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由于美国非裔民族的特殊创伤历史，历史观一直是美国非裔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格罗丽亚·内勒的小说《林顿山》通过主人公老卢瑟·奈迪德和子孙从无到有由兴而衰的过程反映了极端利己主义与自我毁灭的必然联系，并揭示了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的形成源于对美国非裔创伤历史的错误观念。

关键词：格罗丽亚·内勒；《林顿山》；极端利己主义；创伤历史；历史观

作者简介：王辰晨，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非裔文学研究。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histor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the view on history has been an important concern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Linden Hills by African American woman writer Gloria Naylor reflects the inevi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ultra-egoism and self-destruction fr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deeds， and reveals a fact that the distorted view on the traumatic history causes ultra-egoism， which thus manifests Naylors criticism of such a distorted view on history.

Key words： Gloria Naylor； Linden Hills； ultra-egoism； traumatic history； the view on history

Author： Wang Chenchen， Ph. 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s li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littlegg@126.com

美国非裔女作家格罗丽亚·内勒（1952——）凭借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1982）获得1983年美国图书奖最佳处女作奖，被认为是连接了安·佩特里、詹姆斯·鲍德温和托尼·莫里森的重要作家（Gates iv）。小说《林顿山》（Linden Hills）是内勒的第二部作品，以《神曲》的叙述方式塑造了迷失在美国梦中的黑人精英世界。内勒曾说，“我写这部小说的兴趣在于看看美国黑人在向美国上层社会攀爬的过程中他们身上都发生了什么”（Carabi 41），一语道破这部作品的真实意图。小说中黑奴老卢瑟·奈迪德①（Luther Nedeed）逃离南方既是他本人及其家族向上攀爬的起点，也是他们悲剧的起点。本文以老卢瑟·奈迪德的逃离为切入点，发掘他和子孙从无到有由兴而衰的过程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并分析这种价值观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

一

在小说《林顿山》中，老奈迪德逃离奴隶制南方的往事在书中篇幅不长，并非作者的叙述重点。但是老奈迪德的逃离承载的价值观念被子孙几代继承，可谓是奈迪德家族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十分值得探究的。

老奈迪德的逃离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体现。作为黑奴，老奈迪德选择逃离南方，无疑是追求自由的表现，但是他的自由却是以牺牲妻儿自由为代价的。“当地盛传他卖掉自己的混血妻子和六个孩子，用这笔钱北上购买了这处山地”（2）。老奈迪德以他人的自由换取金钱财富，无疑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践行者。他卖掉妻儿，切断了家庭和社区关系的纽带，从而摆脱了相应的伦理束缚，为他独享自由的果实提供了可能性。在发迹之后，他从奴隶贩子手中买到浅肤色的年轻妻子，却又限制她的自由，把妻子作为生育工具监禁控制，从而使自己成为能够自由支配和操纵妻子的“奴隶主”，这与他先前卖掉妻儿以求自由的自私自利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老奈迪德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以绝对主义和放任主义为基础的个人自由，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

老奈迪德的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在随后的百余年中被子孙继承。他的子孙不论在外貌上还是行为方式上都酷似老奈迪德，作为其复制品沿袭并极力维护其利己主义观念。老奈迪德的儿子与南方蓄奴州联盟进行军火交易从中获取钱财，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南方黑人同胞的利益。在发现当地白人政府吞噬林顿山社区的企图后，他用看似慈善举措的无偿合约让附近的穷黑人获得林顿山的永久居住权，表面上的产权占有者只是在“为别人挖煤，为别人打扫，养护别人的子女”（9）。这一行为无疑是利用他人为自己谋得土地占有权，从第三代奈迪德驱逐居民的情况来看，这也是为侵吞他人劳动成果进行铺垫。第四代奈迪德只接受遗忘历史、只计名利的申请者入住林顿山社区，无形中建立了一种以极端利己主义为基本价值观念的秩序，并用强权压制任何质疑声音和反抗行为来维护该秩序的运转。在极端利己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奈迪德家族建成了一座被当地白人政府视为少数族裔典范的精英社区“林顿山”，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极端利己主义不仅是“林顿山”社区的创立之基石，也是维护这一社区运转的基本理念。奈迪德家族的兴衰与极端利己主义观念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林顿山》并非仅仅反映林顿山社区弥漫的极端利己主义观念，而且揭示了这一价值观念的根源在于部分美国非裔的历史观。

二

四代奈迪德的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源于对美国非裔创伤历史的非理性观念。老奈迪德作为黑奴的创伤经历使他对美国非裔创伤历史产生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选择了逃避式的遗忘，选择性地对过去采取麻木和遗忘的态度，试图忘却美国非裔的受难史；另一方面，他又对美国非裔苦难历史进行盲目性报复，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證明黑皮肤可以向白人一样获得成功。这两者都直接导致了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

首先，逃避历史使老奈迪德等人把个人与群体和社会历史背景分离，从而导致他们只顾个人生存，只相信自己的体验，将自己与他人分割开来，个人所得即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人和群体与自己毫无关联。老奈迪德的逃离不仅只是身体的物理位移，实质上也从思想上割断了自己和群体及南方创伤历史的联系，成为孤立的本体。他的本能反应即是不择手段取得财富以逃避往日贫穷潦倒的生活。林顿山社区被白人群体环绕，处于孤立的状态，其子孙也在异质的环境中和老奈迪德的引导下对创伤史持有同样的态度。因此，他们延续了老奈迪德的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自觉遵守并强制他人也接受这一观念。他们同样以仇视的态度看待身为奴隶的历史，并将现实中美国非裔所遇到的问题都归结于这段屈辱历史。在老奈迪德的儿子看来，记住受难史是大多数非裔一事无成的根本原因。他看不惯那些穷黑人们，认为“那么多黑人之所以贫困，唯一的原因就是当他们可做点事情的时候，他们只会朝着他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旧时代看，然后抱怨自己什么都做不了”（114），把导致美国非裔贫穷的原因完全归结在创伤历史上。第四代奈迪德在挑选林顿山的入住居民时制定的唯一标准即是忘掉身为非裔的历史。他决不允许那些把“希望建立在过去之上”的人入住林顿山，因为“如果那些人住进了林顿山，他们会繁衍出梦想真正黑色力量的子子孙孙，这黑色力量势必压制奈迪德家族，这些子孙们将夺走这片土地的地契，并把它变成对抗白人老爷的武器”（11）。无视历史使第四代奈迪德认为自己与“真正的黑色力量”并无任何关联，唯有地契才是个人价值的凭据和立身之本，因此他只关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契而忽略美国非裔群体的责任，压制他们追求自由的力量。

其次，创伤在美国非裔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四代奈迪德迫切要想以白人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来证明自我，以一报还一报的方式来迅速抛弃民族创伤历史所带来的耻辱。他们深知，若想要在白人社会中获得成功，就必须迎合白人主流社会的资本主义文化环境，必须按照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所奉行的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老奈迪德作为来自南方的非裔弱势群体，根本无力抵抗资本主义思潮的巨浪。范农认为，殖民统治下，黑人之文化认同实为双重文化死局，黑人刻意模仿学习白人的语言和文化，形成受白人意识形态主宰的政治无意识。但是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否定黑人和白人文化认同的欲望，剥夺黑人本体存在的价值（陶家俊 121）。在资本主义的思潮之下，美国非裔不得不面临被物化的危险，接受着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挑战，老奈迪德及其子孙们被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同化就无法避免。老奈迪德和他的子孙们在白人主流社会的资本主义思潮中以极端利己主义进行自我保护、自我证明。老奈迪德从初到北方在韦恩镇的白人农民手中高价购买土壤贫瘠的林顿山开始就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体会并吸收了尔虞我诈等资本主义负面价值观念，并在发迹之后全盘模仿资产阶级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念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后代。他们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正是白人社会所奉行的金钱至上观。老奈迪德和他的子孙们拼命占有财富，妄图通过财富占有世界，崇尚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原则和个人中心原则。

奈迪德家族的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无疑是一种虚妄历史观的现实反映，折射出奈迪德家族试图超越历史改变现实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奈迪德家族试图以白人资本主义的观念和手段对付白人种族主义、实现自我证明，是对美国黑人民族遭受的种族主义压迫历史的直接回应。小说中第三代卢瑟·奈迪德在规划林顿山社区时说，“要把林顿山变成一颗宝石，一颗乌木般的宝贝，照映着整个韦恩镇的灵魂，但要照成黑色的。要让他们看到这里的大理石和砖块，所有他们让子孙们为之奋斗终生的权力在这里成十倍地增长，闪着金光——繁衍着黑国王们的梦想，带着黑皮肤的军师们领导黑肤色的军队抵抗白色的神”（9）。这句话表明了他们试图以自我为绝对的权力中心建立一个抵抗白人种族主义的意图。由此可以看出，奈迪德家族的极端利己主义是黑人种族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白人资本主义价值观相互结合而成，是对抗白人种族主义历史的策略和手段。

三

奈迪德家族所推崇的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无疑根植于错误的历史观，无论是选择性遗忘还是刻意报复，都没有正视历史，最终不仅没有能够推动现实的积极变化，反而以悲剧告终。小说从多角度揭示这一价值观念带来的悲剧后果，从而对这一价值观所隐含的错误历史观给予了否定。

奈迪德家族的极端利己主义导致了人性异化，伦理缺位，自我迷失。第四代卢瑟·奈迪德视妻子为生育机器和私人财物，最终在妻子的反抗之中跌入壁炉，葬身火海。他奴役妻子，无视他人疾苦，把个人成功建立在种族群体的痛苦之上，异化为金钱至上、漠视亲情、无视道德与责任的物。林顿山其他居民也是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的受害者。社区中的职业女性劳拉一心向上攀爬，冷漠麻木，无视家庭的存在，最终在空虚和绝望中自杀。作品借镇上的历史学家之口揭示劳拉的悲剧是林顿山社区每个人所面临的潜在的危险，如果人们继续选择遗忘歷史，剥离与传统、与群体的联系，必将丧失自我，对自身造成毁灭。作品通过这些人的悲剧命运揭示了极端利己主义的不合理性，批判了错误的历史观导致的人格扭曲和自我迷失。在孤立之下，“对大部分的人物来说，生活在这个像井一样的地方宛如生活在地狱中，他们都深陷于井底的自我封闭的精神死亡的状态之中，无法打开井盖获取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观点”（曾艳钰 49）。与历史的隔绝导致他们如无根之草漂浮在白人主流社会观念编织的网中，蜷缩在名利搭建的房子里，却无法感受到家的温暖。他们进入白人的世界里，却失去了文化之根。内勒认为，美国非裔在向美国上层社会流动的过程中正在失去维系种族身份的精神和宗教价值观念上的纽带，他们逐渐遗忘作为美国黑人应当具有的特性（Carabi 120）。内勒没有对黑人特性做出详细的揭示，但多次强调它存在于历史中，南方传统之中，存在于家庭、社区的维系之中。林顿山居民对黑人性的摒弃是作家所担忧的，她不无忧虑地指出，“林顿山的居民是一类特殊的富裕黑人，他们为了成功愿意放弃一切”（Bonetti 47）。

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滋生了一个反公义的社区，人与人之间处于权力与臣服的关系。林顿山社区被几代奈迪德的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所操纵。他们以个人利益为衡量标准选择林顿山居民，对其暗中监视，一旦不合乎此标准，就以暴力威胁将其驱逐出社区，使社区呈现出圆形监狱式的权力体系。奈迪德家的白房子虽然位于林顿山最低处，却有着福柯笔下“瞭望塔”②的功能。位于外围的其他居民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契约中规定的与尼德同样的价值观念，成为话语权力下的臣服主体。他们或者因为同样的价值观念得到入住林顿山的机会，或者身为原居民的继承者受制于契约。社区中的两性关系严重失衡，奈迪德家族的妻子都处于失声状态，消失在公共视野之中，重复着被娶回、生育、消失的过程。女性在男性眼中仅仅是提高公司效益的工具、增加财富提升地位的婚姻附属品、生育机器和时尚广告上的消费品。整个社区成为男性权力的体现。男权至上是极端利己主义在两性关系中的表现，奈迪德家族的男性所秉持的极端利己主义观念是这些女性在社区被边缘化的根源。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以强权和男权的形式支撑着社区的运转，其反社会公义性不言而明。

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人伦道德的彻底丧失。作品通过极端利己主义的反伦理道德本质批判了部分美国非裔刻意遗忘和报复创伤史的错误史观。老奈迪德和他的子孙善恶不分，无视责任，为了财富的积累欺骗压榨比自己更加弱势的穷苦黑人，把个人的成功建立在种族群体的痛苦之上，这体现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动物界的伦理。“人的理性使人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并形成自己的生活伦理[……]人类社会虽然用法律维护整个社会秩序，但是伦理、道德、习俗等共同构建的伦理体系，才是整个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由于人不是兽，因此丛林法则不适合人类社会”（聂珍钊 87）。几代奈迪德一心为己，不惜剥夺他人自由、生存的基本权利，抛弃作为人的理性和伦理观念，将自己降格为兽和物。这种伦理混乱不仅不能救赎自己和种族，还会给社区和黑人群体带来灾难。

由此可见，小说《林顿山》剖析了错误的历史观念导致的扭曲的价值观念，批判了滋生这种价值观念的错误历史观的社会危害性，对美国非裔历史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就美国非裔民族而言，由于特殊的民族苦难历史，如何对待历史始终是这个民族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林顿山社区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黑人民族主义者倡导的“黑人聚居小镇”（all Black town）有着相似之处，保守、封闭、黑人至上，不同的是“黑人聚居小镇”的建立开始是基于平等的种族内部关系，承载着民族主义者对于乐园的向往，而林顿山社区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奈迪德的绝对权力之上。③然而，从赫斯顿笔下的伊顿维尔镇和莫里森的鲁文镇的结局可以看出，黑人聚居小镇在民族主义暗含的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的侵蚀之下最终趋附于强权和暴力走向衰落，原本就基于极端利己主义的林顿山从建立之初就埋下悲剧的祸根，因而这部小说对历史观的反思具有深刻的历史性。该作品发表发表于民权运动之后的80年代，其现实意义更加突出。在民权运动高潮迭起的60至70年代，部分黑人民族主义者采取极端的态度对待历史，“以暴制暴”、“黑色革命”等主张被大肆鼓吹和追随，这使得其激进理念与行动在纯化和自我保护的借口下揉入了暴力、封闭和强权等极端利己主义的因素。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下，《林顿山》无疑对美国黑人权力运动所倡导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内勒的道德勇气和文学勇气。

注释【Notes】

①由于小说中几代卢瑟·奈迪德名字相同，因此在本文中以代际关系和第某代奈迪德作为区分。

②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24-256。

③参见孙薇，“‘乐园的覆灭——从《他们望着上帝》和《乐园》看黑人民族主义的兴衰”，《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08）：28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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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