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芹　姜志强

内容摘要：《朱赖的族人》蕴含着作者纳丁·戈迪默独特的、具有前瞻性的政治敏感和对理想社会的热切企盼。随着时空的变迁，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时空的变化隐含着主仆易位、文化错位和殖民者与土著人角色身份等的微妙变化，是南非阶级关系及其殖民统治瓦解的政治隐喻，与南非民主与反民主斗争的政治进程息息相关。在文化景观、空间政治和社会变迁交织而成的网络中，作者预言性地揭示了南非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化和新旧政权的交替，并表达了種族和解的愿望。

关键词：纳丁·戈迪默；《朱赖的族人》；空间景观；政治隐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WW073）

作者简介：李美芹，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姜志强，南京航天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Title： On Political Metaphor of the Spatial Landscapes in Gordimers Julys People

Abstract： Julys People embodies Nardine Gordimers unique forward-looking political sensibility and keen desire for an ideal society. The course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parallels the chang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ther”. The change of space and tim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democracy and anti-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 implies the subtle change in the master and servants translocation， the cultural dislocation and the role of colonizers and aborigines， which further serves as a political metaphor for the collapse of class relations and colonial rule in South Africa. In the interwoven net of cultural landscape， spatial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s， Gordimer reveals his desire for racial reconciliation.

Key words： Nardine Gordimer； Julys People； spatial landscape； political metaphor

Authors： Li Meiqin，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foreig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eleanorchenxi@163.com. Jiang Zhiq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06，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al science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mail： jzq1007@163.com

2014 年 7 月 13 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问鼎者和多项国际大奖的获得者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永远离开了她用文学的笔触所建构的各种空间，享年 90 岁。戈迪默著作颇丰，仅长篇小说就有十五部。生前她就受到大西洋两岸的广泛关注：许多南非黑人视其为新南非之母，并亲切地称其为“我们的妈妈”；评论界誉之为“南非的良心”和20世纪东方文学中的“斯托夫人”，是“向外部世界阐释南非经历的人”（Wagner 2）；她的作品被认为是“来自于内部的历史”，并且 “如果我们要寻求一条指引我们综观过去40年左右南非历史的内部通道，很少有地方会比她的作品更适合”（Clingman 244）。

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知名作家戈迪默对生活在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压迫下的黑人表现出了热切的关注。她作为一个白人生活在南非这个黑白从对立到融合的空间里，强烈反对南非国民党当局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致力于后隔离时代良好格局的创建。她的作品详细地描述了20世纪后半叶南非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为反种族隔离斗争勾勒了一个概貌”（傅正明译 4）。1965年在谈及种族隔离制度时，她说：“我不信任何宗教，没有任何政治信仰——只有对许多事物的迷惑不解。但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肤色障碍是错误的，是完全不可原谅的”（Cooke 10）。同时，她也希望能“成为多肤色、任何肤色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不享有特权，也远离我们的白人祖先所犯罪孽的负罪感”（Gordimer， The Essential Gesture 32）。在南非这样一个政治影响人们生活各个层面的国度里，戈迪默向世人展示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状况，她的作品“即使在显然是最私密和个人的场合，也或明或暗地与那个社会的政治有关”（Smith 2）。换而言之，戈迪默的写作与南非民主与反民主斗争的政治进程是息息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面临世界范围内变革大潮日益猛烈的冲击。国内各种地方和全民性反种族隔离组织重新建立；国际性的谴责和制裁以及南非周边国家如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等相继独立；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已如强弩之末，日益显露出衰亡的迹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戈迪默以其特有的前瞻性的政治敏感和对理想社会的热切企盼，撰写了《朱赖的族人》（Julys People， 1981）和《自然的变异》（A Sport of Nature， 1987）两部作品，预言性地揭示了南非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化和新旧政权的交替。其中，《朱赖的族人》是一部反映未来前景的前瞻性小说。作者以虚构的、发生在未来的南非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白人家庭为躲避战火而藏匿于黑人部落的经历，反映了南非社会政治变革中黑人和白人地位的改变，再现了南非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她在这部小说中所建构的各种空间，尤其是地理空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物思想以及各种文化，揭示了南非的社会现实。

一、前瞻性视角中的当前空间景观

《朱赖的族人》的故事发生在虚构的未来世界，但是这个前瞻性视角仍然立足于现实观照，构建的空间现实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作者在小说的开端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充斥着革命痕迹的空间：“起义、纵火、占领国际跨国公司的总部、炸毁公共建筑”（Gordimer， Julys People 7），当骚乱和起义席卷南非之时，炸弹如暴风雨般袭击着约翰内斯堡，起义者在城市中与白人展开巷战，占领了电视塔和广播台；国际机场被关闭、机场周围战斗激烈，外敌趁机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开明的斯迈尔斯一家已经无法继续生活在原本供白人聚居的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只能接受仆人朱赖的建议，离开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随他到遥远的乡村黑人部落去避难。发生在未来的战乱场面并非作者的凭空想象，虚构的背景描写实际上反映了南非当时的现实，记录和再现了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1976年的索韦托事件以及六七十年作者亲历的其它革命事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者并非在畅想未来，而是用前瞻性的视角理解和解释当前和当地。

在小说的前言中，作者写道：“旧的正在死亡，新的却无法诞生。在这样一个政权真空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病态症状”（Gordimer， Julys People epigraph）。作者描述的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但实际上展示的是南非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弊端，并且暗示新政权诞生的必要性。这些南非当下的社会问题直接体现在黑人和白人各自的空间环境中。在白人统治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女主人公莫琳细致地观察到，黑人没有房子可住，只好住在棚屋里。棚屋里“除了一张卷起的硬牛皮、一把挂在钉子上的耘锄，一小堆破衣服和一块普赖默斯油炉碎片外别无它物……”（ Gordimer， Julys People 4）；老鼠光天化日之下到处乱窜，咬啮声清晰可辨；苍蝇满天飞，找寻着孩子们的眼睛和嘴巴。莫琳回忆起自己所代表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发现过去温馨和舒适的白人生活空间与落难他乡时所接触到黑人的贫穷落后的空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黑人的活动空间狭小，饱受种族隔离之苦。法律限制黑人的行动自由并隔离他们，朱赖每两年才能获准回家和家人团聚，外出时必须带着由他的女主人莫琳签字的通行簿。因受教育少，朱赖只有当仆人，而不能做技术要求高但赚钱多的工作，无法改善家人的生活，更无法把妻小从乡下接到城里住在一起。以朱赖为代表的黑人的生活困境与其生活的地理空间构成相互投射、相互渗透的关系。朱赖的生活困境投射的是种族隔离政策带给黑人的地理空间局限，而其妻小不得不屈就的乡下空间则表征了南非黑人当时的生活现实。

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通过空间隔离而产生心理隔离的政策。黑白隔离直接导致了黑人和白人之间沟通的失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隔离政策，南非有十多种非英语的语言，如苏陀语、科萨语、聪加语、茨瓦纳语、皮得语、祖鲁语和文达语等。没有统一的语言，白人和黑人很难相互交流和理解。莫琳和班姆·斯迈尔斯夫妇从来没有学会村民们的语言，而掌握了南非当地方言的白人却又不像斯邁尔斯夫妇那样同情和善待黑人，反而是“确信白人优越的人”（ Gordimer， Julys People 44）。他们把语言当作凌驾于黑人之上的统治工具，而不是寻求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黑人代表朱赖从毕恭毕敬的工作中学会了英语的命令语和回应语，但是对他的雇主而言，朱赖学会的只言片语正好成为了他们榨取更多血汗的实用工具，并不能用来表达思想和感情。小说反映的另一个现实是从种族隔离制度中获益的黑人也不想改变现状，有人甚至痛恨革命，这也造成了种族内部的隔离问题。虽然班姆仍然相信黑人应该统治他们自己的国土，但他很失望地发现，部落首领并不想和其他南非黑人团结起来共同战斗以改变当时的种族隔离状况。他认为革命比种族隔离制度对他所拥有的小权力更加具有威胁性。他宁可利用白人的枪支弹药和力量去征服周围的各个黑人部落。通过用讽刺的口吻暴露黑人之间的分歧，作者表达了对黑人内部自相残杀的担忧。同时作者指出黑人在革命斗争中应改变四分五裂的状态，形成一条革命的统一战线。

作者对南非民主进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审视是全方位的，对未来民主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这种理性思考通过斯迈尔斯一家在部落首领统治下的黑人社区的遭遇体现了出来。当斯迈尔斯夫妇置身于黑人社区躲避战乱时，由于地域移位和文化错位，他们丧失了原有的一切权威，他们的个人财产被挪用，处于无助的孤立隔绝状态，只有依赖于黑人，特别是以前的仆人朱赖继续生存。这样的境遇隐喻着作者戈迪默前瞻性视角中的政治关怀和观点：如果白人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在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结构中，黑人孤立隔绝白人也是不可取的。民主的实现不能重复独裁者的逻辑，不能简单地用基于同一逻辑的另一种霸权取代原来的霸权。独立后的非洲如果完全由黑人统治或者推行黑人至上并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社会和政治公平。一个仁爱平等的黑非洲需要进一步革除由白人和黑人共同造成的“病态症状”。

二、 “他者”之域：地域“移位”和文化“错位”

戈迪默作品中一个不断重现的主题是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不可分离性。她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总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把白人和黑人进行地域移位，让白人真切地感受在“‘他者之域”中的生活，检视了未来社会中殖民主义消退、种族隔离政策被取消之后南非权力关系的改变，质疑欧洲中心论的世界权力关系，探讨身份认同与文化错位以及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问题。

“地理空间还往往是作为一种精神建构而存在，是关于地理空间建构与生活表征意义的观念形态”（杨欣欣、杜明业143）。在这部小说中，作为精神建构的地理空间及其变换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蕴。斯迈尔斯夫妇由城市空间的主体地位被迫移位到仆人朱赖家乡乡村空间的客体地位，地理空间的移位与空间景观的变化引发了斯迈尔斯夫妇与原仆人朱赖之间主仆关系的易位，三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发生了微妙而又显而易见的变化。莫琳和班姆作为种族隔离时代的白人主体，当孤立地置身于黑人客体他者/弱者之地时，其法律赋予的特权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们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倒置，变成了被客体化的“他者”。“空间由社会关系产生，应该被概念化为权利的集中”（Head 26），寄人篱下地置身于“‘他者之域”，主体无法认同新的秩序，会有一种缺失感，强者/殖民权力在重新审视中失去了光环。当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空间地理位移、文化错置时，个人的主客体地位也随之改变。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人物的权力、身份和语言都经历着彻底的改变。首先，在和平时期提供服务的仆人朱赖在动荡时期成了斯梅尔斯一家唯一可以信靠的救主，白人一家的生活起居需要仰仗朱赖提供；白人则由享受服务的主子变成了乞求救援的避难者。当依靠逐渐转变成依赖时，主仆之间权利也发生了逆转，原来的黑人仆人朱赖变成了可以决定去留的操控者，正如朱赖对妻子说的那样：“要是我说走，他们就得走。要是我说他们可以留下[……]那么他们就留下”（Gordimer， Julys People 82）。这样，原来的主仆、白黑、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不仅被颠覆，而且新的二元对立也在悄悄地确立。

伴随着地理空间位移而产生的是由于权力关系的变更或转移造成的文化和权力上的错位与颠倒。文化上，斯迈尔斯夫妇离开城市里拥有私人空间的整洁雅致大房子，来到土著黑人村庄没有门的棚草屋。狭小、拥挤、黑暗的空间里老鼠乱窜、苍蝇到处飞，卫生堪忧，再加上环境陌生，语言不通，夫妇俩特别是莫琳极不适应黑人村庄的生活，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莫琳不肯接受黑人文化，也不愿主动学习土著语言，却又与外界沟通不畅。土著妇女们直白地向莫琳询问城市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审视她，嘲笑她的衣着和发型。二元对立的南非世界中原本处于特权阶层“凝视者”地位的莫琳转变为“被凝视者”，而原本处于弱势文化中的土著妇女却占据了主动评判者的地位，她们对白人生活习惯的嘲讽更是让莫琳手足无措。同时，土著孩子们直白的盯视，土著老人对起因于琐屑小事的大喊大叫，都与莫琳原有的生活格格不入，使莫琳产生了强烈的文化错位感。

权力上的错位与颠倒围绕着班姆的吉普车和猎枪易主而展开。对于斯迈尔斯一家而言，拥有这两件东西象征着权力和权威，失去它们则意味着权力由白人向黑人的让渡。黄色的吉普车本来是班姆为庆祝自己的四十大寿而购置的，当革命发生时，成了斯迈尔斯一家逃避战乱的工具。到达朱赖的老家乡村黑人部落之后，吉普车不仅标志着白人的权威，而且象征着斯迈尔斯一家重返以前生活的希望，代表着他们的空间权利。因此他们将吉普车藏于灌木丛中并竭尽全力保护它不受别人控制。但朱赖学会了开车，随后开着它去给斯迈尔斯一家买东西，从此斯迈尔斯一家对吉普车的控制力逐渐变小，朱赖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并尽力掌控了车钥匙。斯迈尔斯一家虽然很感激朱赖使他们脱离了战火，但这种感激却无法“与车钥匙抗衡”（Nadine Gordimer， Julys People 58）。最后朱赖完全占有了吉普。当对象征重返白人优越生活空间的车也丧失掌控权的时候，斯迈尔斯一家更加具有依附性，也变得更加无助。他们不仅不能自由迁移，而且他们的权力转移到了仆人朱赖身上。斯梅尔斯一家的白人优越感彻底被剥夺，他们只能同村民一样挤在狭小的泥巴糊墙的茅草屋里感受拥挤和压抑。空间的压缩代表着原来膨胀的白人优越感的失落。猎枪的转移过程与吉普车类似。在黑人部落里，它本是保护班姆一家并为之猎食的生存必需品，部落首领却把它作为政治工具，命令班姆教会他的部属使用他的猎枪。班姆尚未决定是否服从命令，这支枪就被部落中的黑人偷走参加革命去了。从此，斯麦尔斯一家也更加被动、孤立和边缘化，这隐喻着越界进入非洲（南非）的西方文明从根基到形式都被消解掉，白人中心主义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殖民主义则如日薄西山。

失去了对交通工具和猎枪的控制，白人的权力和权威就在革命的过渡期被全部摧毁。没有了这两件象征着权力的物件，斯迈尔斯一家在黑人社区内的角色就会完全不同，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和空间中他们将被置于完全无权和依附的境地。戈迪默将人物置于当时尚未存在的虚构南非世界中，屏障被消除，殖民者及其后裔赖以维护其特权的一整套社会机制和国家机器被消解，允许黑人和白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白人和黑人混居的局面在当时虽不可能，但在这假想的空间中，白人一旦失去特权，便无种族优越可言。在主子和仆人、丈夫和妻子之间，角色和身份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倒置。

在革命前的文明的城市生活中，班姆是可敬的建筑设计师，是为家人提供所有用度的父亲；莫琳则是母亲、社区市民、家庭的守护者和雇主（至少是朱赖的）。然而，这些头衔在乡村黑人部落毫无意义，派不上任何用场。初到黑人社区这个新的空间时，斯迈尔斯一家和朱赖都努力想维持原先的主仆关系。小说的第一句话表明，朱赖在自己的村子里努力想表现得象个仆人对主人的样子：“想喝茶吗？——朱赖在门口鞠了个躬，以他这样的人对他们这样的人惯常方式开始了那一天的效劳”（ Gordimer， Julys People 1）。 但随着故事的展开，莫琳意识到一旦失去特权，原先的主人/主体变成了客体/他者，而原先的仆人/客体则反客为主，成了主子和监护人。这种身份的倒置在朱赖的语言和行为中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他不再称呼他们“主人”，而代之以“你”。当莫琳叫他时，他不再匆忙谦卑地迎上，而是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去。“当仆人们一夜之间获得了权威，当男女主人不得不学会依赖别人的本分，每个突然被剥夺了先前身份的社会支持的人都在拼命寻求一种新的参照系”（Clingman 199）。

《朱赖的族人》表明，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和身份“与他们所在的整个社会结构有错综复杂的联系”（Clingman 199）。 在父权制和殖民秩序中，女性总是被看作“他者”。但当丈夫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衰落，妻子却相应地变得强势起来。作为生活在南非的白人男性，班姆在原来的空间秩序中处于权威地位，在性生活和其它方面与妻子保持着正常的关系。然而在新环境中，当他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被取代，在空间错位的土著人狹小的茅草棚里，他的身份和角色也日益呈现劣势。班姆徒然地努力调适自己以适应新情况，失去对吉普车和手枪的拥有权使他更加绝望挫败。当班姆的父权地位倾塌，莫琳取而代之成了一家之主。当需要处理诸如谁掌管钥匙等基本问题时，班姆从保护家庭的责任中退避三舍，而莫琳却能够而且不得不挺身而出。在黑人部落的“‘他者之域”，班姆成了夫妻关系中的他者，而莫琳却确定了其女性的主体地位。失去了共同的财产、兴趣和生活方式，斯迈尔斯夫妇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疏远，终至貌合神离。文化与权力的错位预言着南非即将到来的权力更迭，隐喻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在即将到来的南非社会中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角逐，也暗指男性与女性之间角色的更新。

三、离开母亲的房屋：“间质空间”的建构

也许源于戈迪默儿时由于母亲的专制而被迫呆在家里不去上学的特殊经历，或者是因为南非不稳定的局势，戈迪默作品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关于有缺陷的家庭关系及子女对父母的背叛，尤其是女儿对有控制欲的母亲的背叛。从狭义上理解，子女对父母的背叛意味着孩子们从心理空间上离开母亲的房屋、从家庭束缚中挣脱并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从广义上来说，母亲的房屋也表示白人种族，所以离开母亲的房子也意味着“离开白人种族的家园”（ Cooke 11）。

逃难至黑人聚居地后，斯迈尔斯夫妇很难适应新的生存空间，尤其是莫琳。由于不情愿接受黑人文化，也不乐意学习黑人语言，语言不通使交流出现问题，外界的信息也接收不到，莫琳开始遭到土著妇女的观察和嘲笑，由原先的“凝视者”变成了“被凝视者”。而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却不同，最终离开了母亲的房屋，融入进了非洲土著人社区。作者在小说中将土著人社区塑造成一个霍米·巴巴所主张的“间质空间”，在这个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传统发生冲突、交融和相互趋同的交叉空间里，两种或多种异质文化既有冲突又有交融，最后趋向融合和一致。此处的“间质空间”“并不是将具有对抗关系的两者隔离，而是在两者之间起到调停斡旋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模仿，或者说文化价值的模仿，已经不再是被动的了，而是一种在混合状态下所不可避免、不可或缺的手段了” （任一鸣 176）。 这表现在小说中斯迈尔斯夫妇的孩子们勇敢地拥抱异己文化，体现了和谐共存的理念和各民族融合的多元化未来的诉求。他们在土著人社区中找到了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诗人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在《空间诗学》中所提出的“家屋”。巴什拉认为，“如果没有家屋，人就如同失根浮萍。家屋为人抵御天上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是人类存在的最初世界”（巴什拉 31）。斯迈尔斯孩子们所找到的象征精神家园的家屋，是打破了民族隔阂坚冰后，自觉通过“间性协商”从统治者走向种族融合使者的精神自觉状态。他们摇动的橄榄枝逐渐改变了由于地域的“移位”和文化上的“错位”导致的边缘化状态，完成了文化差异者之间的相互默认，也表达了作者对各民族平等的、民主的南非的期盼。

虽然孩子们融入黑人社区的进程不一，但最终都完成了这一仪式。大儿子维克多经历的特权心理让位给接纳黑人文化的过程虽然比弟弟妹妹遭遇的艰难，但最终还是成为了非洲文明的兼容并蓄者。弟弟罗伊斯和妹妹吉娜比哥哥融入黑人社区更加容易。他们刚到村子就学别的小孩的样子脱掉鞋子、穿得很少，几天后吉娜就背着一个非洲人小孩进了棚屋。她与黑孩子们交朋友， 在爸爸和黑人之间充当翻译，在非洲土著人的村庄里无拘无束。斯麦尔斯家的孩子们对南非方言的态度也与父母不同。如果说“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 （法农25），这些孩子们不但学会说两种语言，而且通过对多种语言的接受和使用融入了非洲土著人文化中。这表现在维克多以传统非洲土著人的礼节从朱赖处接受礼物，“人们看到维克多轻轻地、严肃地拍了拍粘满了玉蜀黍的粘乎乎的手，屈膝深深地鞠了一躬，用窝成杯状的手掌接受了礼物” （Gordimer， Julys People 157）。在小说结尾，三个孩子全都以离开父母家并成为非洲土著人社区成员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父母，成了在文化间质中寻找新的文化动力的使者。可以预见，这些孩子在长大成人后，将成为黑人和白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因为他们已经浸润于另一个世界之中，他们也会为白人和黑人的融合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结语

本着“从本体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角度”来“研究人的生存状况”（傅正明译 6），纳丁·戈迪默的作品承担着“双重职责：对社会，对写作本身”（Gordimer， The Essential Gesture 285）。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使她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传达了她对社会变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思索，对人类苦难的关注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担忧。时至今日，南非政治局面大为改观，与当年作者笔下的境况大不相同，但其小说的艺术魅力并没有因此稍减，因为她写下的是非洲痛苦抗争的壮丽史诗，将与非洲永存。况且非洲人民在后种族隔离时代，仍然面临着《朱赖的族人》以前瞻性的视角所审视的种族问题。通过假想的空间景观置换导致的颠覆、易位、错位和建构，戈迪默让人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南非的种族隔离和冲突，不仅使被殖民者黑人深受其害，也使生活在南非的无辜殖民者后裔和白人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因此，和谐种族生态的建构是一个双赢的举措。戈迪默在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种族和解和种族融合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为南非此后的种族大和解起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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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