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当时中国社会主客观影响因素推动的必然结果，并且随着当时革命形势、日本侵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得以强化，其顺应历史潮流，最终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不朽人物！

【关键词】张学良;爱国主义;渊源;思考

通过对张学良将军一生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从一方称霸的新军阀，到东北易帜维护国家统一，再到中原大战时的调停助蒋，到后来的西安事变，成为联共抗日的民族英雄，虽然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时间，是比较短暂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但在他短短15年的政治生涯中却多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可见，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了张学良将军政治生涯的始终，那么促使其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哪些？我们不妨作如下探讨。

一、教育因素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虽出身绿林响马，但却深深认识到文化在实现个人野心中的作用非同小可，所以张作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一心想把张学良培养成既能承袭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又能饱学西洋文化的人才。于是再张学良年幼时其父张作霖便请请当地儒学名流为张学良讲授经史典籍。由于张学良“英敏过人”，又有名师指教，所以少年时代即“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同时，其父还聘请西方教师为他传授外文科技等。

此外，青年时期，张学良还进入奉天讲武堂学习，进而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青年时期的张学良还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西方人士来往密切。因此，张学良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教育，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其思想中既有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思想，又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因此，所受教育是形成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环境因素

1、深受日本的影响

日本对张学良的影响可以分为正反两个方面：

一方面，张学良自幼生长在受日本威胁、侵犯下的东北，耳闻目睹了日本人的蛮横与残暴，深感日军之强，非中国之福。而这时的中国又是动乱不息、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无力抵抗外敌。所以他对国家异常悲观，认为中国从此将受到列强割宰，无复望矣。

另一方面，张学良又深感中国需尽快学习日本，变为强国，特别是他在1921年秋赴日参观秋操时，见日军操演十分整齐威武，深有感触，归国后，协助其父对奉军进行改革：加强军队训练和爱国教育，整顿军纪等。

因此，日本的强大和中国的内战、军阀割据在年轻的张学良心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强烈的爱国感，自强感。

2、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张学良对形势的误判以及热河抗战的失败，其被迫下野到欧洲考察，游欧期间，张学良看到了迅速强大起来的德、意两国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由此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使中国统一并强大起来。于是归国后，其一方面积极拥蒋、倡导法西斯主义，认为中国的强大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另一方面又指望通过“围剿”红军来构建全国性的统一军队，以便与蒋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然而，与红军的多次交战，东北军损失惨重，这不得不使其重新考量“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正确性，在多次苦谏无果后，张学良被迫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但是其并没有对蒋介石本人造成任何伤害，依然认为中国的强大需要一个统一的领袖，其爱国之心，天地可鉴。

三、个人因素

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1、家仇国恨

这里所说的家仇是指张学良将军的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而亡系日本人所为，这在深受父亲影响的张学良心中必然会留下复仇的种子;

与此同时，由于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形势的误判，张学良一直奉行所谓的“不抵抗政策”，最终致使东北大片领土丧失，再加上之后的热河抗战失利，“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被全国人民熟知并谩骂，在这种严峻的舆论形势下，为尽快摆脱不抵抗将军的“名号”和响应全国人民特别是学生运动的要求，张学良急需集全军之力对日作战，而非将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面，而蒋介石却固执的一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2、蒋介石的策略损害了东北军的利益

东北军是张学良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蒋介石却介于东北军势力的强大，为了达到其“一箭三雕”的目的，封张为“剿总副司令”并派东北军到西北剿共，这样既可以打击红军，又可以消除异己，还可以加强自己嫡系部队的统治。九一八事变牺牲东北，在政治上使得张学良失去了雄踞一方相对独立的局面，流亡关内，而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待遇不公又加剧了张蒋之间的矛盾。从1935年9月到11月，东北军损失三个师的兵力，而蒋介石对此不但毫无关切之意，竟乘机取消被歼灭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这不仅威胁到了张学良的政治地位，而且将使他失去日后对日作战，收复东北的资本。这使张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发动西安事变。

四、红军和共产党的感召及政策调整

首先，历史上讲，共产党和张学良并无深仇大恨，且在抗日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这为共产党争取和张学良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其次，华北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把张学良作为正确对象，积极展开接触。如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东北军官兵宣传共同抗日的主张，还通过个人信件向张学良、王以哲等申明大义，这使得东北军从上到下都了解了中共联合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最后，东北军在奉命剿共的过程中损失惨重，红军对东北军战场上的喊话对其转变立场、共同抗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五、时代心理

普列汉诺夫说：“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

20世纪初页中国正处于封建制度土崩瓦解、民主革命思潮蓬勃兴起的时期。这一时期所体现的时代心理便是对一个行将破碎的祖国的忧患意识以及建立在这种忧患意识之上的拯救国难的激情与探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救国救民”一度成为当时人们的时代潮流和时代主题，张学良深受这种“时代心理”的影响，在少年时代便接触到了辛亥革命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1916年张伯苓在奉天的演讲更使得年仅16岁的张学良大悟悲观之非当，认为中国的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奋发图强，于是张立誓尽个人之力挽救中国。之后，张学良深受其教官、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民主进步人士郭松龄思想的熏陶，最终成为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

总而言之，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当时中国社会主客观影响因素推动的必然结果，并且随着当时革命形势、日本侵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得以强化，其顺应历史潮流，最终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不朽人物！

在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总结《张学良口述历史》这本书或者说是该书所体现的张学良的主要思想的话，我想借用唐德刚先生敬悼张学良将军“旧”诗中的一束来加以概括——“东来倭使最喧哗，币厚辞甘百宠加，面语輶轩忘一事，封疆原即是中华”。

【参考文献】

[1] 唐德刚. 张学良口述历史[M].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

[2] 郭俊胜. 张学良史事笺证[M].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

[3] 郭俊胜， 胡玉海. 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M].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

[4] 王海晨， 杜国庆. 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J]. 史学理论研究， 2012（2）.

[5] 夏  莺. 口述史学及其对史学发展的作用[J]. 黑龙江史志， 2012（9）.

[6] 胡宗刚. 从唐德刚看科学口述史著述[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1（1）.

[7] 王益知. 张学良外纪[J]. 社会科学战线， 1985（3）.

[8] 白  冬. 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探源[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1）.

[9] 白竹林. 论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原因[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17（2）.

[10] 格·瓦·普列汉诺夫， 著， 曹葆华， 译.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M].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62：196.

【作者简介】

贺舒（1992—），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