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作为类型小说的家族小说透过人物命运和家族兴衰，以家族叙事的模式绘制了时代风云、社会变迁与民族心灵的广阔历史画卷。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阿·布宁的代表作《苏霍多尔》作为俄罗斯家族小说谱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家族史与民族史书写融为一体，不仅反映了克里米亚战争、废除农奴制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以赫鲁晓夫家族为缩影展现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民族性格的复杂性与神秘性，从而显示出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家族小说有别于西方的流变轨迹。

关键词：伊·阿·布宁；《苏霍多尔》；家族小说；民族性；现代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文学与欧亚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5BWW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明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

Title： Family Narration and Nationality Writing in Sukhodol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e family novel， as a genre novel， has drawn a broad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times， social changes and national mentalities through the mode of family narration by describing the fate of characters and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family fortune. Sukhodol，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I. A. Bunin， the winner of the 1933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serves as a unique link in the genealogy of Russian family novels and has integrated the family history with the nation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This novel not only reflects a series of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Crimea war，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and so on， but also shows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the Russian nation and country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and myster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by portraying the Khrushchev family， which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ussian family novels and the Western ones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Key Words： I. A. Bunin； Sukhodol； family fiction； nationality； modernity

Author： Yang Mingming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yangmm06@sina.com

在俄羅斯文学发展史上，作为类型小说的家族小说取得了非凡成就。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1857）、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75-1880）、布宁的《苏霍多尔》（1911）、高尔基的《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经典小说透过人物命运和家族兴衰，以家族叙事的模式绘制了时代风云、社会变迁与民族心灵的广阔历史画卷。《苏霍多尔》作为俄罗斯家族小说谱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环，更是呈现出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家族小说有别于西方的流变轨迹。

一

《苏霍多尔》是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1870-1953）的代表作之一。布宁于19世纪90年代初登上文坛，1910-1920年是其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随着中篇小说《乡村》（1910）、《苏霍多尔》等作品的相继问世，一直游离于主流文学圈之外的布宁终于得以跻身一流作家之列。1933年更是凭借“以严谨的技艺发展了俄国经典小说的传统”（Hallstr?m）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两部曲《乡村》和《苏霍多尔》的问世是布宁1890—1910年间积聚的巨大创作力的集中爆发，标志着其创作开始步入成熟时期。高尔基对这两篇小说的评价可谓一语中地，他称赞《乡村》“初次让人去思考俄国问题……从未有人如此深刻地、如此历史化地描写过乡村”（Бабореко 151-152），而《苏霍多尔》则是“最惊心动魄的俄国书籍之一”（Горьк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51）。从小说内容来看，《乡村》侧重于反映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而《苏霍多尔》则致力于“绘制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代表——贵族的生活图景”（У академика И. А. Бунина （беседа）），展现俄国外省贵族的庄园生活，反映他们的精神风貌与心灵特征。小说记述了外省贵族世家赫鲁晓夫家族的兴衰历程、祖孙三代的爱恨纠葛及其领地苏霍多尔庄园的衰败没落。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苏霍多尔的往事，但事实上叙述者“我”并非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更多时候是来自女主人公、赫鲁晓夫家的家奴娜达莉娅的回忆。

布宁的前辈作家们奠定了俄国家族小说的典型形态，即贵族地主与农民共同居住的宗法制下的外省农庄。《苏霍多尔》延续了这一传统，赫鲁晓夫家族就是一个由“家奴、农奴和贵族”构成的“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牢牢地主宰着每个人的灵魂的“是对往昔的怀念，是草原，是草原上那种古朴的生活方式，是古老的家族观念，正是这种观念把苏霍多尔的农奴、家奴和贵族联结成一体”（蒲宁130）。贵族与奴仆甚至连性格都并无二致，“要么颐指气使，要么胆小如鼠”（蒲宁160）。

赫鲁晓夫家族血统复杂，祖上拥有“古老的立陶宛和鞑靼王公的血统”，同时又一直“羼杂有家奴和农奴的血液”（蒲宁130）。“我”的祖父彼得·基里雷奇和祖母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彼得、次子阿尔卡季（即“我”的父亲）和女儿冬妮娅。在主人家中长大的侍女娜达莉娅是阿尔卡季乳母的女儿，先后服侍了赫鲁晓夫家三代人，受尽折磨，却在主人破落后依然选择留在苏霍多尔受苦，让人忍不住感叹“我们怎能不把大半辈子和我们父亲过着几乎一模一样生活的娜达莉娅，认作是我们古老的世族赫鲁晓夫家的亲属呢”（蒲宁 127）。她的堂兄弟、男仆格尔瓦西卡则是彼得·基里雷奇的私生子，而阿尔卡季又曾与格尔瓦西卡结拜为兄弟，情同手足。家族成员扑朔迷离的身世，例如彼得·基里雷奇的生母、彼得和阿尔卡季兄弟迥异的个性、格尔瓦西卡的身世等一直都是家中津津乐道的话题。

苏霍多尔的主人和农奴之间的关系亦是十分复杂，一方面“世上哪儿都找不到”比他们“更没架子、更好心的人”（蒲宁127-128），但同时他们又性情乖戾，恣意妄为，随意处罚农奴。娜达莉娅的父亲因一点过错就被主人送去当兵，死在外边，母亲因照管的火鸡雏被冰雹砸死而被活活吓死，她本人也因为暗恋大少爷彼得，偷拿了他的一面镜子而被剪光头发，押送到田庄干农活。但是，奴仆对主人也并非都是无条件的服从，他们对主人也会恶言相向，甚或欺凌施暴，格尔瓦西卡就杀死了彼得·基里雷奇，美貌的女主人也曾被男仆特卡奇侮辱却不敢反抗。

在赫鲁晓夫家族内部，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彼得·基里雷奇在和兄长分家时，后者将上好的世袭领地据为己有，却把贫瘠的田产分给了弟弟。彼得与阿尔卡季兄弟在父亲死后试图改善困顿的家境，却因轻信而典掉领地，买入三百匹劣马，本想养肥卖掉大赚一笔，结果赔了个精光，兄弟二人也从此势同水火，甚至连吃饭也要拿着皮鞭。

赫鲁晓夫家族成员的命运大都十分悲惨。彼得·基里雷奇因妻子之死而发疯，后被私生子兼男仆的格尔瓦西卡杀死，彼得雪夜乘雪橇回家被马踩死，冬妮娅因失恋而发疯，孤独终老，阿尔卡季住在姑母的卢涅瓦庄园，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对苏霍多尔的思念和有家难回的痛苦之中。格尔瓦西卡杀人后亡命天涯，不知所踪。女主人公娜达莉娅更是命运多舛，虽然后来又被接回苏霍多尔服侍发疯的冬妮娅，却经常遭到小姐的打骂，还被无耻之徒游僧尤什卡奸污，怀孕后又因家宅失火受到惊吓而流产。

古老而神秘的赫鲁晓夫家族祖上曾出过不少达官显贵，可是传至彼得·基里雷奇一辈时就已经开始没落，此后，在经历了彼得·基里雷奇横死、克里米亚战争、冬妮娅发疯、家宅毁于大火、兄弟失和、彼得惨死等一连串变故的打击之后，更是一蹶不振。最后，连苏霍多尔也被彼得的儿子卖掉，留在“家徒四壁的倾圮的”祖宅里的只有彼得的遗孀克拉芙季娅、冬妮娅和娜达莉娅，在饥寒交迫中聊度余生，甚至连寒冬也无钱取暖，“回忆、梦幻、口角和为糊口而犯愁，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蒲宁192）。“仅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之内，几乎整个阶层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子孙更是“一代不肖于一代，有的发疯，有的自杀，有的不惜自戕，纵酒、堕落，最终像虫豸一般消失在某个地方了”（蒲宁192）。

将赫鲁晓夫家族乃至所有苏霍多尔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不仅仅是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而是对苏霍多尔的那种深深的眷恋与痴迷，苏霍多尔是他们心灵栖居的精神家园。阿尔卡季曾感叹：“苏霍多尔可真是乐土呀，这该死的地方”（蒲宁130）。诚然，对于每个苏霍多尔人来说，这里既是“乐土”，也是“该死的地方”。苏霍多尔曾经森林密布，可是传到彼得·基里雷奇这一代时，“已是满目衰败景象，贫瘠的草原一望无垠，各处山坡上光秃秃的，见不到一棵树木”（蒲宁142）。但“静谧、贫困、偏僻”（蒲宁190）的蘇霍多尔却用它并不丰饶的土地和并不可口的粮食养育了苏霍多尔人。“苏霍多尔人是在荒凉、落寞、死气沉沉，然而又错综复杂的生活中长大成人的，他们无不遵从那种共同的亘古不化的生息繁衍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非但从不受时尚的影响，而且苏霍多尔人都对其信守不渝，有了这两点，按说这种方式应当子孙万代地传下去，永无止日。然而苏霍多尔人都是随遇而安的人，是软弱的人，是‘受不了惩罚的人，要知道他们毕竟是浪迹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后裔呀！”（蒲宁191）

赫鲁晓夫家族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矛盾性和极端性。赫鲁晓夫一家乐善好施，待奴仆亲如一家，有时却又肆意施虐，完全凭个人好恶随意支配奴仆的命运。他们充满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热情，彼得和阿尔卡季曾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就连娜达莉娅也认为“是该教训教训这些个法国佬”（蒲宁175）。但面对变故和困厄他们又茫然不知所措，只是一味地听天由命，如作家感叹地那般“今后日子怎么过，会不会反而不如现在？要按照新的样子生活——这可不是儿戏！主子也一样，他们也将按照新的样子生活，可是他们连按照老样子生活也不会”（蒲宁188）。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甚至连自己也成为殉葬品。赫鲁晓夫家族的性情冲动，火爆好斗，又消极懒散，不事产业，何尝不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呢？！

小说中的苏霍多尔实际上就是整个俄国的象征，而苏霍多尔人则集中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俄罗斯民族在其千年形成与发展历程中，曾与多个欧洲和亚洲民族接触、杂居、通婚和融合，作家让赫鲁晓夫家族拥有立陶宛和鞑靼血统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立陶宛与波兰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并且在波兰的影响下改信了天主教，在历史上也曾与俄国发生过战争，但俄国对待二者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在俄国人看来，立陶宛人是亲兄弟、自己人，彼此之间具有相近的民族性格；而从西方接受了天主教的波兰则是异教徒、异己者，傲慢虚伪、精于算计、善于阿谀奉承，显现了斯拉夫民族性格的退化以及与斯拉夫世界的疏离。

俄国历史上经历了长达二百余年的“鞑靼蒙古桎梏”，这在其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日常生活乃至民族文化和性格都打上了深刻的东方印迹。在蒙古人奉行的个人服从群体的观念的影响下，俄罗斯人逐渐形成了恭顺驯服的民族性格。其熱情豪放又保守封闭、勇武善战又冲动好斗以及无政府主义等性格特征无一不与蒙古人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民族性格特点在赫鲁夫家族有着鲜明的体现，同时也成为其家族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作家在呈现俄罗斯民族性格图景时，还将其置于与同源的乌克兰民族的比较之中。例如娜达莉娅被罚到偏远的索什基田庄干农活时遇到的霍霍尔人夫妇沙雷和玛丽娜。霍霍尔人本是对乌克兰人的卑称，但在这篇小说中布宁却借娜达莉娅的所见所闻，描写了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与性格特征。娜达莉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索什基，却发现那里“竟是那样的迷人，跟苏霍多尔大不一样”，苏霍多尔的农舍“破破烂烂”，“邋里邋遢”（蒲宁169），霍霍尔人的农舍却干净整洁，井然有序。霍霍尔夫妇端庄持重，沉默寡言，待人以礼，并没有因娜达莉娅犯了“偷窃罪”而歧视虐待她。在索什基宁静的生活中，娜达莉娅逐渐平复了心境，学会了以驯顺平和的态度面对命运的磨难，并最终成为赫鲁晓夫家族历史的见证者与讲述者。

在小说的结尾，苏霍多尔已经空无一人，家宅倾圮，庄园被一望无际的黑麦所湮没。赫鲁晓夫家族最终也难逃倾覆的悲剧宿命，与旧的时代、旧的制度一道沉入历史的深渊，只余下家族墓地上几个歪歪斜斜的十字架，被时光所遗忘。

二

布宁的文学创作跨越了19与20两个世纪，《苏霍多尔》问世之时，正值俄国文坛被浓厚的“世纪末”情绪所笼罩。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纪的终结》（1905）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诠释：“用福音书的话来讲，世纪与世纪终结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纪的结束与开始，而是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和一种人际交流方式的终结和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信仰、另一种交际方式的开始。福音书中说，从一个世纪向下一个世纪过度时一切灾难都将发生，背叛、欺骗、暴行和战争……我不把这些话看成是超自然的预言，而当成是一种指示，当人们曾经的信仰与生活方式被另外一种所代替，当衰亡的旧事物消失并被新事物取而代之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大的动荡、暴行、欺骗、背叛和种种践踏法律的行为”。（Толстой 232）

俄罗斯文学一直关注善与恶、爱与死、生存的意义及道德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社会问题、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联系在一起。世纪末语境下的俄国文学迎来了“深入思考祖国命运、革命与文学发展道路的时代”（Муратова 137）。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危机与变革的时代，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置身事外，对国家前途命运与文学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成为俄国文学的当务之急，布宁自然也不例外。

20世纪初的俄国危机四伏，帝国的衰落、日俄战争的惨败、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及民粹运动的破产，这一系列历史事件都促使布宁去思考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命运与民族性格问题。诚如作家本人所说，“吸引我的并不是农民本身，而是俄罗斯人的心灵……我不想描写乡村多彩与流动的日常生活。令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俄罗斯人深邃的心灵，是描绘斯拉夫人的心理特征……我发表了《乡村》。这是一系列尖锐刻画俄罗斯心灵及其独特的错综复杂性、或明或暗但几乎总是悲剧性素材的作品的开始”。作家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确实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延续了数年之久，《乡村》、《苏霍多尔》以及“农民系列短篇小说”都是其对“俄罗斯心灵”、“俄罗斯性格”给出的独特解读。特别是在《乡村》和《苏霍多尔》中，布宁更是着力于对俄国贵族与农民精神气质同一性的呈现。作家认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虽然也写过贵族，但他们描写的只是少数高级贵族，而不是大多数贵族。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俄国贵族过着和农民一样的生活，他们有着和农民一样的、比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更加典型的俄罗斯心灵，他们与农民唯一的差别就是“物质上的优越”而已（У академика И. А. Бунина）。

布宁在《苏霍多尔》中试图通过赫鲁晓夫家族的历史来展现俄国贵族的命运，追溯其走向没路的根源，小说已经没有了《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中的那种理想化色彩和对宗法制的美化，由古老的传说与歌谣、赫鲁晓夫家族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农奴共有的生活方式等多层面呈现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图景也远比《乡村》更为神秘复杂和震撼人心。作家以真实而严峻的笔触描写了他自幼生长于其间的俄罗斯乡村的没落与衰败，试图以此探寻俄国社会面临的动荡与危机的历史根源与心理机制。

俄罗斯文学作为典型的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家族小说一直能长盛不衰、经典备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不仅具有地方志、风俗史的历史价值，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全方位书写。布宁将《乡村》和《苏霍多尔》的创作宗旨定位为解读俄罗斯心灵之谜，其实质就是探寻俄罗斯民族精神与文之根，作家将这种文化反思回到个体的生活本身，回到其所熟稔的乡村生活的直接经验中去。这种寻根实际上是寻找自我，是寻找作家的个性自我，也是寻找民族文化的自我。在《苏霍多尔》中，布宁没有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单纯的政治层面剖析，而是深入到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中去，由政治批判层面上升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批判和对民族精神的拷问与反思。

三

家族小说不仅记录下了社会生活与时代风貌，也体现出各种文化思潮与文学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苏霍多尔》就清晰地呈现出19-20世纪之交俄国文学在文学规范、文学的表现方法和审美价值评判等方面发生的嬗变与转向。

长期以来，布宁一直被归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甚至有人称其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最后一位经典作家。他与高尔基领导的、捍卫现实主义传统的知识出版社保持的良好关系似乎更加印证了这一点。但事实上，布宁的世界观与诗学都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尽相同，他与知识出版社主张的日常生活叙事也相去甚远。即便是现实主义的传统主题与生活场景在布宁笔下也是以一种不同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差异性在其20世纪初的创作，特别是《乡村》、《苏霍多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20世紀之交是俄国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锋的时代。事实上，布宁几乎是与现代主义同时走进俄国文学的，而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耐人寻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头几年布宁曾与象征主义者有过短暂的接触与合作，其诗集《落叶》（1901）就是由象征派的天蝎出版社出版的，他主编的《南方观察报》也是最早发表俄国现代派作品的报纸之一。但是，双方的“蜜月”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就结束了，对此，布宁给出的答案是不想再和“这些新伙伴一起扮演寻找金羊毛的勇士、魔鬼、术士，卖弄词句，胡言乱语”（Бунин 264）。此后，他更是不止一次地对勃留索夫、布洛克等象征派诗人提出尖锐地批评，认为其背离了俄国文学固有的深沉厚重的传统，使俄国文学陷入贫乏和停滞。对于当时俄国文坛象征主义、自然主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布宁甚至直斥其为“群魔乱舞”。事实上，布宁曾经批评过很多前辈和同时代作家，但最持久、最激烈的批评却是针对现代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究其原因就在于二者都侵入了其文学领地，从而触动了作家内心深处隐秘的文学竞争情结。但吊诡的是，自认为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与阵营的布宁，却唯独没有拒绝被贴上“颓废派”的标签，这无疑又说明了布宁对俄国现代主义态度之微妙。20世纪初颓废派曾被认为是象征主义者的代名词，但在此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现实主义作家便也被归入颓废派之列。这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布宁小说的多元美学特征，更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开辟了俄国超现实主义的先河。

事实上，令布宁与现代主义一度接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二者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对现实主义的反思与超越。世纪之交的作家普遍不满足于传统的叙事形式，布宁亦不例外。布宁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那种“生活中与我自己身上的、书上从未好好描写过的、深刻的、神奇的、无法表达的东西”（Бунин 179）。布宁“将被叙述的‘我与叙述的‘我联系了起来，而叙述的‘我又与作者的‘我联系了起来。他把这种开放的、严肃的自白不仅视为艺术摆脱虚伪与假设性、乃至从时间、遗忘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办法”。有鉴于此，情节不再是其关注的中心，其作品的戏剧性也不在于情节的冲突，而是来源于氛围与叙事基调。如果说现实主义美学的核心与精髓是“典型性”，那么布宁追求的就是“生活表现形式的独一无二性”（Мальцев）。这样一来，布宁就不自觉地加入到了世纪之交现代主义发动的对现实主义的斗争中来。

历史化叙事作为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叙事模式，一直通过建立历史元叙事的模式，来支配文学实践。但在19—20世纪之交，俄国文学却出现了一种非历史化倾向，一种个人化经验和语言本体的现代性写作转向。在这场文学的历史化与非历史化的交汇和博弈中，作家也常常表现出迎合与反思的双重姿态，而布宁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就是这两种倾向杂糅的样本。如果说布宁在《山隘》、《轻盈的气息》、《旧金山来的先生》、《阿强的故事》等短篇小说中体现出强烈的非历史化倾向，那么在《乡村》和《苏霍多尔》中，他将历史化与非历史化融为一体，同时还引入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以中篇小说的容量成就了悠远宏阔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点上看，同辈作家再无出其右者。

《苏霍多尔》问世之时正值布宁创作的成熟时期，展现了布宁无与伦比的叙事天赋，被俄侨文学批评家米尔斯基赞誉为“现代俄国小说中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是一件完美艺术品，独一无二，欧洲文学中尚无堪与之媲美者”（米尔斯基129）。在这篇小说中，布宁尝试了“全新的情节建构（不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对现实时间的消解），全新的叙事形式（多声部性）、全新的人物刻画（散落于小说各处的印象主义细节，印象主义的形象构成了小说结构的基础，如同新印象派的绘画一般由各种细微因素的总合构成了作品的整体），对‘家庭纪事以及更加广阔的民族命运主题的全新诠释（不是那种社会学式的或是日常生活描写式的诠释，而是源自人民心灵深处及其潜意识的、形而上生活的诠释）”（Мальцев），而这种创新性也正是这篇小说长期被争论与误读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事实上，《苏霍多尔》既不是对贵族庄园生活的理想化，也不是对贵族地主阶级的批判，而是要藉此探究谜一般的俄罗斯心灵。

俄罗斯文学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载体，同时也参与着民族意识的建构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俄罗斯家族小说更是以宏大的历史悲剧意识为美学底蕴，以家族史来书写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同时以家喻国，将个人的生存、家族的命运融于时代的变迁与国家的兴衰，展现出一种恢宏厚重的史诗气质。布宁的《苏霍多尔》继承了俄罗斯家族小说的深厚传统，以细腻感伤的笔触记录了赫鲁晓夫家族的日常生活、家族成员的情感纠葛及其所居住的苏霍多尔庄园的风土民情，但又不拘于贵族庄园挽歌的窠臼，将家族史与民族史书写结合了起来，不仅反映了克里米亚战争、废除农奴制等发生在19世纪下半期俄国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以赫鲁晓夫家族为缩影展现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民族性格的复杂性与神秘性，成为20世纪俄罗斯家族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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