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治忠

摘 要：中华传统道德思想包含丰富的优秀价值理念、行之有效的道德培育模式、知行合一的道德践行方式，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这些优秀思想资源，有助于全社会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批判继承中华传统道德思想当中的对应价值理念，深化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体系，确立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价值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借鉴传统道德培育模式，由内而外，由己及人，依次生发出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借鉴中华传统的知行合一思想，引导人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为行，实现知行相资以为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道德思想；道德培育；知行合一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1.017

[中图分类号]D64；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1-0082-07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作为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道德思想包含丰富的优秀价值理念、行之有效的道德培育模式、知行合一的道德践行方式。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这些优秀思想资源，必将有助于全社会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一、吸收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理念

中华传统道德思想包含丰富的优秀价值理念[2]。例如，在个人道德修为层面有正心、刚毅、羞耻、良知、廉洁等；在家庭伦理层面有孝悌、温顺、恭敬等；在人际交往层面有友善、仁义、礼让、诚信等；在事功层面有敬业、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等；在天下国家层面有爱国、富强、和谐、民本等；在世界伦理层面有协和万邦、美美与共等。其中，有些价值理念直接对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些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补充。对这些优秀价值理念的批判性继承不仅能够深化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厚度，而且有助于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新时代价值体系[3]。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理念相对应，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屈原“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历史名句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饱含忧国忧民之情和士人的责任担当，陆游指出“位卑未敢忘国忧”，顾炎武敬告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面对家国灾难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担当，等等。丰富的爱国思想和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爱国英雄，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主义传统，滋养着新时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我国先民早在西周时期就提出敬德保民的观点，后来提炼形成敬业乐群的价值理念。《尚书·大禹谟》中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孔子要求“执事敬”，韩愈提醒人们“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劝学解》）。朱熹认为，敬业就是“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朱子全书》卷二）。这些重要论述包涵着丰富的敬业思想。虽然传统文化中的敬业主要指专心于道德修为和农业生产，但其所蕴涵的专心致志和忠于职守仍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理念的基本内涵。

在中华传统道德思想中，诚信包含两个方面的价值追求。诚就是真诚无妄，信指的是与他人交往要遵守承諾，讲究信用。《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这里，诚已经上升为人们立德立功立言的本体。“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坚持诚的本体地位，指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周敦颐集·通书》》）。程颢程颐进一步指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二程遗书》）对于“信”，孔子讲：“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反之，“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西晋哲学家杨泉在其《物理论》中指出：“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在传统文化当中，诚和信虽然分而言之，但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程颢兄弟讲：“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二程遗书》）相对而言，“诚”偏于心性修养，“信”偏于外在行为。当前，作为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诚信虽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德性主义诚信，但通过反躬自省培养市场主体的真诚无妄之心仍然是构建现代诚信体系的重要内容[4]。

中华传统文化推崇各方面、各领域的和谐。在宇宙本体层面，《周易》强调“太和”，《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佛教主张“圆融无碍”“因缘和合”；在认识论层面，传统文化重视对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整体认知和动态把握；在道德修为层面，《国语》强调“和合”，《论语》主张“中庸”，《礼记》重视“中和”。在传统文化中，和谐不是万物的简单同一，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有序状态。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也应该是国家、社会和民族关系的动态平衡和有序状态。

追求国家的富强不仅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理想，也是普通百姓的真诚愿望。因为只有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的生活才能有保障；同样，只有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富裕安康，国家才会真正强大。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思想家就已经认识到国强与民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主张通过保民富民教民来实现国家的富强[5]。孔子指出，只有“省力役，薄赋敛”“民富且寿也”，国家才能强大起来。荀子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国强是民富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种希望国家富强的诚挚愿望和藏富于民的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古代思想家和历朝历代贤明的统治者都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例如，《尚书》指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指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篇》）。《吕氏春秋》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汉书》指出“王者以民为天”（《汉书·郦食其传》）。这些民本主义思想虽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但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和信赖人民的观点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理念。

中华传统道德思想包含丰富的正义思想。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中的“义”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生发出来的仁义礼智信，表现在人伦关系层面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需要强调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正义局限于道德层面，而且致力于维护社会和家庭的差等秩序。当前，对传统正义思想的继承要立足仁义和公正，突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

谦让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所谓谦就是谦虚、谨慎，让就是礼让、忍让。《尚书》指出“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如果不谦虚谨慎，就会招致灾祸。“谦让”一方面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另一方面要求对别人宽容礼让。礼让别人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包容别人的缺点和不足，第二层次就是帮助和成就别人。孔子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认为，立人达人是君子成人成己成物的前提条件，只有先立人达人，才能彰显君子内圣外王的责任担当。毫无疑问，这种先人后己、彬彬有礼的谦让思想对化解当前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着重要启示。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相信只有勤劳才能有收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使有堆积如山的财富，如果不劳动，也有消耗殆尽的时候。正是得益于一代代中华儿女的辛勤劳作，中华文明才能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的先辈非常清楚，要想丰衣足食，光有勤劳是不够的，还要节俭。节俭不仅是为了不要铺张浪费，更是为了修身养性。《左传》讲“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强调指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节俭不只是一种行为习惯，更是一种道德情操和处世之道。当前，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仍然值得传承和弘扬。

除此之外，中华传统道德思想还包含其他优秀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老百姓的思想观念之中，积淀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对这些优秀传统价值理念的继承与创新。需要强调的是，在弘扬优秀传统价值理念时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深入挖掘中华传统道德思想当中有生命力和借鉴意义的优秀价值理念，不能片面认为只要是传统的都是有价值的，也不能片面认为凡是传统的都是需要摒弃的，而是要在细致考察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辨别良莠；二是必须立足时代发展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继承优秀传统价值理念的同时赋予其科学内涵、时代特色、大众风格。

二、继承中华传统道德培育模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必须要落实到个体身上，这就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探寻人的共同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与之类似，儒家也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定义人的本质，从而突显人的社会性[7]。在传统社会，人一出生就成为家庭的一员，并按照性别、年龄、辈分确立家庭身份。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个人要对不同辈分的人采取不同的待人方式，对长辈要孝敬，对同辈要友善，对晚辈要慈爱，同时要尽力维护家庭和睦。在儒家看来，国家和天下是一个由众多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与小家庭之外的人打交道时，可以参照家庭内部的待人方式。

在传统社会，个人首先养成家庭美德，并由之向外衍生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向内生发出个人私德。当然，在传统道德思想中，并没有个人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严格区分，为了便于分析，笔者按照现代伦理学对传统道德理念作了分类。传统家庭美德的形成贯穿个体的整个成长过程，尤其是在蒙童时代，家庭美德的塑造更为重要。长辈通过亲身示范和表彰榜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道德养成，通过重要节日的隆重礼仪培育孩子的道德情感，通过对违背道德规范行为的惩罚警示孩子们要中规中矩。蒙童入学之后，教书先生除了教会孩子们识字句读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导他们洒扫庭除、待人接物。

在传统社会，家庭美德的养成主要通过外在灌输来实现。但仅有外在灌输还不够，一方面因为人有认知能力和选择能力，当外在灌输与个体价值观念相抵触时，灌输效果就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有效的灌输发生在个体价值观形成之前，当一个人价值观形成之后，灌输就很难起作用。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个体对道德的理性认知变得更为重要，个人德性的自我塑造逐渐取代外在灌输成为道德养成的主要方式。对此，《大学》开篇就给出了说明：“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一个有抱负的男子而言，拥有家庭美德仅仅是一个起点，在此基础上，他要树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必须先修身养性，而要修身养性又离不开格物致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格物致知主要是对道德行为的体认和分析，并由此形成对伦理纲常的理性认知。那么，个人如何修身养性，如何从已经具备的家庭美德生发出个人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一般来说，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致知工作；二是要通过慎独和反躬自省的道德工夫，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相比于格物致知，慎独的工夫对道德的养成更为重要。《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认为，伦常之理贯穿于日用之间，不可稍许偏离，即使在幽暗细微之中，也不能不审视自己。立足于家庭美德，个人通过格物致知和道德工夫就可以培育出个人私德、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

当前，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的家国同构模式逐步解体，代之以公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觀的培育和践行就不能只依赖家庭环境，而应该直接指向个人。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对个人私德过多强调，但这并不是说个人私德不重要。恰恰相反，在现代社会，个人私德是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得以养成的基石。只有当价值主体在思想上认同、情感上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才能内化为自己价值观的一部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才能积淀并固化为自己的个人私德。个人私德表现在家人之间就是家庭美德，表现在他人、社会和国家方面就是社会公德，体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方面就是职业道德。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方面，个人私德的养成极为重要。

在个人私德培育方面，传统道德思想蕴含许多可以借鉴的资源[8]。例如，传统社会非常重视对个人私德的外在培育，采取丰富多样且朴实有效的方式开展道德说教。当小孩朦胧懂事的时候，长辈尤其是父母是孩子的道德启蒙老师；幼儿时期，长辈通过寓言故事和家庭礼仪给小孩灌输道德知识；入学之后，教书先生通过言传身教启发学生做什么人、如何做人；及至成人之后，还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固化道德责任，践行道德规范。这样的道德培育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在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泛滥的当下，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个人私德养成的各个层面和整个过程。

在传统社会，个体非常重视对道德知识的学习和践履。不管是儒家、道家亦抑或是佛教，都执着于做什么人的问题，并给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儒家认识到伦理纲常的重要性，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恪守道德规范，维护家国的有序稳定[9]。道家追求心灵自由和内心宁静，主张摆脱尘世纷扰。佛教认为外在的一切皆是幻象，要求人们铲除贪嗔痴，亲证真如佛性。儒释道三家分别提出自己的德性修养方式。在儒家看来，不同资质的人，既可以选择程颢、程颐和朱熹所主张的由格物致知一步步培育德性的方式，也可以选择陆九渊和王阳明主张的直接体悟内心良知的方式。笔者认为，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而言，儒家的德性修养方式值得借鉴。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外在灌输和个人自学逐步认识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部分人则凭借自己的阅历与知识储备，直接接受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继承传统道德培育模式时，一方面要摒弃不合理的成分和做法，另一方面要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丰富传统道德培育模式。一要注意道德灌输的方式和比重。适当的道德灌输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完全建立在强制灌输的基础上。道德说教者不能以道德权威自居，拿道德的大棒随意批评人，强迫他人接受自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而是要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循循诱导，示范引领。二要重视个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理解，但不能脱离实际和行动，玩空对空的文字游戏，更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作教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导人们开展价值判断的指向标，是规范人们行为举止的警示线。因此，必须处理好培育和践行之间的关系。既要在培育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通过践行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三要立足时代发展，强化对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培育与践行。在个人私德的培养过程中要意识到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的变化，重新审视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备之后个人对家庭的道德责任。同样，在职业分工日益细化和越来越重视契约精神的今天，个人要把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纳入私德培养之中。只有如此，个人私德才能在外化为行的过程中表现为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三、借鉴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践行方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涉及知行问题[10]。就逻辑关系来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是培育和践行的前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是认知和培育的结果。就重要性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去，因此，践行比认知重要。认知和践行不是两种独立无关的活动，也不能因为践行更为重要就忽视认知。那么，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以知促行、以行践知，中华传统道德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宋明哲学家把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抽象化为“天理”，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和践行“天理”。在如何认识与践行“天理”方面，程朱和陆王产生了分歧。二程认为天理客观存在，表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遗书》卷十八）。朱熹认为天理流行于万物就表现为“在物之理”，流布于心就表现为“在己之理”，但两者最终涵摄于心灵，所谓“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子语类》卷九）。与程朱不同，陆王将天理直接安放于内心，将天理等同于良知。陆九渊指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王阳明指出“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传习录》上）。在对天理的认识方面，程朱主张天理虽然居于我心，但需要经历格物致知的过程，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到一定程度，“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章》）。但王阳明认为天理就是良知，因此，对天理的认识就是致良知。具体来说，就是要遵循自己的良知，“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传习录》下）。

此外，程朱和王阳明在知行关系的看法上也不相同。程朱主张知先行后，相对于知，行更为重要。二程认为“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二程遗书》卷十八）。“以识为本，行次焉”（《二程粹言》卷二）。朱熹则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王阳明反对程朱把知行截然二分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注重知，就会“茫茫荡荡，悬空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注重行，忽视知的重要性就会“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传习录》上）。正确的做法就是把知行统一起来，以对天理的认识指导对天理的践履，以对天理的践行深化对天理的认识。正所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王阳明认为，知行不仅互为条件、互相影响，而且存在内在关联。联系两者的桥梁就是行的“明觉精察”，知的“真切笃实”。人们通常把明觉精察跟认识活动、把真切笃实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同时王阳明也意识到，如果没有明觉精察的认识作为指导，对伦理纲常的践履就缺乏真切笃实，甚至成为懵懵懂懂的冥行；如果对伦理纲常的认识缺乏真切笃实的践履，认知结果就不可能明觉精察，这样的认识也就成为茫茫荡荡的妄想。因此，知需要真切笃实，行需要明觉精察。王阳明认为“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当然，程朱和陆王所讲的知行是对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认识与践履。在道德领域，知行是相资以为用的，而且，对道德理念的践行是认识活动的根本目的。在这一层意义上，王阳明的确抓住了知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不能忽视的是，王阳明有“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的问题，他甚至把“一念发动处”视为行，要求人们在意念发生时就应该惩恶扬善。显然，这样的要求超出了开展客观道德评判的范围，并且高估了普通人的道德自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