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前，“西安围城”，惨烈悲壮。10万大军黑云压城，1万守军拼死坚守。时年33岁的杨虎城说：“如果城外据点失守则坚守四关，四关失守则固守大城，大城失守则退守皇城、钟楼，皇城钟楼若最后失守，幸存者可在钟楼找我杨某的尸体！”

悍匪围城：十万敌军杀入陕西

位于西安城内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革命亭前，一块书状碑石上面记录着关于这个城市一段很重要的历史：“1926年4月15日，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10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围困西安，时间长达八个月，于11月28日解围。在西安被围期间，城内病、饿、战死的军民达数万多人……”

碑石后面是一圆形大冢，这似乎比碑石上的文字更能承载那段惨烈的历史。

园内一位正在巡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东冢埋的全是男性，西面还有西冢埋的全是女性，“当时，围城解除后，陕西当局决定将围城期间死难人民及阵亡将士改葬在这里，举行‘陕西革命大祭及公葬，参会时，每人背一袋土，共同堆积公墓。1927年3月12日这天，党政军界数万人参加了大祭，背来两万多袋黄土堆成了这两座大冢，掩埋了3043具无名尸。”

在西安如此作孽，犯下滔天罪行的，就是当时的河南悍匪刘镇华。1926年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直奉军阀面对勃然兴起的大革命形势，恐慌至极，他们为了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广东革命政府，首先把矛头指向北方，联合向国民革命军进行反攻。其中，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纠集10万之众杀入潼关，向陕西扑来，妄图在短时间内进占西安，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其反动统治。

刘镇华部队先抵西安城东，然后从城北、城南两个方向推进，至1926年5月15日，占领西郊三桥镇，完成了合围行动，西安从此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部断绝。当时，西安城区原有居民10万多人，围城前后，四郊住户纷纷进城避难，加上守城官兵，又增添数万人口。

陕西军务督办、第10师师长李虎臣化装后从茅津渡口侥幸回到西安。镇嵩军则尾随溃军入陕，4月中旬，先头部队侵入临潼，西安危急。

此时西安城内，李虎臣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师长卫定一的兵力尚不足5000人。李虎臣对未来战局与西安安危并无成算，他在与幕僚权衡利弊后，星夜派财政厅长朱子敏手持他邀请国民军第三军第3师师长杨虎城共同固守西安的亲笔信赶赴三原。杨虎城认为广东革命政府正在筹划北伐，守住西安，牵制敌军，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当即决定出师。

如今，年近八旬的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雷云峰讲起当时的情形，仍忍不住站起身来，用手比划着：“那时急得很啊，城内只有国民二军第二师师长李虎臣的四个团和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卫定一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严重缺员，合计不足5000人，杨虎城有三个旅5000余人，实力最强。但三部分分属不同系统，并无上下级关系，大敌当前，这三支部队如何团结合作、统一指挥，是最大的问题。”

杨虎城果断选择了一种能够促成三股力量胶结的合作方式。在各路将领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率先提议，为统一指挥、共同对敌，守城部队应合编为一军，请李虎臣执掌帅印，他自己则主动承担敌人主力所在的东城和北城防御任务。因杨虎城、李虎臣名字中都有“虎”，因而陕西老百姓也称西安保卫战为“二虎守长安”。史称“二虎守长安”。

死守西安：杨虎城杀战马以充军粮

刘镇华本打算趁国民二军大败，士气衰落之机攻下西安。但他在连日急攻却均遭挫折，屡攻不下后，即采取长期围困的手段，妄想待到守军弹尽粮绝，迫使其不战自降。遂下令强拉民夫在西安城周围挖掘幾十公里长、深达数米的战壕合围西安。

围城期间，西安军民每天生活在枪林弹雨中。镇嵩军用尽一切办法破城，如：组织敢死队、架云梯、爬城、挖地道、凿涵洞、收买国民军官兵等。但都被守城官兵拼死打退，敌军一次也没有得逞。每逢有大的攻防战，“两虎”都同时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指挥作战，士兵在他们的激励下作战格外英勇，先后经历东关地道战、7月22日与敌敢死队的登城战及小雁塔争夺战等惨烈战斗，终于达到坚守待援，克敌制胜的目的。

守城的最大问题是粮食。起初城里存粮尚多，到6月即告紧张。到了麦熟季节，刘镇华命令匪兵放火烧田，将城周10万亩小麦化为灰烬。9月以后，城里连杂粮都已告罄。

士兵口粮一减再减，不得不杀马飨军，李虎臣有一匹“黑老虎”的千里马也杀了充军粮，以激励士气。到后期，士兵们每天只能分到2两黑糖、4两烧酒。城内居民更为悲惨。城内一切油渣、酒类、中药材、皮革乃至树皮草根，只要能充饥的全都吃光。后来，可以取暖的木料、树木都烧得一干二净。

曾亲历围城的赵文杰在《西安城坚守记》中描述：“10月中旬，突降大雪，居民饥寒交迫，饿死者与日俱增，有一天路毙的竟达数百人。街头可以看到倚门而立的、坐于墙角的、躺于路上的、均系饿死之人。入冬以后，更是饿殍载道，无人收埋。这时，西安已经没有狗了。入夜除城上间有火光外，城内一片漆黑，形同死城。”

赴死之心：“幸存者可在钟楼找我杨某的尸体”

曾在刘镇华当政时任洛川县长的褚小，此时暗给刘写效忠信，被城门守兵当场查获，褚却并不知道。这个褚十分嚣张，还自告奋勇去劝说杨虎城放下武器接受谈判。杨虎城一听，勃然大怒，指着褚就骂，‘我原以为你是来提供守城妙计的，哪知你利令智昏，为虎作伥，丢尽我们陕西人的脸。”

杨虎城果断以“暗通嵩匪，图谋不轨，扰惑军心”的罪状在西华门将褚公开枪决，一时间无人再敢议论降刘问题。杨虎城不但坚决反对别人投降，为了防止刘镇华借用他母亲名义进行劝降阴谋活动（当时杨虎城的母亲尚住在蒲城原籍，蒲城守将缑保杰已经投降），就传令全军：凡有关母亲的消息，任何人不得向他报告，违者杀无赦。

如今西安的寺庙之内，仿佛仍回荡着多年前杨虎城和李虎臣那番悲壮的对话。

李：“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打完了再说！”李：“打完了咋办？”杨：“用城墙上的砖打！”李：“城砖打完了咋办？”杨：“我们两人上钟楼战死！”

关于杨虎城要上钟楼战死的说法，并不止出现在和李虎臣的对话中，为了坚固全体官兵对敌作战的决心，战斗刚刚打响，杨虎城就向全体官兵宣布：“必须上下同心，坚守六个月，六个月期内失守，大家共同负责；六个月后城陷，由我本人负责，与大家无关。如果城外据点失守则坚守四关，四关失守则固守大城，大城失守则退守皇城、钟楼，皇城钟楼若最后失守，幸存者可在钟楼找我杨某的尸体！”

随之而来的惨烈战斗不计其数，城内军民做出巨大牺牲，直至1926年11月28日，被围8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迎来冯玉祥解围援兵，刘镇华部逃窜。那一天，西安城四门洞开，军民欢欣不可言状。

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员白晓莉的论文《反“围城”斗争中的杨虎城将军》中说：“坚守西安是杨虎城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人民政协报》2016.12.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