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邓小平时，开始时他很配合。当摄影师徐肖冰不停地要求他做这做那时，邓小平生气了。他大声说：“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活动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这样，重复的东西太多，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拍一点不就行了吗？”

周恩来定下主题“天下人心归延安”

延安电影团是中国第一个红色电影机构。它是上海著名电影导演袁牧之和摄影家吴印咸来到延安之后才得以成立的。1938年7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专门找了袁牧之，热情动员他到延安去，到抗日的前线去，用电影这个武器去记录革命根据地延安和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英勇事迹。袁牧之早就向往延安，欣然同意。他邀请摄影师吴印咸一起奔赴延安。两人的“出走”，在电影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938年7月底，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将自己用的电影摄影机和胶片送给八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印咸去接收了伊文思的赠品和香港朋友赠送的电影器材，并将其带到延安，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批电影器材。

1938年8月28日，袁牧之和吴印咸到达延安。9月，延安电影团正式组成。周恩来为电影团的第一部影片取名《延安与八路军》，主题是“天下人心归延安”。

影片拍摄前，袁牧之拟订了影片的详细提纲。提纲一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表现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如何通过重重的封锁线，纷纷前来延安；第二部分介绍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面貌；第三部分主要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最后一部分则又回到延安，描写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怎样经过学习后，分赴前方各地去工作。

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摄影队在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的桥山黄帝陵前开拍，并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中部县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陵园的所在地，这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黄帝陵园的形象。由此展开，以唤起所有炎黄子孙热爱自己伟大民族的崇高感情，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表明誓死保卫祖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最早的一部有毛泽东形象的电影，便是1938年10月1日在黄帝陵开机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这也是毛泽东银幕生涯的开始。

之后，摄影师吴印咸带着助手徐肖冰在延安城各处考察拍摄场景。他们脱下在上海穿惯了的西装，换上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不断发生着变化，慢慢从普通艺术家向革命艺术家转变。

拍摄时，邓小平发火

按照拍摄提纲，延安电影团摄影组拍摄完《延安与八路军》在延安地区的全部素材后，将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拍摄。

1939年1月下旬，延安电影团即将奔赴华北敌后根据地拍摄前夕，毛泽东专门邀请电影团主要成员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到他家做客。毛泽东不仅关切地询问影片的摄制情况，而且关心大家的生活条件。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风趣而又含义深远地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专长，将来胜利以后工作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拍摄长征就不可能，没有条件，将来胜利以后你们就有可能拍了。”

1939年1月下旬，电影团成员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他们敌后根据地第一批镜头的拍摄工作。他们拍摄了贺龙、关向应在前线视察，以及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活动的许多镜头。在兴县、临县、岚县一带，电影团拍摄了该地区人民群众支援八路军作战的大量镜头。

随后，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在冀中根据地拍了两个多月，延安电影团一行来到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这里周围都是山。当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陆定一、李雪峰等都在这一带。他们对拍电影都很配合。可是，由于拍摄条件比较差，总共只有一台摄影机，由徐肖冰一个人拍，有时拍一次不能成功，还要再拍第二次。一个动作，往往從正面拍了还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拍一次。比如打电话，第一遍可能只拍了电话机，第二遍才能拍打电话的人，这样就得让首长拿着电话打了又打。首长的时间都很宝贵，拍来拍去，徐肖冰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但是为了把片子拍得好些，还是要求他们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让他们指着地图部署作战，一会儿又要换换位置。

拍摄邓小平时，开始时他很配合。当摄影师徐肖冰不停地要求他做这做那时，邓小平生气了。他大声说：“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活动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这样，重复的东西太多，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拍一点不就行了吗？”

刘伯承过来打圆场，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可是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才这样认真，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本来长得就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出来，谁还敢看我们？自然而然，然而不然。”几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朱德性格和蔼，拍电影时特别配合。他有一匹威风的大洋马，是聂荣臻从日本旅团长那里缴获来的。聂荣臻派人把它送给朱总司令骑。徐肖冰觉得朱总司令骑在这匹马上，拍出来效果肯定很好，朱德同意了。他骑在马上拍了电影镜头后，又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制作成了一幅著名的邮票，还成为史沫特莱写的一本书的封面。

毛泽东亲自为袁牧之、冼星海饯行

鉴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194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袁牧之又向党中央提出，希望能批准配乐家冼星海同去苏联。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40年春，袁牧之赴苏联之前，毛泽东特意在杨家岭家里设宴为他和冼星海饯行。警卫员听说要请吃饭，还特地跑到老乡家里买了一只鸡。

袁牧之最先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了电影团在敌后和前方拍摄的经过和某些细节，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也很有兴趣，还不时地插问。最后，袁牧之兴奋而激动地说，他已经加入党组织，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这时，冼星海也到了。席间，毛泽东兴致很高，劝他们喝酒，要他们吃菜。

经过艰难的旅程，袁牧之和冼星海在1940年11月顺利到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正当工作接近尾声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由于初期战事失利，苏联实行战略撤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及其他一些电影机构也纷纷向后方撤退。在慌乱的撤退过程中，由于战时的极大混乱，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样片不知去向。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就这样夭折了，成为延安电影团永远的遗憾。

更令人痛惜的是，因为战争原因，袁牧之、冼星海困在苏联长达5年之久。冼星海因为长期劳累、营养不良而患上肺炎，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苏联，终年仅40岁。延安各界为冼星海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

（《党史文苑》何立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