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双双

【摘要】湘西苗歌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记载着劳动和生活方式的印记。本文立足湘西苗歌与苗族历史、人文生态的关联，从历史文献、文化功能、文化认同三个视角剖析了湘西苗歌的衰微与复兴，对梳理湘西苗歌历史渊源具有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关键词】湘西苗歌；苗族；人文生态；渊源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湘西苗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凝聚着湘西苗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共同心理、价值观和审美认同，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湘西苗歌旨在传递苗族人民的情感，寄情于歌，当歌娱乐，口传心授，衍展传递，世代传颂，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这种具有独特的本土文化演艺下的口头文学，烙印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情怀，它的衍生和发展是湘西苗族历史的撰写，与人文生态相关联。二者的发展对湘西苗歌产生重要影响。

一、湘西苗歌与苗族发展史的关系

苗族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其主体是亿熊亿夷，并与三苗、盘瓠西部部落的先民相融合，构成了苗族。“三苗”“九黎”与湘西苗族一脉相承。当时，苗族凭借繁荣的经济发展居于主要地位。九黎部落在涿鹿战役中战败，苗族随之被迫退出黄河流域，向南迁徙，退守到长江流域。后经过尧舜禹时期的连年征战，三苗解体，江西和湖南成为瓦解后的三苗余民的栖身之地，隐居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形式。顽强的斗志使苗族成为春秋时期楚国的主体，得楚者富天下就是当时苗族经济的描述。王桐龄在《中国史》中记载“扬子江流域七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为苗族分布地）”。《韩非子》描述“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秦统一六国后，苗族人民再次迁徙，躲避在西南地区的山谷中，不屈不挠，在民族压迫和打压下，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直至南宋，统治者对苗族用兵不断，苗族不得不向五溪深处迁徙。元朝的统一并没有给苗族的发展带来强大的外部环境，反而强大的等级制度将苗族纳入南人的最下等级，这也使得苗在元统治期间不断起义。清政府统治从民族政策、政治、军事上都实行残酷的政策对待苗族人民，史上大规模的三次起义均发生在清朝，湘黔边界是其中之一。历年的统治者带给苗族的不断征讨，不断迁徙，灾难重重，生产力破坏严重，群山峻岭阻断各部联系，经济和政治上备受压迫。

苗族人民勤劳坚强，在不屈不挠的生产生活中，寄情于歌曲，抒发情感和表达彼此之间的情感，音乐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的重要载体，记载着民族的文化烙印。战争、战败、逃亡、迁徙、繁衍周而复始，散落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的苗族形成各自的部落。由于交通闭塞，野兽横行，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生活方式成为苗族的主要生产方式。樊祖荫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给出了这样的描述：“农业的出现导致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巩固和发展。较为安定的农耕集体生活，为群体歌唱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据此推论，农耕时期的定居生活应该是苗族人民创作苗歌的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规模的扩充，依于劳动而产生的多声部湘西苗歌。以泸西县为例，一首《部族变迁》“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众住在水乡边的地方，打从人间出现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众要从水乡迁去……”记载着苗族的来源和迁徙内容的古歌。从多声部角度看，这首二声部的最早的一首歌曲，歌曲一共128行歌词，描述苗族的迁徙和族根的追溯。特殊的历史，封闭的环境，苗歌应运而生，这种特殊的经历也造就了苗族人民坚韧的性格，吃苦的精神，强烈的自尊心，民族凝聚力强，形成了苗歌独特的音律和音韵，是苗族人民的性格体现。在调查中，可以发现挫折与成功、痛苦与喜悦、忧郁与无奈的矛盾，湘西苗族人民在唱苗歌中，表情平和，兼显羞涩，在结尾处往往要下滑，但随即上扬收回。

二、湘西苗歌与人文生态的关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俗文化的形成必然离不开民族的长期生活习惯。自然环境、地理特征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生产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根本条件，它为艺术的创造提供了可能和温床，是孕育文化的源泉。湘西地处西南腹地，与云贵比邻，武陵山脉横贯南北。高原为主的山区地貌，丘陵、平原兼而有之，面积1.54万平方公里，苗族人口约85万，以凤凰、吉首、泸溪、古丈等县市为主。三多（山、水、溶洞）成为主要地貌特征，开门见山，山中套山，山外有山。北有八大公，西有八面山，西南天星山，与云贵高原相呼应，形成天然屏障，张家界、袁家界、天子山高耸如云，成为湘西的世外桃源。千余条河流星罗棋布，天然分布在崇山峻岭间。崇山峻岭阻断了陆路的发展，阻碍了交通的发展，物质发展缓慢，但也正因为天然的屏障，苗歌的传播发展比较缓慢，摒弃了外界文化的侵扰和渗透，使原生态的苗族文化保持完整，特性明显。

山的巍峨与水的柔美影响了世代而居的苗族人民，他们情感细腻，行为内敛淳朴，热情好客，自然古朴。好山好水造就了好山歌，这是沈从文先生所认同的“如果没有一种适当的对象和特殊环境做土壤，这些好歌不会生长的，这些歌也不会那么素朴、真挚而美妙感人的。”湘西民歌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与对话，是社交中的工具，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劳动时唱歌舒缓劳累，社交中唱歌表达情感，大规模的歌会年复一年，记录苗族人民的生活和发展。四月八歌节、六月六歌会、赶秋节汇集了来自八方的赶歌者大显身手，年轻男女成为歌节最活跃的力量。民族盛会三五成伴，会歌交友，以歌为媒传递感情，此起彼伏，通宵达旦。

三、湘西苗歌的衰微及复兴

（一）文献视角下湘西苗歌的记录与传播

“萨”是湘西苗歌的简称，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以历史文献学角度看，苗歌的展示是以场景描述为主。清康熙《红苗归流图》对苗歌的记载如下：“苗俗至初春时，男女未嫁者皆盛服，负背笼登山，以樵采为名，往来林麓间，相对唱山歌，雄鸣雌应，漫声悠扬。每发声则以一手自掩其耳，唱和相协者则相悦，然后挽媒行聘说者。”《永绥厅志》描述了苗歌的场景，以男女求婚为场景，男央求媒为说合，将火炮和酒肉为礼送女方家为“插香”，为“戴花酒”做准备。“离娘酒”是娘家五更为女儿所办，出嫁时以酒相敬，称为拦门礼。女方到男方家后举行“拜堂酒”款待亲戚朋友。双方歌师要进行“酒歌”“掀酒”為同辈男女间进行，也是婚礼 高潮。场景的描述是苗族婚嫁歌的表现形式。

1933年，在湘西本土苗族音乐文化调研中，凌纯声和芮逸夫两位前辈的田野调查为苗歌的记录、描述、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苗歌歌词的国际音标的记音在二位先生手中完成，同时记录了苗族传统祭祀仪式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的《苗族历史与文化》将苗族的文化和风俗进行了梳理，对苗歌进行了特征定位，节奏明快，唱曲婉转，形式多样，独唱、对唱、多声部唱俱全。苗歌在演唱中道具少，不需布景和伴奏，方言和曲调的变化使苗歌具有浓厚的地方韵味和风格。《湖南音乐普查报告》的问世是湖南湘西苗族音乐普查的成果。在20世纪初调研的基础上，石启贵先生重新调研并修正增补，出版了《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以湘西苗族学者的“局内人”视角对湘西苗歌进行记述，为湘西苗歌的文献记载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功能视角下湘西苗歌的衰微

婚恋习俗与娱乐功能是湘西苗歌的两个重要功能。婚恋习俗与苗族人民特定的性格相关，在既定的环境下，传递着个体特点到群体认同的信息符号，塑造了民族独特的性格特征。自然、地理、气候、资源等在苗族生产和生活中起到基础性地位。在民族大迁徙过程中，5次的大迁徙均与战争有关。环境的变迁，历史的压迫，政策的镇压使苗族人民刚毅、敏感，坚强、内敛，苗歌成为表达爱意的工具，试探对方的情谊。爱慕是以苗歌为媒介展开的，形成了特有的苗族的婚恋文化特质。曾经的三天两夜的苗族婚礼盛况在当下已经一去不返。苗歌更多的为长辈传颂。年轻男女表达爱意可以直截了当，不再需要对歌，不再需要通过苗歌来表达爱意。因此，这种婚恋习俗功能被取代，逐渐衰微。

娱乐功能是苗歌的另一项文化功能。从苗歌的记载来看，苗族人民的生活清苦，在大山中以耕种为生。苗歌是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的娱乐方式，八种苗歌为一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村落空巢迹象明显，青壮年走出大山，外出谋生。耕种不再是苗族收入的全部，以苗歌来慰藉的功能渐衰。

（三）文化认同视角下湘西苗歌的复兴

社会工作人才支援三区计划成为重构湘西苗歌复兴的关键点。这种社会化的效应是从个体认同上升到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一个过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苗族人民在表演中找到了民族的认同感。苗歌成为湘西的文化遗产，口口相传。在潜移默化中，人们愿意开口唱歌，愿意把苗歌传唱起来，更多的人参与中逐渐提升了苗歌的文化价值。各级的采访更激发了苗族人民对本土苗歌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宋祖英的《小背篓》一曲成名，將湘西古丈带到世界；《辣妹子》传唱出湘西苗家姑娘的本色。无形的力量驱动着苗歌重回苗族人民的视野，从民间到广场，从广场走向舞台，从劳作的消遣和娱乐到旅游经济的资源，到文化传承的遗产，刺激着苗歌的再次复兴，并赋予了苗歌新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杜亚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2]曾丽蓉.湘西苗歌传承与保护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