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宇

【摘要】在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时期即10-14世纪，墓葬壁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其中很大一部分形式的出现与儒学在半岛的深入传播相关，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与深入研究。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通过对“岁寒三友”图像的形成与源流进行考察，认为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将“岁寒三友”这一绘画题材带入半岛，并随着高丽士人阶层的壮大通过文人画的方式进一步被阐释。这一图像也作为儒学士人不畏困难、坚毅气节的象征，成为高丽时期墓葬壁画的重要题材。

【关键词】儒学；朝鲜半岛；岁寒三友；宋朝；高丽；文人画；墓室壁画

【中图分类号】J612 【文献标识码】A

一、绪论

儒学产生于春秋，从汉代开始一直作为中国历代封建政权的官方思想。随着其不断发展，儒学渐渐传入了周边邻国，其中最早接受的国家就是朝鲜。根据目前的资料可知，至迟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在我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设置汉四郡时，《论语》等儒家典籍便已传入朝鲜半岛。

公元前4世纪，我国东北部的高句丽与朝鲜半岛地区的新罗与百济相继建立并快速崛起。公元427年，高句丽长寿王迁都平壤，形成了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足鼎立之势，朝鲜半岛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三国时期”。这段时期从高句丽于4世纪接受儒教并设太学到7世纪新罗王室正式接受，儒学已在朝鲜半岛地区广泛传播。此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不久就重新陷入分裂，直到918年王建建立高丽，重新统一了半岛。高丽虽然以在半岛地区传播更广的佛教为国教，但对内以儒学的“仁政”思想治国，在高丽光宗统治时期正式将科举制作为选官标准（958年）。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士人阶层渐渐壮大，高丽末期程朱理学的传入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后李氏朝鲜更是“崇儒排佛”，将儒学作为国教。到今天儒学对于朝鲜民众的影响依然不减。

随着儒学的传入与进一步传播，其对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高丽时期墓室壁画中的“岁寒三友”图像为中心，分析儒学的传播对该图像乃至高丽时期墓室壁画图像的影响。

二、相关研究综述及选题意义

首先，对于这一时期（10-14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与儒学的东传，已经有许多比较详实的论述，而有关儒学理论的发展与流传并不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故不赘述。

朝鲜半岛地区已发现19座高丽时期（10-14世纪）的壁画墓，其中15座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4座在大韩民国。朝鲜的古墓大部分分布在当时的首都开城周围，且大都是王陵。对于开城附近的壁画墓，朝鲜考古部门向外公布的资料不多，图版资料仅见高丽太祖王建显陵与水落岩洞壁画墓等少量几座，而论文与考古报告则有Kim Jong Hyeok的《开城一带的高丽王陵发掘报告（1）》、Wang Seong Su 的《开城一带的高丽王陵》等，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发掘的高丽王陵及其壁画。在韩国发现的四座，则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供查询，比如发现于庆尚南道密阳市的朴翊墓，如沈奉谨《密阳古法里壁画墓》详细介绍了壁画墓的发掘，安晖濬《松隐朴翊墓的壁画》对壁画内容有一定的分析。

对于本文研究的“岁寒三友”图案，中国学界尚无任何研究与著述。但中国的考古部门几十年来主持并发掘了百余座辽金元时期的壁画墓，积累了许多素材，其中许多壁画墓中有“岁寒三友”或类似的图像组合，如叶茂台辽墓、下八里辽墓、登封王上村壁画墓等，对这些墓葬的个案研究与对比分析也随之展开，如郑以墨《五代王处直墓壁画形式、风格的来源分析》、杨仁恺《叶茂台辽墓出土古画的时代及其它》、冯恩学《河北省宣化辽墓壁画特点》等，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与成果。

韩国学界对此进行的研究寥寥无几，且多数文章观点失之偏颇，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结。如Han Jung Hee《高丽及李氏朝鲜初期古墓壁画与中国的相关性研究》与池呅暻《10-14世纪东北亚壁画古墓艺术与高丽古墓壁画的意义》对半岛地区发现的高丽壁画墓做了一定的梳理与分析，同时将其与中国同时代古墓壁画相对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Kang Yeong Ju《高丽时代岁寒三友图的象征及形式考察——以高丽太祖王建陵壁画和海崖题<岁寒三友图>为中心》，则以高丽显陵与海崖题《岁寒三友图》为例具体分析了高丽时代“岁寒三友”图像的出现与形式象征。

据前文所述，目前在朝鲜半岛共发现了19座高丽时期的壁画墓。其中，确切年代最晚的是发现于南韩庆尚南道密阳市的朴翊墓，建于1420年（李朝初期）。之所以归于高丽时期壁画墓，第一是因为墓主人生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高丽时期，且为高丽末八隐之一；第二是墓室的建造距高丽灭亡不过二十余年，壁画依然体现了许多高丽时期的特征，并且在此之后朝鲜半岛再也没有建造壁画墓的记载与发现。在这一阶段的壁画墓中，许多高句丽及百济时期壁画墓的题材延续了下来，比如四神图像与星象图。而十二支与“岁寒三友”图像在高句丽壁画中未曾发现。

对于图像的定名，韩国学者存在一定的分歧，Han Jung Hee认为，图像中含有“松”“竹”“梅”的两种及以上的都可以定名为“岁寒”，而Kang Yeong Ju则谨慎地使用了“松、竹、梅”图像来概括。但他们忽略了中文原始史料中关于“岁寒三友”的记载，因而走入了一些误区。

其次，对于图像的源流，韩国学者普遍认为这些题材受到了中国辽金元时期墓室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儒学的进一步传入与文人画的兴起，但更多的是展现了高丽时期墓葬壁画自身的独创性。这些图像必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高丽自身的独创性还有待商榷。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者对于研究做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由于民族立场等原因往往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本文试图从“岁寒三友”图像的形成与源流分析论证10-14世纪儒学的传播对于“岁寒三友”图像的影响。

三、高丽时期墓葬图像概況

根据已知资料，在十九座高丽时期的壁画墓中，有四座确切知道其中有关于“松、竹、梅”相关组合的图像，分别是开城的高丽太祖王建显陵（943年始建、1276年还葬并修复）（图1）、定宗安陵（949年）、元宗韶陵群第5陵（1274年）与忠清南道密阳古法里朴翊墓（1420年）（图2）。其中，安陵和韶陵群第5陵未公布图版，从朝鲜公布的资料可知安陵东壁绘有竹子、花、树，但并未说明花与树的样式，韶陵群第5陵中绘制竹子和松树。而同为王陵的显陵资料则丰富得多，且笔者曾亲身探访考察。其墓室东壁绘梅、竹与青龙，西壁绘梅、松与白虎，北壁与南壁漫漶不清，推测为玄武与朱雀。至于墓室中出现的松、竹、梅图像在此前从未出现过。而古法里朴翊墓中也发现了梅、竹、石图像与出行图。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图像的组合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呈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组合，除“松竹梅”图像之外，朴翊墓“梅竹石”图像的组合也值得考察。

四、“岁寒三友”图像的形成

“岁寒”和“三友”均出自儒家经典《论语》，虽然在唐代宫廷建筑五龙亭中就出现了“松竹梅”组合的壁画，但“岁寒三友”之称在宋代才见诸文献。苏轼诗句“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宋代林景熙《五云梅舍记》中也提到“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可见，“岁寒三友”以“松竹梅”为主，寄托了文人高洁的心志。而其作为一种绘画题材兴起与文人画的兴起密切相关。

中国的文人画萌芽于魏晋南北朝，隋代开科取士后逐渐出现了文人身份的画家，在唐代继续发展，一般认为其在王维之后正式出现。其后，在晚唐时期，水墨画出现并逐渐发展。北宋时期是文人画创作形成自觉意识和成熟的时期。在宋代苏轼、米芾、文同等人的推动下，“重意气”的文人画在接受儒教的士人群体中广受欢迎，文人画的出现与发展与儒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尤其是在推崇个人道德修养的理学出现与兴盛之后，在宋元时期（10-14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目前，年代最早、有明確标识的“岁寒三友”图是南宋画家赵孟坚于13世纪所绘（见图3）。事实上，在10-14世纪这一时期我们发现了许多与其主题相关的壁画。如疑似元代的登封王上村壁画墓在主室正壁绘有配置竹子图像的三鹤图与梅竹石孔雀图（见图4），辽代的宣化下八里10号墓与赤峰巴林左旗前进村墓葬（见图5）在墓葬的主室后壁均发现了“梅、竹、湖石、鹤”的组合，三者的相似性是墓顶都装饰有云鹤图像。大同元冯道真墓出现了“松、竹”组合，而巫山大庙元墓出现了“松、梅”组合。从这些壁画中可以发现其中并没有出现“松、竹、梅”的完整组合，反而“梅、竹、石”的组合更多一些。俞樾《茶香室丛钞·梅竹石三友》中提到“今人但知松、竹、梅为三友，莫知梅、竹、石之为三友也。”10-14世纪这一时期也有许多“梅竹石三友图”传世，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岁寒三友”在古代并非单指“松、竹、梅”，“梅、竹、石”图像的组合也多有流行，而其他形式的组合亦不可忽略。虽然组合方式不同，但表达的都是儒学的“岁寒”精神。

由此可知，前文提到的朴翊墓“梅、竹、石”图像组合和其他含有类似图像的高丽壁画墓判断为“岁寒三友”题材，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五、“岁寒三友”图像的源流

根据史料记载，高丽对北宋的文化十分推崇，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学习，这一时期甚至有中国官员谏言皇帝禁止高丽使节带回中国书籍。北宋对儒学来说也是一个转型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便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

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文人画也在儒学士人中兴起了。朝鲜半岛地区对于文人画的接受与发展也是随着儒教在士人群体间的传播而进行的，苏轼等人关于文人画的理论与相关作品也迅速传入朝鲜半岛，并在王公贵族与士人群体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高丽时期《东国李相国集》中称“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这一时期的人们把通过科举的学子称作“东坡”，可见高丽士人对于苏轼与苏轼所代表的北宋文人文化十分推崇。在13世纪程朱理学传入半岛后，士人的个人意识进一步被唤醒，文人画也在这时广泛流行于半岛接受儒教的士人中间。

在儒学进一步流传与文人画传入的趋势下，象征着文人“岁寒”品格的“岁寒三友”图像也随之流行，不仅出现于墓室壁画，在卷轴画与瓷器中也多为出现，例如高丽时期的青瓷镶嵌梅竹鹤纹梅瓶（图6）。但是，这类图像究竟是中国影响较多，还是高丽自身的创造，还需要进一步论述。韩国学者给出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建于10世纪的高丽太祖王建显陵已经出现了“松、竹、梅”的组合，而苏轼等人在11世纪才提出了相关理论，且竹子的绘制方式是流行于唐末五代画院的双钩而不是苏轼、文同等人的墨竹，由此证明这类题材为朝鲜独创。

根据《高丽史》记载，在13世纪初，由于蒙古侵略朝鲜半岛，墓葬迁葬至江华岛，并于高丽忠烈王二年（1276年）还葬修复。朝鲜刊发的发掘报告中提到在东壁和西壁粉墙部分掉落的地方存在修复图画的痕迹，但我们不能确定该图像组合是初建时即存在还是后期添补。而且在10世纪的中国墓葬壁画中也出现了双钩竹等图像的装饰，如王处直墓。所以，无论是壁画绘制于10世纪还是13世纪，都难以证明该形式是朝鲜半岛地区的独创。

综上，笔者认为，“岁寒三友”图像为中国独创，且随着儒学的进一步传入与文人画的兴起深刻影响了高丽时期的艺术创作。

六、结语

经过论证，我们可以发现，儒学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流传为高丽时期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墓室壁画创作提供了新的形式，而“岁寒三友”图像便是其中的最佳例证。无论是“岁寒”还是“三友”都寄托着儒学对个人良好素质与修养的追求，而这一时期儒学的转型与理学的传入都无不强化了这一点。以“松、竹、梅”或“松、竹、石”等自然事物为依托表现个人品格，也体现了以儒学士人为中心的文人画的传播，但“岁寒三友”的表现形式在这段时期并不固定，而是有一定的波动和变化。对于“岁寒三友”图像本身，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艺术形式是随着上述变化而兴起的，并随着北宋时期儒学的向东深入传播而影响了半岛，“岁寒三友”是中国自己创作的题材，而非朝鲜民族自身的创造。但不可否认的是，高丽王朝发展与完善了这一题材的形式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