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全国27个省份的999名离监探亲罪犯全部安全顺利返回监狱。春节让罪犯离监回家探亲，在全国层面是近十年来首次，面临的难度、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这不是创举，而是延续，是书写在清平之世的传奇。

纵囚归家的“盛唐旋律”

1400年前的盛唐，唐太宗李世民曾与几百名死囚，有过一场名垂青史的“生死约定”。

贞观七年，唐太宗“亲录系囚”。其中是否发现有冤错的，史籍无载。但此前两年，因痛悔“死者不能复生”，唐太宗先是下诏“死刑虽令即决，皆三覆奏”，对于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在行刑前也要三次奏报，以便皇帝多做考虑；后又将“三复奏”改为“五复奏”。

如此“慎刑”，狱中囚犯恐怕并无隐情，多是“应死”。按照《新唐书》的记载，唐太宗“以宽仁治天下”。哪怕看到死囚都是罪有应得之徒，但终究也是唐治下之民，这位皇帝也不由得心生怜悯。

于是，他与系狱待死的囚徒们做了个“生死约定”：现在将你们从狱中放归家里，与亲人团聚，待明年秋天行刑的时候，你们自行前来赴死。约定既成，刑徒尽释之。

唐太宗的宽仁收到了应有的回应。9个月后，放归的390名死囚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都按期自行赶赴官署，无一人逾期不至。唐太宗感念囚犯的诚信，把他们全部赦免。纵囚尽返，自此成为仅属于盛世的佳话。

重启探亲，续写传奇

千年之后的中国，“纵囚”已经从仁君心血来潮的德政，发展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离监探亲”。

《监狱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司法部2001年制定了《罪犯离监探亲和特许离监规定》，对离监探亲的条件、程序、监督等作出具体规定。

上述規定还介绍，符合条件的罪犯每年只准离监探亲一次，时间为3至7天，离监探亲的对象限于父母、子女、配偶。监狱每年可分批准予罪犯离监探亲，每年离监探亲罪犯的比例不得超过监狱押犯总数的2%。女子监狱和未成年犯监狱的离监探亲比例可以适当提高。

“改造表现良好”“余刑三年以下”“宽管级处遇”“危险程度较低”是离监探亲的硬性标准。除此之外，各地监狱还会对流程作出严格规范。根据《监狱法》规定，监狱可以根据罪犯改造表现分押管理，实施不同处遇。具体分为从严管理、普通管理、从宽管理（即宽管级）三个等级，针对危险性不同的犯罪人，实行区别对待。分级处遇是动态的，改造良好即可晋级，获得优待；反之，则会被降级，受到更加严格的管理。

不过，因为考虑维稳、不可控因素、监管安全、社会接纳程度等，除了四川等个别省份外，离监探亲在过去的十年里折戟沉沙。

让服刑人员的法定权利得到实现，让离监探亲依法制度化、常态化，让盛世传奇在今天续写。身处新时代，没有理由不去超越在千年前就曾拥有的中华气魄。

这项工作在经报告中央政法委同意后，由司法部统一部署。

张军担任司法部部长之后，重启了这项政策。这次，全国27个省份（除天津、河北、湖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兵团）311所监狱集中开展罪犯离监探亲活动。

责任支撑信任

离监探亲体现着信任，但也决不能把它的顺利开展完全寄托于信任。这不但是对服刑人员、更是对社会负责。

确定离监探亲的人选，首先就要慎之又慎。

在上海，人选必须同时满足服刑期已过半、服刑期间一贯表现良好、在监狱内属于“宽管”待遇、离监后不致危害社会等一系列条件。

此次离监探亲的朱某曾因犯走私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目前已经服刑6年多，他的父母今年都已年过七旬，身体不好，无法到监狱看望儿子，而朱某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朱某才能成为上海共计10名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之一。

狱外不等于脱管。在全国各地，服刑人员在探亲期间都要佩戴具有定位功能的电子手环。手环可以实时反馈所在位置，在服刑人员摘掉或损坏手环时，手环会立即报警。

搁置十年之后重启，监狱系统压力不小。司法部介绍，很多监狱干警表示，这个春节过得并不轻松，或者说相当有压力。他们要确保服刑人员离监期间全程受控。每天定时接听“报安”电话，实时准确了解离监探亲人员的举止和行踪。

在重启之初，张军就要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把握罪犯离监探亲条件和审批程序，有效预防各类风险，确保稳妥放出去、安全收回来。”从四川的实践来看，这也是能做得到的，四川监狱系统12年来批准4387名罪犯离监探亲，全部安全按期返监，无一起监管事故和治安案件，无一起执法投诉，无一起不公不廉反映。

回到监狱后现身说法的服刑人员们，提到最多的是“再次感受到对不起被害人、家人和社会”。

盛唐辉煌，绝非绝响；“无一人亡匿”也不会只是奔流不回的故事。999名服刑人员全部按期返回，也许就是一段新的佳话的开场音。

如此传奇，非一个清平安宁的时代不能续写；在非常之地蒸腾的温情与信诺，也预示着更明亮的未来。

（《北京青年报》2018.2.24 高语阳/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