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在西方汉学家的唐诗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唐诗研究产生了影响，继而影响了其翻译思想。本文考察了其译诗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通过分析唐诗翻译的修辞特征和比较比喻性和列锦性修辞的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国译者的古典和现当代中国诗歌的翻译提供借鉴。研究发现，宇文所安强调的唐诗修辞翻译的学术性与翻译的文学性并不冲突，而是为了满足唐诗史研究的需要。

关键词：宇文所安；唐诗；翻译修辞；差异性；同一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翻译在當代美国的接受和影响研究”（16BWW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家海，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典籍翻译研究。

Abstract： Stephen Owe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ng Poe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ang Poetry translation by Western sinologists. The deconstructionist theory of “The School of Yale” somehow influenced his research， which impacted on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nto the academic and literary value of his translated versions through analyzing the rhetorical features of his translation and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figurative and paralleled rhetoric methods， with the aim of contributing to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he study discovers that his emphasis on the scholarly translation of Tang Poetry rhetoric is not in conflict with his literary translation， but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the need of his Tang poetry history study.

Key words： Stephen Owen； Tang Poetry； rhetoric of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identity

Author： Wei Jiaha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E-mail： wjh0063@sina.com

修辞不仅是语言的母体，也是翻译的母体。宇文所安不仅是美国著名的唐诗研究专家和比较文学专家，而且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在唐诗研究著作和中国文学选读及杜甫诗歌全集里收录了数以千计的唐诗译文，对唐诗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唐诗翻译和研究中，宇文所安把翻译的“细节化”和研究的“细读化”结合起来，在唐诗的研究过程中，受到多种西方理论思潮特别是“耶鲁学派”的理论的影响，其次，还受到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诗学的影响，这些理论不仅是唐诗分析的出发点，也是其唐诗翻译的隐形理论支柱，宇文所安的翻译和研究的同构性决定了理论对两者或明或暗的指导性。本文从翻译的修辞学理论视角挖掘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中的修辞传统，分析翻译修辞的特点，以期对中国译者的诗歌英译有所启示。

一、修辞翻译与翻译修辞

西方的传统修辞学发轫于亚理斯多德集演说技巧之大成的《修辞学》，逐步扩展到历史、诗歌、文学评论和美文创作，继而发展到强调文体风格的“新修辞学”和近来强调受众的“广义修辞学”，对西方语言学、文艺理论和文学传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同修辞的亲缘关系源远流长，密不可分，但有修辞的翻译和翻译的修辞之别。修辞的翻译主要指语言的修辞特色和修辞格的翻译转换技巧，而翻译修辞则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技能。中西翻译理论都重视语言修辞的翻译，纽马克（Peter Newmark， 2001）特别关注各类隐喻修辞格（包括死喻、陈腐隐喻、标准隐喻、适应隐喻、新型隐喻和原初隐喻）的翻译方法及其意义（104-113）。刘宓庆（1998）探讨了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关系，分析了翻译中的炼词、成语、虚词、句式、增减和语序调整等问题。李定坤（1994）从语言的联系美、变化美、均衡美、侧重美、声音美等方面比较了汉英修辞格的异同，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这些都是微观的修辞技巧的翻译方法研究，其中修辞格的翻译是传统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并将继续受到关注。这实际上是修辞翻译。

翻译修辞与修辞翻译具有本质的区别。翻译修辞学提升了翻译修辞的学科意识。苏俄学者科米萨罗夫最先提出“翻译修辞学”的概念，并比较了修辞的特点同翻译特点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翻译修辞学与比较修辞学之间的相似性 （武学善 41-44）。这实际上是翻译修辞的语言学传统。弗朗斯（Peter France）也提出“翻译修辞”概念，通过比较西方文学翻译史上典型案例中从直译到意译、从归化到异化翻译修辞方式的演变轨迹，指出译者“同演讲者一样，在主体和读者之间协商，以寻求修辞在情景中的充分性”，“翻译同交际一样都是修辞活动”（268）。这也揭示了文学翻译中的传统修辞学的影响。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用明喻和隐喻的修辞手法来解释“纯语言”翻译中的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以隐喻的“再生”和“亲缘”与明喻的“花瓶”和“切线”来比喻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不完全等值性 （刘军平 260-261）。本雅明的理论揭示了翻译修辞的哲学传统。罗宾逊（Doulas Robinson， 2006）把翻译修辞（The Tropics of Translation）分为六类：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隐喻（metaphor）、讽喻（irony）、夸张（hyperbole）和双重转喻（metalepsis），凸显了翻译的修辞性在翻译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也发现了翻译的隐喻性（Eoyang 1993）。这些都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修辞特性，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修辞格的翻译。

国内译学界对翻译修辞也有不少论述。杨林成（1998）梳理了钱钟书的翻译修辞观，探讨了翻译中“化”与“讹”两种对立关系的价值。杨莉藜（2001）从中西传统修辞学理论视角最先提出了“翻译修辞学”的概念及其学科体系建构的设想，具有很强的学科建设的前瞻意识。冯全功（2012）基于广义修辞学理论提出了翻译修辞学论纲，发展了翻译修辞学的内涵和外延，对文学翻译及其批评都有重要的启示。刘亚猛（2014）提出了修辞是翻译思想的观念母体，探讨了修辞和翻译在两种学科话语中的互动关系。陈小慰（2011）从“新修辞”理论视角研究了翻译中修辞意识与受众的关系，有助于重新认识修辞在翻译中的作用和价值。王斌（2010）比较分析了隐喻的翻译和隐喻式的翻译两个概念，揭示了翻译认知的新模式。曹丹红、许钧（2012）和赵颖（2016）研究了翻译和隐喻本质和过程的相似性。

以上研究可以发现，隐喻不仅是一种传统的修辞格，而且是认知思维方式，广义的隐喻涵盖了明喻和暗喻。翻译的隐喻性是翻译的本质特征之一，为翻译修辞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翻译修辞是一种翻译思维方式。

二、差异性修辞阅读与唐诗翻译的比喻性

文学作品的阅读是修辞性阅读。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影响的焦虑》中指出，影响的焦虑来自强烈的误读行为（即对诗的误释），它是“与文学作品共陷爱河的误读行为”，每个人的阅读方法同别人都不同（哈罗德·布鲁姆 14）。这里的“误读”不是误解，而是超越前人的创造性解读，换言之，每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都是差异性修辞阅读。布鲁姆的阅读理论同米勒的重复阅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都认为阅读行为是作品意义产生的行为，“任何阅读活动都是强行赋予文本某种意义的行为” （罗杰鹦 47）。这具有典型的美国解构主义思想，以修辞性阅读破解修辞性思维，修辞性阅读是创造性阅读，即差异性阅读。修辞不仅是语言的修辞手法，而且是认知思维方式。布鲁姆的修辞阅读理论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启示，就翻译的本质而言，修辞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阅读，翻译思维具有隐喻性。

文学翻译是翻译修辞行为，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修辞行为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翻译修辞同翻译求真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本文只探讨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的隐喻性、转喻性和双重转喻性三个方面。

2.1翻译的隐喻性

隐喻的根本特性在于抽象的本体和具体的喻体之间具有相似性，尽管本体和喻体之间有时有一致性，但主要是相似性。有时翻译的隐喻性也有隐喻的翻译。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不仅追求高仿真式的“自然之道”，而且以隐喻的相似性为主要目标，译诗与原诗谋求近似，而不是等值，在保持差异性的前提下寻求相似性。事实上，理想的等值并不存在。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具有鲜明的翻译修辞的特征。宇文所安在翻译中的差异性阅读意味着译诗和原诗相似中有差异，不是同一性，而是隐喻式翻译。例如，

酒肆人间世 （杜甫《琴台》）

There was his wineshop in the wor1d of men

雪暗鸣珂重，山长喷玉难。 （卢照龄《紫骝马》）

Its clinking harness weighs heavily under snow-darkened skies，

The mountain stretch long—it suffers jade ice streams.

交峰入浪浮 （陈子昂《入峭峡安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岭相映有奇致焉》）

And floating peaks， criss-crossed， fallen up the waters.

将从桂树游 （陈子昂《入峭峡安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岭相映有奇致焉》）

Go travelling in the hermit land of cassia

以上例句都含有隐喻式翻译，诗歌的隐喻式翻译是一种解释，尽管诗人对诗歌意义的翻译有抵抗性，但容许一定差异的隐喻式转换也是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法。宇文所安在某种程度上的创造性修辞阅读破解了不可译的魔咒，本质上并没有偏离学术翻译严谨性的大方向，相反，有所差异性的翻译增强了译诗语义的指向功能。上例中“酒肆”译为wineshop，意义有所不同，但也有相似点，“酒肆”在古代是卖酒或饮酒的地方，而wineshop在现代英语里是卖葡萄酒的商店，但两者毕竟有相似处，给读者指出了相关性的联想。“珂”指玉，也可指马笼头的装饰物，译为harness（马的轭具），意义有所区别，但也有相似性，都是马头上的附加物，“喷玉”具有复义性，指骏马的鼻子喷出的雪白的唾沫，也可以理解为溪流全被冰冻，无法喷出浪花，译文是jade ice stream（玉石般冰冷的溪流），jade一词在译诗中成了隐喻，这句译诗也毫无悬念地成了隐喻。

陈子昂诗中的“峰”扩张为floating peak，意为“漂浮的山峰”，有了隐喻的色彩。“桂树游”中的“桂”与“归”谐音，比喻“归隐”，译文添加了hermit，即hermit land of cassia，变成了隐喻性，让西方读者产生了类似于漂浮不定和隐居的联想。隐喻具有类比性和形象性，通过增译可取得这种效果，因为增加的部分突出了隐含的喻体与本体之间的相似性。译者为了阅读和分析原诗的影响的焦虑，以增加表示隐喻关系的修饰词，搭建译文隐喻关系的平台，目的是為了解释唐诗隐含的文化元素，使兼具唐诗研究者和译者两种身份的宇文所安成为文化的揭秘者。同时，这种隐喻式翻译也彰显了唐诗的可译性，启发读者的理解和欣赏能力，发挥隐喻的折射作用。正如戴维森所言，隐喻类似于“晶格或透镜”的功能，以“新的”和“启发性的”方式去看待事物 （哈利斯 23）。译者的翻译正好使读者以新的启示看待中国文化。

2.2翻译的转喻性

转喻是来源于传统修辞学的思维认知方式，在相邻关系的基础上的整体与局部、原因与结果等相互替代的关系，其重点在于对变异替代的“联想性”。转喻和提喻既相似，又有区别，“典型提喻是一种绝对包含关系， 而典型转喻为相关但绝对不包含的关系”（陈新仁、蔡一鸣 98）。为论述的方便起见，提喻也归入转喻范畴之中。认知语言学的转喻思维可借入翻译的转喻性研究之中。翻译的转喻性不同于转喻的翻译，前者指翻译过程中译文对原文之间的变异，后者是转喻修辞手法的翻译结果。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的转喻性表现如下：

送司马道士游天台（宋之问）

羽客笙歌此地违，离筵数处白云飞。蓬莱阙下长相忆，桐柏山头去不归。

SENDING OFF THE TAOIST SSU-MA ON HIS JOURNEY TO TIEN TAI

Feathered Wanderer and mouth organ songs here must stray apart

Here and there above parting mats white clouds fly.

Beneath the palace gates of Peng-lai， eternal remembrance，

To a mountaintop of wu-tung and cypress you go off， not to return.

原诗中的“羽客”、“离筵”、“蓬莱”和“桐柏”都是转喻的修辞手法，分别指“道士”、“饯别的宴席”、“宫殿”和“道教圣地”，表達了诗人对友人司马道士离别的场景和别后情景的想象。宇文所安将这几个词分别直译为feathered wanderer、parting mat、Peng-lai和wu-tung and cypress， 目的是再现原诗中的转喻（换称）关系，即以喻体代替没有出场的本体（被比喻者），此处翻译的转喻性同转喻的翻译性合二为一，转喻的翻译代替了翻译的转喻。不过，“桐柏”本是地名，译文却变成了“梧桐与柏树”（wu-tung and cypress），显然是望文生义。这种翻译是拆字式的翻译，而不是翻译的转喻。

翻译过程也可能是转喻的过程，译文和原文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Tymoczko（1999）提出“翻译的转喻性（metonymy of translation）”，有助于我们认识译文和原文之间的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关系，正如卢卫中等所言：“翻译过程中译入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从整体与部分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的互指关系，即语义转喻关系中得到解释” （卢卫中等 18）。宇文所安的修辞性翻译也存在转喻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译文和原文之间的选择关系所体现的整体同局部之间的替代关系与整体的局部同局部之间的替代关系。翻译的转喻性在译文和原文之间存在总体与局部之间的替代关系，宇文所安的翻译选择在具体的语言和文化层面上都有这种替代关系。例如：

渡湘江（杜审言）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ON CROSSING THE RIVER HSIANG

As the sun sinks amid groves and gardens

I grieve for travels past，

But this spring the birds and f1owers

make the grief of the frontier.

A1one， I yearn for the capital as I hide out in the South，

I am not like that River Hsiang

whose waters flow ever northward.

此诗是杜审言被贬到南方穷乡僻壤峰州所作。他在流放途中所见的春意美景同自己的心情截然相反，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中的“怜”字的意义很模糊，是多义词，意为“哀怜”或“爱”，既表示热爱京城，有表示可怜自己的处境之意，但译者译为yearn（渴望），大致同“爱”，其选择行为的实质是以局部的意义代替整体的意义。而“京国人”指京城长安的人，译文是the capital（京城），以整体替代部分，避免了死译。又如，

枉系二首 之一（沈佺期）

吾怜曾家子，昔有投杼疑。吾怜姬公旦，非无鸱鸮诗。

臣子竭忠孝，君亲惑谗欺。萋斐离骨肉，含愁兴此辞。

WRONGFULLY IMPRISONED [first of two]

I love that child of the Tseng household

Whose mother threw down her shuttle when he was doubted.

I love the Chi clans Duke of Chou

Who didnt lack a poem on the owl.

The subject expends his loyalty， the son， his filial love，

Yet ruler and parent are deluded by falsehood.

A tissue of lies splits flesh and blood--

Holding in my sorrow， I am stirred to these verses.

沈佺期的这首诗连用两个典故：孔子的学生曾子与一位杀人犯同名，曾子的母亲坚信其子无辜，最初不听，后来不堪谣言所扰，投杼而逃；周公旦的兄弟因谋反而被周成王处死，自己也受谗言中伤，便作《鸱鴞》一诗，以证清白和忠贞，《诗经》的《豳风·鸱鴞》有此故事。沈诗的第一句和第三句有两个“怜”字，既有“怜悯”之意，也有“爱”之意，但译者都选择“爱”的意义，都译为love， 而没有译为sympathize， 表明了译者对两位无辜者和忠诚者的爱戴。宇译的翻译选择也是以局部代替整体，翻译行为具有转喻性，这是译者的情感倾向使然。

不仅个别词句翻译有局部意义和整体意义的选择与确定问题，而且在诗句中也存在句子的整体含义与局部含义的不同，译者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决定了译文的审美和情感的定位可能是整体的基调，也可能是部分的蕴含。

2.3翻译的双重转喻性

双重转喻性（metalepsis）是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有关阅读影响的概念，即“用新近的词语代替前辈修辞中的早先词语”或者“用早先的词语代替前辈修辞中的新近词语”（哈罗德74）。换言之，后起之秀诗人只有用这两种方式写作才能超越前辈诗人的影响而实现超越和创新。罗宾孙借用布鲁姆的这个术语指翻译的双重转喻性，意指“翻译行为的时间悖论”（Robinson 184），即“古代性”（archaizing）和“现代性”（modernizing）两种方法都无法模仿，翻译只能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滑动。这意味着翻译的修辞不可能是等值，既不会完全模仿原文（修辞风格），也不能完全用译文语体风格代替。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也投射了这种翻译的“悖论”，是某种形式的折衷，不过这种“悖论”的折衷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中和”或者“均衡”，而是整体趋势。例如，

入鬼门关（沈佺期）

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

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

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

ENTERING HELLGATE PASS

Ive always heard of the road to the rivers of plague，

Now I myself have come to Hellgate Pass.

In this land no man ever grows old，

How many of the exiles here ever return？

Ever since I have left the capital，

My hair is falling，my face shrivelling.

By evening I lodge among poisonous insects，

By dawn I walk over mountain roads.

My horse stands poised over thousand-foot ravines，

My boat is menaced by ten thousand bends.

If you would ask me where my exile is--

In the southwest， where all are barbarians.

鬼門关位于南方的蛮荒之地，是古代通往钦、廉、雷、琼和交趾的交通要道，唐宋诗人迁谪常路过此地。沈佺期被贬谪到驩州路过鬼门关而写下充满绝望的讽刺诗。原诗的“鬼门关”是地名，其意为古代传说中的“阴世、阳间的交界处”，即生死关口，译文为Hellgate Pass（意即地狱门关口），就“关口”（pass）而言，有古代性，但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意义很不相同，因为Hell属于基督教的概念，具有强烈的异域性，这个词在英语里的意思既有古代性，又有现代性，无论是《圣经》还是日常口语，都广泛使用，如美国人的口头禅What the hell。诗中的“流移客”（贬谪途中的过客）和“投地”（前往贬谪地）都译为exile（流放），意为因政治等原因而被迫离开祖国或故乡，是自己离开，但原诗中诗人因攀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张宗昌两兄弟而受到复位的中宗的整肃，被降职处理，受命到偏远的南方任职。原义和译义有较大的差别。

“含沙”（蜮）是古代传说中在水里含沙射影，使人致病的怪物，译文为poisonous insect（有毒的昆虫），同原意有相似点，但主要是现代性的想象。不过，“瘴江路”、“无人老”、“别京洛”、“冈路”、“百蛮”等分别译为road to the rivers of plague、no man ever grows old、leave the capital、mountain road、barbarians等，此外，“险”（受到危险的威胁）译为menace（威胁），同原诗的意义高度相似，基本上模仿了原诗的“古代性”。译诗在“古代性”和“现代性”之间滑动，没有极度的归化或异化，在总体效果上具有一定的折衷趋势。译诗中的“时间的悖论”始终贯穿于翻译的过程，宇文所安跨越时空的对话有时也有一定的超越性，用比较浅近的英语词语翻译原诗的古词古语，有时也用英语的古词古语翻译比较平常的唐诗词语。总体而言，他使用常见英语词的概率较高。翻译的双重转喻是古代性和现代性相互妥协的产物。

三、同一性修辞阅读与唐诗翻译的列锦性

“新修辞学”代表人物伯克（Kenneth Burk）的“同一性”修辞理论强调同一与劝说的关系：“一个演讲者是通过使用文体同一的各种方法来劝说听众的”（胡曙中 276）。换言之，演讲者为打动听众，用听众可以产生共鸣的修辞话语作为“同一性”的基础，实现劝说的手段。修辞的“同一性”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具有启示意义，读者在阅读实践中需要揣摩作者的修辞方式和美学形式，因为作者在文学作品中不是为了“劝说”读者，而是为了“感动”读者，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为了译出原文的审美效果，需要想方设法使用文体同一的方法译出原文的修辞特点，尽力把原文的情感、意义和审美价值表现出来。

一般而言，文学翻译修辞可分为表现式修辞和再现式修辞。译者为了展示译文的文学价值，可以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同原文竞争，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修辞力度甚至超越原文。例如，許渊冲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优势竞赛论”和葛浩文的中国当代小说的“连译带改”论都是表现式修辞。但是，汉学家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翻译，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一般坚持准确性，同文学翻译家的“竞赛”式翻译修辞有很大不同。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使用了不少“列锦”式翻译修辞，呈现出作品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

“列锦”是没有动词与助词连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或名词词组叠加组合，用以叙事、写景、抒情的修辞手法（吴礼权，谢元春 2015）。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不仅复制原诗的语言结构，而且借用了“列锦”式的翻译修辞。例如，

鱼床侵岸水，鸟道入山烟。（王勃《春日还郊》）

Fish-beds—waters invading the banks；

Bird-roads—mist entering the mountains.

这两句诗中的意象“鱼床”和“鸟道”本身就是前景化的意象，分别译为复合词fish-bed和bird-road，分别同“水”对“岸”的作用和“烟”（雾）对“山”的作用构成并列关系，分别用破折号分隔，其后分别连接名词+分词短语，两句译诗都是六个英语词语，对称关系工整而又简短。这种“列锦”修辞关系描写了春天河水之清澈和山峦之朦胧的美景。又如，

玉垂丹棘上，珠湛绿荷中。（李峤《露》）

Jade—it hangs beneath cinnabar thorns；

Pearls—it is heavy on the green lotus.①

这两个例句中表示露的主题意象在译文中的形式正好相反。第一例中，“玉”和“珠”作为主题意象，紧接其后的是分别以这两个意象词jade和pearl的指示代词it为主语的完整句子，作为解释和描写。 译文可回译为“玉——它悬挂在丹棘上，珍珠——它重撒在绿荷上”，译文的搭配形式十分整齐。第二例中，译者理解的停顿节奏以“雨霁”和“花落”为分水岭，译为简短的句子，之后的名词短语结构，似乎是原诗的“正常”节奏分隔形式。两句译文的“列锦”修辞形式具有新的特点，都是名词+完整的描写性句子。再如，

雪（李 峤）

龙云玉叶上，鹤雪瑞花新。影乱铜乌吹，光销玉马津。

含辉明素篆，隐迹表祥轮。幽兰不可俪，徒自绕阳春。

SNOW

Dragon clouds： jade leaves rise，

Crane snow： auspicious/jade-tally blossoms/flakes renew.

Its shadows in confusion： the Bronze Raven blowing，

Its light melts： Jade Horse Ford.

Full of radiance， it brightens white-silk seal-script，

Hiding its traces， it shows the well-omened orb.

One cannot pair the Secluded Orchid with it，

In vain it would avoid Bright Spring.

李峤这首诗的译文的前四句标点很特殊，其“列锦”修辞形式新颖，每句的前两个词的译文后都用了冒号，表示2-3句式，连续四句排列起来就构成了对称结构和节奏，构成匀称美，这是对原诗形式的超越。此外，“鹤雪瑞花新”中的“瑞花”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译文采用列举法，并列译出几种可能的意义：auspicious/ jade-tally blossoms/flakes （祥瑞的/状如玉符的花朵/雪花），这种穷尽式“列锦”修辞翻译在一般性的文学翻译中并不常见，但此处为了学术讲解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复制翻译了事，而是具有很强的研究特性。译文以多解性超越了通常翻译中的一解性，是一种创新思维。

四、结论

“耶鲁学派”的文学批评家具有本土特色的美国解构主义色彩，对文本的权威既解构，又重构，坚持文学中的历史传统，解构和传统二者兼顾，并认为意义具有相对稳定性。“耶鲁学派”还认为解构过程中的阅读是修辞阅读。宇文所安身处耶鲁学术阵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耶鲁学派”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在唐诗研究中坚持中西修辞学传统，坚持意义的相对稳定性观点，继而影响了其唐诗翻译的思想，并在译文中留下痕迹。宇文所安唐诗的翻译修辞，反映了译者对待原诗和译诗之间的修辞关系的态度。透过翻译修辞可以看出在学术翻译中，译者把严谨性和准确性看成唐诗翻译的第一要务，但这种刻意强调唐诗修辞翻译的学术性同翻译的文学性并不矛盾，只是更突出唐诗史研究的学术性。译者把坚守唐诗的修辞形式放在首位，把变异放在次位作为补充手段。作为著名汉学家的宇文所安通过学术研究式的解读和翻译，把中国唐诗推向世界，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对美国的汉学界和普通大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翻译修辞实践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Notes】

①译者可能把pearl误打印成了复数，或把pearls理解为一个集体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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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