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秋悦

【摘要】1972年天津武清兰城遗址出土的《鲜于璜碑》，在出土后并未引起很多历史学者的关注，但其作为历史研究的实物史料，对于研究东汉民族交往和雁门地区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试图从《鲜于璜碑》碑文内容出发，探讨《鲜于璜碑》的史料价值，从而引起学者们更多思考和关注。

【关键词】鲜于璜碑；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一、《鲜于璜碑》

（一）《鲜于璜碑》的概况

汉《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十一月立。于1972年到5月在天津武清县高村出土。《鲜于璜碑》是建国以来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碑，现存天津博物馆，比汉代有名的《张迁碑》要早21年，它高二百四十二厘米，宽八十三厘米。碑额为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阳、碑阴两面均为阴刻隶书铭文，碑阳有十六行，每行三十五个字；碑阴有十五行，每行二十五个字，碑阳、碑阴总共有八百二十七字。碑文主要在颂扬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一生功绩的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东汉政府与北方乌桓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印证和补充了范晔《后汉书》中的有关史料记载，对于我们研究《后汉书》和东汉中期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研究中的困难

虽然《鲜于璜碑》是建国后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汉碑，但保存于地下1800多年，经历了长期的侵蚀破坏，导致出土后的《鲜于璜碑》有一些字迹模糊甚至破损的情况。这使得我们在认识和解读《鲜于璜碑》的时候产生了一定的困难。

（三）《鲜于璜碑》的研究现状

自《鲜于璜碑》于1972年出土以后，由于其书法风格独特、劲挺而闻名于世，《鲜于璜碑》的碑文虽在《汉碑全集》《汉碑集释》《汉碑三种》等汉碑文献中已有著录。但大多数人是从碑文的内容和碑文字体的书法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解释，对于《鲜于璜碑》史学价值的关注却远远比不上其书法价值。

二、鲜于璜碑的史料价值

虽然《鲜于璜碑》在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古代官方所修订的史书记载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些史书主要表现当时的统治阶级政权和国家大事，对普通人和事的记载很少。我认为，历史不应只是由国家大事和大人物所组成，还应包含普通人普通事。而这类碑刻作为一种实物史料，补充了史书记载空缺。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刻碑基本上是人死后几年或者几十年，大部分比史书的编修要早很多，因此碑刻中的这些文字在反映历史的真实性的某些方面来说远要比文献的价值高。因此，对鲜于璜碑上碑刻文字的解读，为我们研究《后汉书》和东汉历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一）补史之缺：鲜于璜的个人传记和家族的世系表

《后汉书》由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他依据前人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编撰，因此，所编成的史书内容丰富与贫乏，都取决于他在编撰史书时所参阅的文献数量和质量，而且《后汉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大都是对当时社会有过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对于一般的官吏和普通人，是很难载入史册之中。而鲜于璜虽是地方高官，但《后汉书》中并未其专门设传，也没有提及此人的姓名。随着时间流逝，此人也就慢慢被历史所遗忘，而对于碑刻史料的《鲜于璜碑》的研读和《后汉书》内容的对照，我们可以简单整理出一份关于鲜于璜的个人传记和其家族的世系表。

鲜于璜生于公元44年，卒于公元125年，字伯谦。从小聪明好学，于汉章帝元和年间，经渔阳郡太守、上郡王太守、察举孝廉，出任郎中，后来升为度辽右部司马。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永元元年，以（耿）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而此时的鲜于璜，正是度辽右部司马。也正因为他参加了窦宪北击匈奴的战役，有功于汉室，所以鲜于璜升为赣榆县令，后因父丧而离职。服丧结束后又任太尉府西曹尉。汉殇帝延平元年升为安边节使，主管幽州、冀州事宜。汉安帝永初元年，又迁雁门郡太守。在任职期间多次抵御北方乌桓等少数民族入侵，并以德政教化人民，主张不施刑治，声誉颇高，后因病辞官。死于延光四年六月壬戌，享年81岁，葬于今天津市武清兰城村。

而关于鲜于璜的家族世系表，在碑文的碑阴有详细的介绍，涉及到其整个家族的世系共有12人，除了他的三个孙子，没有记载官职以外，其他的人员都为汉代的官吏。这对于《后汉书》中的没有鲜于璜传是一个史料的补充。

补史之缺，是我们探讨《鲜于璜碑》的出发点，也是研究《鲜于璜碑》最重要的史学价值所在。

（二）考史之事：东汉与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的交往

史书在编修中基本是后人所书写，更有是隔代编写，有些人在编写中也可能加上一些自己的主观感情，并且史书在后代的不断传抄传承中难免会有笔误的现象。而出土的碑刻文字就不一样了，它基本上是当事人的后代或者亲人朋友所书写，大都是知道本人事迹的人，而且刻在上面的文字也不会出现后代传承的笔误，因此这些文字可以考证某些史书记载中的错误或者阐述某一事件的记载，这样更加有利于历史的研究。

乌桓、鲜卑是当时存于与东汉政府北边最为强大的两个游牧民族。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安帝永初三年夏，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秋，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汉兵大败，杀郡长吏。乃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慬等击，大破之。无何乞降，鮮卑走还塞外。是后乌桓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而鲜于璜于安帝永初元年升任雁门太守，对于3年后的鲜卑和乌桓共同袭击东汉北部边境在《鲜于璜碑》中也有着这样的记载“时依郡乌桓，狂狡畔戾。君执以威权，征其后伏。”这简简单单的18个字完全再现了史书中对于这次乌桓、鲜卑共同袭扰东汉政府的过程和结果。这与《后汉书》中的记载是相当吻合的，同时也印证了《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政府和北方少数民族乌桓、和鲜卑之间的关系。乌桓在此次事件之后成为了东汉政府守卫北方边境的最重要武装力量。但是我们在史书中可以发现并没有记载当时任雁门太守鲜于璜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功绩，也没有提及此人。而在出土的碑文中却用了“永初之际，有勋力于汉室”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想象，鲜于璜在永初年间有功于汉朝，也正是讲述了他在这次事件中自己是有功劳的，并被东汉政府所嘉奖。

考史之事，碑文对于我们考证东汉和当时北方的乌桓、鲜卑两大少数民族交往的史实有着重要的价值。

（三）证史之说：鲜于氏的起源

很多史书对于事情的记载简略，这使得有很多史事真相，要不模糊不清，要不似是而非，对于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困难。对于“鲜于氏是否起源于箕子”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而《鲜于璜碑》的出土印证了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据《朝鲜谱·太原谱》载，鲜于氏的起源于箕子，但这一说法并不明确。而1972年出土的鮮于璜碑更加确定了这一推断。鲜于璜碑碑阳载：“君讳璜，字伯谦。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并且《鲜于璜碑》碑文要比《风俗通义》写成早10多年，可见“鲜于氏起源箕子”之说早已存在。

证史之说，《鲜于璜碑》印证了史料中的记载，是鲜于氏出于子姓，是箕子的后人之说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

三、由鲜于璜碑引发的思考

我认为，出土的鲜于璜碑，虽因年代久远，已出现了一些磨损和字迹不清楚的状况，但是它仍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有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书法和美学的价值，更多的是对于研究东汉中期雁门周围地区历史、东汉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史和天津区域历史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本文正是从《鲜于璜碑》碑文内容的理解出发，对《鲜于璜碑》的史料价值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并引发了对东汉选官制度的思考。东汉的选官制度仍然在延续西汉实行察举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统治者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察举制逐渐成为地方名门望族参政的必要途径。但对于察举制在什么时期发生转变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我们通过《鲜于璜碑》碑文内容的认识和家族的世系表，可以感觉出早在东汉初察举制已经有了改变的苗头，《鲜于璜碑》中记述的整个家族世系中有12人，除了他的三个孙子，没有记载官职以外，其他的人员都为汉代的官吏。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东汉初期，由于豪强、贵族的存在，当时的选官制度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不再像西汉初期实行的那样有着严格的考核，注重孝道、品德、才干，而是看中其家族在地方的声望与门第，最终慢慢形成了门阀制度。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高文.汉碑集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3]张传玺.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J].北京大学学报，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