江南,游到哪里就提笔写到哪里,讲究留白的山水画被写得密不透风。好在乾隆手里的是仿作,真品躲过一劫,真是让人长舒一口气。

比乾隆的审美更接地气的,是他在奏折上的批阅。2004年初,收藏了颇多清宫文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知道了朱批奏折特展”,这些朱批奏折有的事关国家大事,有的只是关乎日常起居。有的皇帝喜欢在奏折上长篇大论,而乾隆的朱批大多数简单直接,无非是“好”、“是”、“知道了”几个字,还有些奏折甚至得到了“放你的屁”之类的回复,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不仅乾隆爱批复“知道了”,清代的列位皇帝,个个都喜欢在奏折上用这句话。康熙应该是批复“知道了”的“始作俑者”,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开放时,参观者发现康熙对什么事都是“知道了”:曹寅奏报米价,批“知道了”;曹寅奏报刊刻全唐诗,批“知道了”;曹寅复奏摹刻碑文,也批“知道了”……展出了31件奏折,15件都有“知道了”。

大白话连篇的雍正

即使是审美一流的雍正,批起奏折来也是白话连篇。最著名的朱批是他那句:“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如同今天霸气外露的霸道总裁。对于年羹尧,雍正的朱批则是柔肠百结,亲密有加,比如“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还有一回,雍正洋洋洒洒写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看来他对于自己和年羹尧的关系颇为得意。

这不是清朝皇帝没文化,而是真实语言生活的实录。长期以来,皇帝的身份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邻国日本,天皇的地位很高,是神在民间的代表,普通老百姓从来不敢想象自己的耳朵能听到神的声音。日本战败投降时,裕仁天皇通过录音发表宣言,普通老百姓这才第一次知道天皇说话是什么样。而现在,随着电视、网络技术的发展,无论是日本天皇还是英国女王,都没有那么神秘了。

清代以前,历朝皇帝批阅文书的真迹几乎不存在。只有清代大量保留了从康熙到宣统的九个皇帝的朱批文书,根据统计足有143万多件,这给我们提供了窥探清代皇帝说话行文方式的绝佳机会。本以为贵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说话应当更文雅,谁知道却和贩夫走卒、引浆买车者流没多大区别,难免让人大跌眼镜。

古人常说大白话

先秦时期,文言文和当时的口语大体上是一致的,与现在倾向使用双音节词不同,在当时的汉语里单音节词占据上风。《论语》《孟子》这类著作,可以说是当时口语的实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的人說话,就是这么个腔调。

但是由于书面语本身的保守性,加之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儒家著作经典地位的确立,文言文和口语很快进入了漫长的双轨发展时期。

大约在两汉时期,口语和文言文有了一定的距离。虽然文言文和口语都在发展,但前者远远跟不上后者的速度,距离越拉越大。

这种情况在唐朝出现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大发展。由于潜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出于方便传播佛教、吸引教徒的目的,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多使用当时的口语,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

但是到了宋朝,文言文和口语已经完全脱节。不过,宋朝的文人和学者们有时也使用白话文。比如苏轼最爱用“呵呵”,在给挚友兼亲家的文与可写信时、在给同事兼文友的鲜于子骏写信时、在给被“河东狮吼”的陈季常写信时,都在末尾加上一句:“呵呵。”朱熹写书育人写道:“不晓得底,我说在这里,教你晓得。”

清代以前,也有些皇帝的大白话留了下来。由于汉语并非统治者的母语,因此很多时候甚至连皇帝的诏书也直录当时的口语。比如元代时,有一封成吉思汗给丘处机的诏书是这么写的:“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起身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絮絮叨叨,好像拉家常一样。

明太祖朱元璋接见孔子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有如下一段对话:“上曰:‘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对曰:‘臣五十三岁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这段对话,感觉就像是两个老汉在拉家常,丝毫也没有皇帝的神圣感。朱元璋不但与人对话用日常口语,就是下的“圣旨”有时也用白话。听说沿海有倭寇来犯,朱元璋怒而下诏:“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这诏书不仅言简意赅,还真实地显出明太祖之豪放。

书面语和口语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立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终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模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这里有段轶事:胡适与黄侃争论文言文和白话文哪个更简洁。胡适对学生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学生们绞尽脑汁拟定了电报,挑出字数最少的一份,写的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需5个字‘干不了,谢谢。”

时代的距离感,让我们对古人的语言生活充满想象。经过历史淘洗留存下来的文献,本来已经少之又少,图片、实物资料更是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声音和视频了。长期以来,中国的语文重文言,轻白话,让人产生了古人说话都满口“之乎者也”的误会。古人的书籍中出现几句大白话,本来是说话的常态,反而成了让现代人吃惊的事情。

皇帝会说出“知道了”这样接地气的话,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靠文创做成网红的故宫博物院也趁势推出了一系列产品,比如印着“朕就是这样汉子”的胶带,或“朕乃旷代奇才”的帆布包,让皇帝接地气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人民网2018.1.18、《中国民航报》2014.9.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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