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燕子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王力在《汉语史稿》“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一节中曾举例说明，不同时代，人们要求对事物区别的程度不同，上古人们用“鸣”来表示鸟的“叫”，用“雊”专指雉的叫，用“吠”专指犬的叫，用“虓”（也写作“哮”）专指老虎的叫。中古时期，又用“唳”专指鹤的叫，用“嘶”专指马的叫。但是在现代汉语中，这些概念都统一由“叫”表示了［1］663－665。王力先生其实指出了词汇演变中的两个重要现象：一是强势上位词的衍生；二是专用词的消亡或变化。可以说这也是汉语从上古到现代概念域演变的重要规律之一。

表示｛人或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①文中概念用｛｝表示，语义特征用［］表示，以便和词相区别。的概念的聚合，我们称之为｛叫｝概念域，在现代汉语中，“叫”不仅可以指人的喊叫，也可以指各种动物的鸣叫或吼叫，是｛叫｝概念域的强势上位词。但在先秦汉语中，“叫”仅是｛喊叫｝子概念域中一个出现频次很低的弱势词。从先秦汉语到现代汉语，“叫”在｛叫｝概念域中经历了由弱势下位词到强势上位词的演变，并对“鸣”“呼”等子概念域上位词分别进行了词汇替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叫｝概念域成员的数量不同，各成员的分布格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把从概念域中的下位词演化为上位词的现象叫做上位化［2］12，下文先以｛叫｝概念域主要成员的历史演变为背景，分先秦西汉、东汉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4个时期来考察“叫”上位化的过程②本文利用了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和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再尝试分析“叫”上位化的动因、机制及其对｛叫｝概念域词汇系统所产生的影响①参见王凤阳“叫 号 呼 唤”条［3］757，汪维辉“呼（謼）/唤、叫（噭）”条［4］177－192和王秀玲的文章［5］。。

一、“叫”上位化的过程

（一）先秦西汉时期

先秦西汉时期，｛叫｝概念域成员众多，但没有通指｛人或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的概念的强势上位词，其成员根据发声主体种类的不同基本上可划分为3个子概念域：表示｛人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的子概念域（以下简称为｛喊叫｝子域），成员有“呼”“叫”“号”；表示｛鸟、兽（非猛兽）、昆虫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的子概念域（下文简称为｛鸣叫｝子域），成员有“鸣”“雊”“吠”；表示｛猛兽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的子概念域（下文简称为｛吼叫｝子域），成员有“嗥”“咆”“虓”“啸”。其中“呼”“鸣”“嗥”分别是3个子域的上位词。“号”兼跨｛喊叫｝｛鸣叫｝两个子域，但它表示动物鸣叫义的用例并不多，而“叫”仅是｛喊叫｝子域出现频率极低的一个弱势词。下面分别讨论。

1.｛喊叫｝子域：呼、号、叫

先秦西汉时期，｛喊叫｝子域的主导词是“呼”，又写作“謼”。《说文·言部》：“謼，也。”《玉篇·言部》：“謼，大叫也。”“呼”发声主体都是人，没有动物。如《左传》中“呼”的施事者有胥甲、赵穿、韩厥、公子黄、弃疾、华亥、颜鸣、武叔等。“呼”作谓语多单用，或受状语“乃、不、夜、大”等修饰。《左传·定公八年》：“师退，冉猛伪伤足而先。其兄会乃呼曰：‘猛也殿！’”

《说文·号部》：“号，嘑也。”《尔雅·释言》：“号，謼也。”“号”的义域较宽，兼跨｛喊叫｝｛鸣叫｝两个子域，但其发声主体多数是人，有哀公、监工、吴起、野人、妖夫、弘演等；仅少数是动物，有鸟兽、鹍鹤、飞鸟、鸡、蛇等。《国语·晋语》：“〔詹〕乃就烹，据鼎耳而疾号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与詹同。’”《说苑·复恩》：“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叫”，字又偶写作“噭”或“嘂”。《说文·口部》：“噭，呼也。”《广雅·释诂二》：“噭，鸣也。”《字汇·口部》：“噭，与叫同。”此期“叫”的用例很少，其发声主体都是人，如或、稍人、庶女、古得道者等。《左传·襄公三十年》：“或叫于宋大庙，曰：‘嘻嘻，出出。’”杜预注：“叫，呼也。”“叫”充当谓语时多与其他喊叫义动词连用，有叫号、叫呼、呼叫等，单用的例子不多。《诗经·小雅·北山》：“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

2.｛鸣叫｝子域：鸣、吟、啼、吠、雊

“鸣”本义指鸟叫。《说文·口部》：“鸣，鸟声也。”《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先秦西汉时期，“鸣”的发声主体除了凤皇、仓庚、鹈鹕、鸲鹆、枭鸱、鸿雁、雄鸠、雉、鹳、鹤等飞禽类外，还有走兽类如鹿、骥、马、牛、羊等和昆虫类如蝼蝈、蟋蟀、蟪蛄、蝉等。《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楚辞·宋玉〈九辩〉》：“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此期未见“鸣”与猛兽类搭配的用例，且“鸣”一般情况下也不能表示人的喊叫。

“吠”专指狗叫。《说文·口部》：“吠，犬鸣也。”文献中“吠”的发声主体都是狗类，有尨、猛犬、邑犬、狗等。《诗经·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雊”专指雉（野鸡）叫。《说文·隹部》：“雊，雄雉鸣也。”《诗经·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但先秦“雉”的叫声也可以用“鸣”表示。《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吟”西汉时始有鸣叫义，且用例不多，其发声主体仅见猨、孤雌、蟋蟀、秋蜩等。西汉司马相如《长门赋》：“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啸而长吟。”“啼”表示兽类（非猛兽）的叫，用例很少。《尔雅·释兽》：“猩猩，小而好啼。”

3.｛吼叫｝子域：嗥、咆、啸、虓

“嗥”“咆”“啸”都多指猛兽的吼叫。《说文》中“嗥”“咆”互训，《口部》：“嗥，咆也。”徐锴系传：“其声高大也。”又：“咆，嗥也。”“嗥”在先秦汉语中已经出现，其发声主体有豺狼、熊罴、虎豹、兕虎等。《左传·襄公十四年》：“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咆”始见于西汉淮南小山《招隐士》，“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洪兴祖补注：“咆，嗥也。”“啸”的发声主体是兽类（多用于虎）。《淮南子·天文》：“虎啸而欲风至，龙举而景云属。”“虓”，又写作“唬”“哮”，《说文·虎部》：“虓，虎鸣也。”又《口部》：“唬，虎声也。”段玉裁注：“虓与唬双声同义。”《一切经音义》卷二：“‘唬’‘哮’，古文‘虓’，同。”《通俗文》：“虎声谓之哮。”“虓”专指老虎的吼叫，在先秦汉语中仅一见，《诗经·大雅·常武》：“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毛传：“虎之自怒虓然。”

（二）东汉至隋时期

东汉至隋时期，｛叫｝概念域显著的变化表现在：新成员的出现，旧成员用法的扩展，旧成员的消亡，子概念域的融合及跨域演变现象更为普遍地产生。

1.｛喊叫｝子域：叫、唤、号、呼

东汉以前，｛喊叫｝子域中仅“号”有少量表示动物鸣叫的例子。东汉至隋时期，该子域中几乎所有非主导成员都发生了这种跨域演变，但用例都不多。

东汉时期出现了“叫”与鼯鼠、牛的搭配。马融《长笛赋》：“猨蜼昼吟，鼯鼠夜叫。”六朝时“叫”表示动物鸣叫的用例增多，其发声主体主要是禽类，有黄鸟、哀禽、候雁、田鹄、鸡、鹤等；还有兽类如狐猿、狐、虎豹豺狼等；昆虫类如秋虫、寒虫等。例如《搜神后记》卷二：“有顷，出门绕鸡笼而行，笼中鸡惊叫。”南朝梁王僧孺《从子永宁令谦诔》：“秋虫相叫，暮羽来抟，宿草行没，宰树方攒。”但此时期“叫”表示动物的鸣叫的用法还很受限制，表现在两点：一是出现的禽兽的种类数量有限；二是在诗歌辞赋之外的文献中出现时，多与其他表示动物鸣叫的动词并列连用（如“嗥叫、叫啸、鸣叫、吟叫”等），单用的情况较少。南朝梁萧詧《游七山寺赋》：“蟋蟀哀嘶而远闻，狐猿叫啸以腾声，寒雁嗈嗈而夜响。”此时期“叫”表示喊叫义的用例明显增多，喊叫义的“叫”也常与其他动词连用，有号叫、叫诉、叫呼、叫唤、叫噪等组合。《世说新语·假谲》：“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由“叫”组成的状中结构开始出现，但数量有限，有大叫、哀叫、惊叫、夜叫等。

“唤”大约出现于西汉末期①“唤”在东汉至隋的使用情况详参汪维辉。据汪文考证，“唤”字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很可能是当时南方方言中的一个口语词［4］177－192。，较多地使用于东汉佛经中，其发声主体主要是人，也有一些是动物，有狸、猿、黄斑虎、鹿、牛、狗、晨鸡、双鹤、雀、凤、莺等。《搜神记》卷二十：“猿母悲唤，自掷而死。”“唤”也可与其他鸣叫义动词连用。《宋书·徐羡之列传》：“又当拜时，双鹤集太极东鸱尾鸣唤。”

此时期“号”的发声主体仍主要是人，表示鸣叫义的用例不多见，但其搭配范围明显扩大，以鸟类为主，也有兽类和昆虫，如野鸟、孤鸿、鸡、鹈鹕、豺狼、罴、猿、寒蝉、蟪蛄等。《晋书·律历志中》：“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东汉班固《幽通赋》：“养流睇而猿号兮，李虎发而石开。”南朝梁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秋至白云起，蟪蛄号庭前。”

作为｛喊叫｝子域主导词的“呼”，除了少量采用拟人化手法的例子外，未见单用表示鸣叫义的用例，它要与其他鸣叫义动词连用，才能表鸣叫义，且用例不多。例如《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哮呼奋越，左右咸惊。”

2.｛鸣叫｝总域：鸣、啼、吟、吼、啸、唳、嘶、吠

东汉至隋时期，｛鸣叫｝子域和｛吼叫｝子域融合为一个更大的表示｛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的概念域，我们称之为｛鸣叫｝总域。“鸣”是｛鸣叫｝总域的强势上位词，此时期“鸣”的发声主体为走兽类（包括猛兽）的例子明显增多，有虎豹豺狼、狮子、驼、象、狐、麒麟、猿、驴、马、牛、羊等。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八：“欲求佛境界者，欲得佛智慧所乐者，欲得如师子独鸣者。”《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可见“鸣”已经可以指称各类动物的鸣叫。此时期“吟”发声主体的范围与“鸣”类似，有玄鸟、塞鸟、苍庚、鸳鸯、寡雀、鸱枭、孤雁、鹤、猛虎、虎豹、胡马、猴猿、鼯、蟋蟀、蟪蛄、秋蜩、寒蝉、寒蛸、寒蛩、节虫、草虫等。东汉蔡邕《琴操》：“玄鹤翔其前，白虎吟其后。”晋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鸳鸯》：“鸳鸯于飞，载飞载吟。”“啼”的发声主体也不再限于兽类（非猛兽），可以是各种鸟兽昆虫，有虎豹、猩猩、孤兽、白马、饥鼯、寒蛩、猿鹤、百鸟、杜鹃、林鸟、鹦、莺、鸭、鸡等。三国曹操《苦寒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道啼。”《吴声歌曲·孟珠》：“杜鹃绕林啼，思从心下起。”但“吟”“啼”多在诗赋中出现，其使用频率和文献分布率也远远低于“鸣”（参见表1）。

表1 东汉至隋时期｛鸣叫｝｛喊叫｝子概念域主要成员的使用情况① 表中“呼”“叫”“唤”“号”鸣叫义和喊叫义的用例数分开统计，其中“HJ”代表喊叫义，“MJ”代表鸣叫义。表2同。

虽然“鸣”“吟”“啼”都可用于猛兽的吼叫，但此时期表达｛吼叫｝概念时人们最常用的词却是东汉以后新出现的“吼”。《慧琳音义》卷十八“吼声”注引《考声》云：“吼，鸣之声大者。”“吼”的发声主体主要是兽类，有兽、狮子、虎、象、虎狼狮子、牛、龙等。例如后汉竺大力、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上《菩萨降身品》：“花中自然生师子王，堕地便行七步，举头而吼，面四十里。”“吼”在佛经中的用例远比在传世文献中的多（参见表1）。“啸”的发声主体主要是虎和猿。晋杨方《合欢诗五首》：“虎啸谷风起，龙跃景云浮。”南朝梁江淹《游黄檗山诗》：“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①逯钦立校注：“禽”《类聚》作“鸡”。也偶见“啸”的发声主体是凫鹄、愁鸱、鹤等鸟类的用例。南朝齐王僧令《奉答内兄希叔诗》：“凫鹄啸俦侣，荷芰如参差。”但“啸”仅在诗歌中出现较多，在其他文献中很少见到“虎啸”之外的搭配。上古时期单用的例子本来就不多的“嗥”“咆”“哮”②东汉以后，字形写作“虓”的用例极少，常用的字形是“哮”。《慧琳音义》卷十四“虓吼”注：“哮，俗字也，正体作虓。”，在中古时期基本上已经语素化，除了在诗歌或对文格式中偶见单用外，多以双音词的形式（如“咆哮、哮吼、哮呼、嗥叫”等）出现。例如《经律异相》卷二十九《国王试一智臣十二》：“又逢大醉象犇走入道暴鸣哮吼，譬如雷声。”（《修行欢喜经》）

专用动词此时期新产生了“唳”和“嘶”。《说文新附·口部》：“唳，鹤鸣也。”《广韵·霁韵》：“鹤鸣曰唳。”“唳”最早的文献用例见于东汉王充《论衡·变动》：“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中古时期“唳”基本上是鹤鸣的专用字，但其使用频率很低，且多出现在“华亭鹤唳”的典故中。仅偶见“唳”的发声主体为其他动物的用例。《抱朴子·仁明》：“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栖，不肯为衔鼠之唳天；玄蝉之洁饥，不愿为蜣螂之秽饱。’”《玉篇·口部》：“嘶，马鸣也。”“嘶”多指马叫，也可指雁、蝉、蜩、蟋蟀等的鸣叫。北周庾信《伏闻游猎诗》：“马嘶山谷响，弓寒桑柘鸣。”南朝梁萧纲《夜望单飞雁诗》：“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上古已有的专用动词“雊”此时期很少单用，“雊雉”“雉雊”多引申指变异之兆，已经词汇化。专用动词“吠”的发声主体仍主要是狗类，仅出现了1例是豺狼。《后汉书·列女传》：“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3.小结

我们选取了东汉至隋时期几部口语性较强的文献，对｛鸣叫｝｛喊叫｝子概念域主要成员的使用情况作了统计。

由表1的数据可知，｛鸣叫｝总域中，“鸣”的出现次数和文献分布率都是最高的，“吟”“啼”尽管也可以指称各类鸟兽昆虫的鸣叫，但它们在诗赋之外的文献中出现次数极低。“吼”主要表示兽类的吼叫，在佛经中出现频次较高，中土文献中较少使用。“啸”在诗歌之外的文献中用例也极少。｛喊叫｝子域中，“唤”的发展势头极为强劲，除了表示“喊叫、鸣叫”义，又引申表示“召唤（……来做）、称呼、叫做”等意义。但此时期“唤”的用例总数仍比“呼”低，文献分布率也没有“呼”广，这应该与“唤”本身带有一定南方方言的地域色彩有直接关系。“叫”在此时期语义仍比较单一，尽管在东汉时期新产生了召唤义，但此义项的用例直到唐代都还很罕见［5］175。此时期“叫”的出现次数有所增多，其表示喊叫义的用例总数已高于“唤”，但尚不能和“呼”形成竞争；其表示鸣叫义的用例数仍远远低于“鸣”“啼”“啸”“吟”等。由此可知，“叫”的发展极为缓慢，此时期在｛叫｝概念域中仍处于弱势地位。

（三）唐五代时期

唐五代时期，｛喊叫｝｛鸣叫｝两个子概念域中新成员产生、旧成员消亡及旧成员用法扩展的现象继续发生。｛喊叫｝子域原有成员发生跨域演变的数量大增，｛鸣叫｝总域中的“吼”也出现了跨域演变，由此导致原本独立的两个子概念域逐渐融合。

1.｛喊叫｝子域：叫、呼、唤、号、喊

此时期｛喊叫｝子域除了新产生的成员“喊”，其他成员发生跨域演变的数量都大增。

“叫”表示喊叫义和鸣叫义的用例都大增，且各种禽兽昆虫的鸣叫都可以用“叫”来表示，文献中鸣叫义“叫”的发声主体有鹳鹤、寒鸦、山禽、黄莺、哀鸿、杜鹃、燕子、鸱、雁、雉、鹤、猛兽、狐狼虎豹、象、驼、狙猴、猿、鹿、牛、马、鼯鼠、寒虫、蝉等。皇甫松《杂曲歌辞·杨柳枝》：“黄莺长叫空闺畔，西子无因更得知。”《祖堂集》卷十五《大梅和尚》：“师临顺世时，鼯鼠叫，师告众曰：‘即此物非他物。’”

“呼”“唤”“号”的发声主体多数是人，也可以是各种禽兽昆虫，如《全唐诗》中鸣叫义“呼”的发声主体有燕雀、云雁、黄鹤、鹰隼、雁鹜、春鸥、鸧鸹、鹳鹤、乌鸢、鹦鹉、莺、鸿、山鸡、猕猴、猿、猱、牛、马、虫等。并且与以上发声主体搭配时，“呼”都可以单用。韩愈《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猿呼鼯啸鹧鸪啼，恻耳酸肠难濯浣。”项斯《梦游仙》：“鹦鹉隔帘呼再拜，水仙移镜懒梳头。”“唤”发声主体为动物的用例在《全唐诗》中较为多见，有鸳鸯、鸂鶒、啼鸟、鹦鹉、莺、鸦、寒雁、山猿、蛁蟟等，其他文献用例不多，仅见双鹤、驴、燕子、铜觜鸟等。《全唐诗》中“号”的发声主体有采蕨女、庶女、家人，以及悲鸟、鹳鹤、黄鹄、饥鹰、鸱枭、云雁、鹍鸡、虎豹、白狐、青猿、猕猴、马、饥鼯、蝉等；《全唐诗》之外，其他文献中“号”喊叫义的用例不多，鸣叫义的用例更少。

“喊”字又写作“譀”或“噉”，在唐代始见文献用例，但数量不多，且只有“喊叫”一种意义［6］。“喊”的用例集中在敦煌变文中，显示其具有鲜明的口语色彩。“喊”的发声主体主要是人，当发声主体是牛、六师（指狮子）、牛头（指地狱狱卒）、铜狗、馗龙等时，多采用的是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敦煌变文校注·降魔变文》：“六师忿怒在王前，化出水牛甚可怜，直入场中惊四众，磨角掘地喊连天。”

2.｛鸣叫｝总域：鸣、啼、吟、吼、啸、嘶、吠、唳

唐五代时期，“吼”是｛鸣叫｝总域中唯一发生跨域演变的成员。但当“吼”的发声主体是兽类，如猛兽、狮子、象王、狐狼虎豹、蛟龙、苍兕、龙虎等时，它多单用；当其发声主体是人类，如丑徒、老汉、孙儿、生、孩子等时，它多与其他动词连用，如哮吼、吼叫、唱吼、叫吼、吼唱等，单用的例子较少。唐蒋防《霍小玉传》：“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

“鸣”仍是此时期｛鸣叫｝总域的强势上位词，可以出现在各类文献中（见表2）。“啼”“吟”“啸”表示鸣叫义仍主要出现在诗歌中。“啼”表示鸟类的鸣叫在《全唐诗》中甚至比“鸣”更为常用，有子规、黄鸟、鹧鸪、黄鹂、谷鸟、山鸟、流莺、水禽、杜鹃、鸦、乌、莺、燕、凤、鸾、鸡等。鸟类之外，猿与“啼”搭配的频率也很高，还有一些兽类和昆虫类如猛虎、狖、猩猩、马、鸓鼠、鼯、蝉、蟪蛄、寒螀等的鸣叫，也可用“啼”表示。韩愈《相和歌辞·猛虎行》：“谁云猛虎恶，中路正悲啼。”诗歌之外的其他文献中，“啼”的常用义位是哭泣义，“啼泣”“啼哭”“悲啼”“哀啼”等组合经常出现，鸣叫义则很少使用。“吟”在《全唐诗》中的发声主体有猛虎、龙、麋鹿、猿、蝉、蛩、蟋蟀、莺、乌、凤、鸟、黄雀、黄鹤、黄鹂等，诗歌之外的文献中表示鸣叫义的用例也不多。《全唐诗》中“啸”的发声主体仍主要是虎和猿，其他兽类、鸟类和昆虫类的用例也增多了，有狐狸、狖、鼯、蝉、鸱、鸟、凤、莺、鹤、黄鹄等。例如无名氏《石榴》：“蝉啸秋云槐叶齐，石榴香老庭枝低。”“嘶”与各种马搭配的频率最高，也可与其他多种动物如海雁、鹤、鸿、斑骓、蹇驴、猪、寒蜩、蜩蝉、蜩蜇、候虫等搭配。“唳”与鹤之外的其他禽类如雁、凤、鸿、黄鹄、鸟、鹳、鹅、枭、蝉等搭配时，多“嘹唳”连用。白居易《曲江感秋（五年作）》：“早蝉已嘹唳，晚荷复离披。”“吠”也多与其他动词连用，有鸣吠、号吠、吠嗥、吠噪、嗥吠等，且“吠”所构成的组合像“鸣吠”“吠噪”“吠犬”“犬吠”等都产生了隐喻用法①如“犬吠”喻指小的惊扰；“鸣吠”比喻骚动、叛乱；也比喻鸡鸣狗吠之薄技。。可见“唳”“吠”已逐渐由词降格为了构词语素。

3.小结

表2是｛鸣叫｝｛喊叫｝子概念域主要成员在唐五代几部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表2 唐五代时期｛鸣叫｝｛喊叫｝子概念域主要成员的使用情况① 表中文献“王寒拾诗”指王梵志、寒山、拾得的诗歌，“义净译经”指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巡礼行记”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敦煌变文”指《敦煌变文校注》。

唐五代时期是“叫”地位发生转变的关键期。从上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喊叫｝子域中，“叫”的用例总数已跃居首位，“唤”也赶超了“呼”而位居第二，“喊”仅出现在敦煌变文中，数量最少。从文献分布率来看，“叫”的分布最广，其次是“呼”，再次是“唤”。｛鸣叫｝总域中，“叫”的用例总数虽然远不及“鸣”和“啼”，但其文献分布率仅略低于“啼”和“吼”。｛鸣叫｝总域成员的情况如下所示：

用例总数：鸣＞啼＞嘶＞吼、吟＞叫、啸＞号＞唤＞呼

文献分布率：鸣＞啼、吼＞叫、嘶＞号＞唤、吟＞啸、呼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到唐五代时期，“叫”基本上已经是｛叫｝概念域的上位词了。

（四）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时期，“叫”取得了｛叫｝概念域强势上位词的地位。“喊”的用法继续扩展，用例增加。“唤”“呼”“鸣”“吟”“啼”“嘶”“啸”“吼”的用例减少，逐渐语素化。明清时期此种格局得到进一步加强。

宋元时期，“叫”的出现次数继续增加，“叫”的其他义项如“叫做；名称是”义、“命令；让”义、“呼唤；召请”义等用例都很多，“喊叫；鸣叫”义的“叫”已成为｛叫｝概念域的强势上位词，｛人或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的概念都可以用“叫”来表示。如《南村辍耕录》中，“叫”的发声主体有王、人、明元母、我、猴、黑雀儿、猫等。受文献题材、内容等的限制，诗词之外，“叫”的发声主体为动物的用例并不是很多，但像在《老乞大》这样口语性强的教科书中，表示动物的鸣叫都只用“叫”而不用“鸣”了。《原本老乞大》：“伴当每，起来。鸡儿叫第三遍也，待明去也。”可见当时“叫”在口语中更为常用。“叫”不仅数量大增，句法功能也增强很多。其发声主体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叫”单用作谓语的例子远远多于与其他动词的并列连用。文献中“叫”前所出现的状语类型很多，可表示处所、时间、状态、方式等，如“高叫、大叫、痛叫、日夜叫、啾啾叫、火中叫、檐外叫、失声叫、一声声叫、向十字街头叫、高声大气叫”等。还偶见表情状的复杂状语和由“地”构成的状语。例如《简帖和尚》：“皇甫殿直拿起箭帘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摔，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又问又打。”“叫”后可以接表示数量、结果、趋向、状态等各种类型的补语，如“叫两三声、叫断、叫绝、叫穿天、叫一声、叫将起来、叫得准、叫得春归去”等。赵师侠《清平乐〔阳春亭〕》：“苦恨无情杜宇，声声叫断斜阳。”还出现了“叫”后带“了”表示完成的用例。《错斩崔宁》：“〔刘官人〕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以上情况说明，宋元时期“叫”在句法层面上很活跃。

“喊”在宋元时期用例大增，成为｛喊叫｝子域的主要成员，且“喊”的发声主体几乎都是人，极少是动物。｛喊叫｝子域“呼”“唤”“号”的主导义位都逐渐转移，“呼”常用的义位是表示“招呼、称呼、叫做”等义，“唤”更多用于“召请、叫做”等义，它们表示喊叫义的用例都逐渐减少，表鸣叫义的用法基本消失。从中古时期开始，“号”表示大声哭义的用例逐渐增多，宋元时期该义位成为“号”的主导义位，“号恸”“号泣”“悲号”“号哭”“哀号”“号啕（大哭/痛哭）”等则是其常见组合，而它表示喊叫义的用例则很少见了。

｛鸣叫｝总域中的“鸣”“啼”“吟”“吼”“啸”“嘶”都逐渐衰微。“鸣”的用例减少，文献分布率也越来越低。诗词之外，鸣叫义的“鸣”使用频率很低，如“鸣”在两种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中仅出现2次，在《三朝北盟会编》（6篇）中仅1次，宋元话本6种（《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碾玉观音》《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和《朱子语类辑略》中都没有用例。从句法功能看，“鸣”或出现在“N动物＋V鸣”的句法结构中，或出现在四字格（如鸡鸣犬吠、鸾鸣鹤唳、驴鸣狗吠、蛙鸣狗吠等）及韵文的对举格式中，可见“鸣”在文献中的使用主要是语言传承的体现，在口语中已经消亡。“啼”“吟”“啸”“嘶”“吼”在诗词之外的文献中都极少表示鸣叫义，偶见的用例也多出现在“犬吠、雉雊、鹤唳、马嘶、鸡鸣、猿啼、虎啸、狮吼、龙吟”等“N动物＋V”的固定结构中。“吼”表示喊叫义的用例仍在使用。《型世言》第二十二回：“这两个听了好不焦躁，瞧着石块将完，那官儿雷也似大吼一声，一手持刀，一手持桌脚，赶将出来。”

明清时期，“叫”继续保持｛叫｝概念域强势上位词的地位，义域最宽，使用频率最高。“喊”虽然使用频率较高，但它仅能表示人的喊叫；而鸣叫义的“鸣”“呼”“唤”“吼”已经语素化了。

二、“叫”上位化的动因和机制

上文结合历史文献考察了“叫”上位化的过程，接着要讨论的是，“叫”发生上位化演变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笔者认为，“叫”的上位化是子概念域融合的结果，而子概念域融合的动因来自于古今范畴化方式的改变，汉语双音化的趋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子概念域融合的机制则是转喻。下面分别论述。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论，现实世界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客观事物，我们将对这些事物的感知和观察结果进行一种范畴化（categorization）处理，通过范畴化，复杂的客观事物在我们的认知中就变得层次分明、井然有序。而范畴化是因语言和文化而异的（language-specific and culture-specific），不同的语言系统或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社团，因所处的具体环境、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的不同，对所观察到的世界往往会进行形式不一的范畴化处理［7］55－60。因而，不同语言或同一种语言的不同阶段之间的词汇差异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范畴化方式的不同引起的。用蒋绍愚“二次分类”的观点来解释，这就是“第一次分类”的不同［8］。对于｛叫｝概念域而言，先秦西汉时期，其成员根据发声主体种类的不同基本上可分为3个子概念域：｛喊叫｝子域、｛鸣叫｝子域和｛吼叫｝子域，表明上古时期人们在把客观世界中人和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这一现象范畴化时，对人类、猛兽类动物及非猛兽类动物发声主体类别的不同极为关注。中古时期，一方面“鸣”的发声主体为走兽类（包括猛兽）的例子明显增多，使得“鸣”可以表示各种动物的鸣叫，“吟”“啼”在诗歌辞赋中也都可以表示各种鸟、兽、昆虫的鸣叫；另一方面人们仍专用东汉时期新出现的“吼”及上古时期传承下来的“啸”表达兽类特别是猛兽类的吼叫，而且此时期“狮吼”“虎啸”“虎吼”的出现频率要高于“狮鸣”“虎鸣”［9］。说明此时期人们在范畴化时，既注意到猛兽类动物与非猛兽类动物在发声主体、响度大小等方面的区别，又发现了它们共同具有的［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声音］的属性，于是｛鸣叫｝子域和｛吼叫｝子域融合成｛鸣叫｝总域，｛叫｝概念域也由上古时期人类、猛兽类动物、非猛兽类动物三分的格局演变为人类和动物两分的格局。唐五代时期，除了新产生的“喊”，｛喊叫｝子域原有成员“叫”“呼”“唤”“号”表示动物鸣叫的例子都大增，尤其是在《全唐诗》中，“叫”“呼”“唤”“号”几乎都可以表示各类鸟兽昆虫的鸣叫。但此时期｛鸣叫｝总域中“鸣”和“啼”的出现频率又远高于“叫”“呼”“唤”等（参见表2）。说明此时期人们在范畴化时，除了关注发声主体是人类还是动物的区别之外，｛鸣叫｝总域和｛喊叫｝子域具有的［发音器官发出声音］的共性也已经被人们关注到，｛叫｝概念域人类和动物两分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宋元时期，随着“鸣”“啼”“吟”“啸”“吼”“嘶”的逐渐衰微及鸣叫义“叫”使用频率的提高，｛鸣叫｝总域和｛喊叫｝子域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表示人或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的概念域。｛叫｝概念域由三分到两分再到一统格局的变化再次证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世界上的事物、动作、性状极其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逐个地加以指称，总是要加以概括、抽象，舍弃一些非本质特征，把具有某些本质特征的归为一类［8］。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领域认识的深入和扩大，需要概念化的事物、性状、动作行为等也越来越多，这必然导致人们范畴化方式的转变。

顺应汉语双音化趋势，东汉以后｛喊叫｝子域和｛鸣叫｝总域成员出现的大量并列连用，也促进了跨域演变的发生及子概念域的融合。中古时期出现的连用结构有哮呼、嗥叫、叫呼、叫唤、号呼、呼号、啼呼、鸣呼、号叫、鸣唤、嗥呼、呼鸣、吼唤、号唤、嗥唤、呼唤、号吼、鸣吼、鸣叫、唤呼、吼号等。像中古时期｛喊叫｝子域的非主导成员“唤”“叫”表示鸣叫义时，多与其他鸣叫义动词并列连用，单用的情况较少。《搜神后记》卷九：“狗乃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古小说钩沈》上《冥祥记》：“及明日当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羌，奋怒号吼。”（《法苑珠林》卷十七）此时期｛喊叫｝子域的主导成员“呼”表鸣叫义时，必须与其认识鸣叫义动词连用。《魏书·高车列传》：“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唐五代时期，鸣叫、喊叫义动词的并列连用现象更为普遍，如此时期“吼”的并列连用结构有唱吼、哮吼、喊吼、叫吼、吼唤、吼唱、吼叫、鸣吼、咆吼、吟吼等。尤其当“吼”表示喊叫义时，它多与其他动词连用，单用的例子很少。《南史·侯景列传》：“还将登太极殿，丑徒数万，同共吹唇唱吼而上。”

“叫”的上位化及｛叫｝概念域的形成是子概念域两次融合的结果，而子概念域的融合又始于跨域演变现象的发生。｛鸣叫｝子域和｛吼叫｝子域发生跨域演变，是由于这两个概念域共同具有［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这一属性；｛鸣叫｝总域和｛喊叫｝子域发生跨域演变，则是由于具有［发音器官发出声音］的共性。其跨域演变发生的机制都是转喻。

三、“叫”上位化的影响

“叫”取得强势上位词地位后，｛叫｝概念域的其他成员就逐渐消亡了，由此使得该概念域的词汇系统大大简化。概括起来，｛叫｝概念域消亡的词语可分为3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是专用词的消亡。｛叫｝概念域词汇系统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专用词的消亡。上古、中古时期｛鸣叫｝子域中之所以出现这些专用词，是因为它们所表示的概念在当时的文化生活或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雊”和“唳”的使用与“雊雉升鼎”及“华亭鹤唳”的典故密切相关，而“吠”与“嘶”的使用则是由于当时狗和马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所致。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专用词都从口语中消失了，其所表示的概念统一由“叫”来表达①。

第二类是由于区别性语义特征消失而导致词义的同化及同义词的简化。｛鸣叫｝总域成员众多，除专用词之外，还有一些或原本发声主体不同，或原本在感情色彩、形象色彩等附属意义方面有一些差别的

① 汪维辉在归纳汉语常用词历史演变的基本类型时，就把“叫”的演变归入“由于概念一般化而引起的同义词简化”这一小类中［4］404。词①一些鸣叫义专用词的概念结构中也多包含特定的附属意义，如“吠”凸显汪汪叫的情状色彩，“唳”凸显声音的洪亮清脆［9］。，后来由于高频使用或发声主体的范围扩大，其区别性语义特征消失，成为同义词。如“吟”本指吟咏、诵读。《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西汉时有了鸣叫义，可指猿、鸟、蟋蟀、秋蜩等的发声。受其本义的影响，“吟”的概念结构中除了包含发声主体、发声动作之外，还特别凸显［发声的有节奏或悠长］。《楚辞·（西汉）刘向〈怨思〉》：“孤雌吟于高墉兮，鸣鸠栖于桑榆。”“啸”本指人撮口出声。《诗经·召南·江有汜》：“不我过，其啸也歌。”郑玄笺：“啸，蹙口而出声。”西汉时引申指兽类（多用于虎）的吼叫，其概念结构中多包含有［发声响度大、持续时间长］的色彩意义。西汉东方朔《七谏·谬谏》：“虎啸而谷风至兮，龙举而景云往。”“号”本指人大声呼叫，引申指大声哭。《左传·宣公十二年》：“申叔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杜预注：“号，哭也。”战国后期“号”又可指动物的鸣叫，“号”表鸣叫义时特别凸显［声音持续时间长、哀痛］等情状色彩义。西汉东方朔《七谏·自悲》：“鹍鹤孤而夜号兮，哀居者之诚贞。”“嘶”本指声音沙哑。《汉书·王莽传中》：“莽为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大声而嘶。”颜师古注：“嘶，声破也。”三国以后，“嘶”可指动物鸣叫，［声音沙哑、凄切］的情状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其发声主体多数是马，也可以是雁、蝉、蜩、蟋蟀等。《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日马牛嘶，新妇入青庐。”吴兆宜注引《正字通·口部》：“嘶，声长而杀也。凡马鸣、蝉鸣，声多嘶。”北周庾信《小园赋》：“聚空仓而雀噪，惊懒媍而蝉嘶。”“啼”最初指人很悲哀的哭泣。《礼记·丧大记》：“始卒，主人啼，兄弟哭。”表鸣叫义时，特别凸显［悲痛、凄厉］的情状要素。《韩非子·说林上》：“孟孙猎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归，其母随之而啼。”由于诗词歌赋中作者经常通过鸟兽尖利、凄切、幽咽的鸣叫声来描写离别、相思、孤独等悲伤、沉郁的场景，所以这些附属意义凸显的鸣叫义动词在诗词歌赋等描写性语篇中出现较多，而在叙述性语篇中很少使用［9］。附属意义的不同是多个鸣叫义动词在语言中存在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但是，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及发声主体指称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些鸣叫义动词的区别性语义特征逐渐丧失。如东汉以后“吟”可用来指白虎、龙等大型动物的鸣叫，说明其概念结构中［发声的有节奏或悠长］这一区别性语义特征逐渐丧失。东汉张衡《归田赋》：“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到《全唐诗》中，“吟”发声主体的范围已经和“鸣”一样。再如“啸”，中古时期仍主要表示兽类的高声鸣吼，其［发声响度大、持续时间长］的情状色彩义还较为凸显。唐五代时期，“啸”发声主体的范围扩大，兽类之外，又可以是鸟类和昆虫类如鸱、鸟、凤、黄鹄、莺、鹤、蝉等，说明其概念结构中［发声响度大、持续时间长］这一情状特征已经磨蚀。这些鸣叫义动词概念结构中的区别性语义特征消失后，它们在语义上就逐渐趋同。大量同义词的存在，对人们的记忆来说是一种负担，也有违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因而人们必然要把这些意义完全相同的词进行归并，以保证语言的精炼性。于是，唐五代以后｛鸣叫｝总域出现了大量的同化现象，“啼”“吟”“吼”“啸”逐渐退出了｛叫｝概念域的词汇系统。

第三类是由于词汇替换的完成，导致被替换的词从概念域中消亡。词汇替换指同一个指称对象（或说义位）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词汇形式来表示［4］401。｛叫｝概念域词汇系统中，表示｛人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概念的词语发生了历时替换：先秦西汉时期主要用“呼”，东汉至隋时期“呼”“唤”“叫”并用，宋元时期之后“呼”“唤”被“叫”“喊”替换；表示｛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概念的词语也发生了历时替换：东汉至唐五代时期主要用“鸣”，宋元时期被“叫”替换。“呼”“唤”“鸣”被替换后，就从｛叫｝概念域的词汇系统中消失了。

以上3类词的消亡使得｛叫｝概念域成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基本上形成了“叫”一家独占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