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华 邱鸣

摘 要：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是后核时代的一部文学力作，集中体现了对日本核问题的深刻思考。“晚年样式”这一作品名受到了萨义德《论晚期风格》的影响，是大江健三郎向友人萨义德致敬的作品，同时也以萨义德为参照对自身的文学生涯进行了检验。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晚期风格 萨义德 核

大江健三郎（1935— ），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社会活动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作为近代日本有先见的知识分子、思想家、爱好和平的志士，大江健三郎也受到了极高的推崇与评价。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紧紧与时代并行，他在热切地关注世界焦点问题，深刻地思考人类的命运。他曾坚称自己作为文学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为全人类的医治与和解奋斗终身。①对于大江健三郎孜孜不倦的文学追求，奥野健男曾作出评价：“大江健三郎是当今日本最富有才华、学识与思想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直视社会现实并能够从正面去解决问题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真挚的纯文学作家。”②中国作家莫言则称：“大江健三郎是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创作与重大世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他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因此他的文学是大于文学的。”③ 纵观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历程，虽被称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但他一直以战后文学的继承者自居，在文学思想及创作手法上不断追求创新，并力争要创造“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④，而他在《晚年样式集》中的思考与探索，已然具备了亚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分量。

一、“晚期”之含义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了里氏9级地震，后日本政府将此次地震命名为“东日本大地震”。地震引发的强烈海啸使福岛第一核电站受到严重破坏，导致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次事件被统称为“三·一一”。“三·一一”发生后，大江健三郎随即在《纽约客》发表了文章《历史在重演》，在日本知识界率先站出来对国家的核政策进行了批判。之后，他便开始创作以核为主题的小说《晚年样式集》，并于2013年10月由讲谈社出版。《朝日新闻》称这部作品为大江健三郎“私小说”的集大成，且揭示了核灾难阴影笼罩下人类的希望。{5}

《晚年样式集》这一书名来源于萨义德的著作《论晚期风格》。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原著的英文标题为On Late Style，在萨义德逝世三年后的2006年由美国众神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出版。岩波书店于2007年9月出版了该书的日译本，译者为翻译家大桥洋一，日文译名为「■年のスタイル」。大江健三郎学习并继承了萨义德的“Late Style”这一思想，将自己的新作命名为《晚年样式集》「イン·レイト·スタイル」（In Late Style）。

“晚年样式”（Late Style）这一概念虽因萨义德的著作广为人知，但最早则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提出来的。阿多诺在《新音乐的哲学》（Philosophy Of New Music）一书及《贝多芬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 in Beethoven）等文章中，通过对贝多芬晚期作品美学风格的分析，指出：“艺术家晚期作品的成熟，并不像果实成熟时那种丰满圆润的状态。他们晚年最主要的成果都是前卫而充满褶皱的，甚至是具有毁灭性的。”“在艺术史中，晚期作品基本是悲剧的结局。”{6} 对阿多诺来说，人不可能使自己脱离晚期，更不能超越晚期。

自称“阿多诺唯一忠实追随者”的萨义德，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晚年样式”問题，他不仅对“晚年样式”概念做了明确界定，而且进行了新的建构和阐述，并于1995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对该研究进行了讲解，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论晚期风格》。

萨义德认为，许多艺术家在生命走向尾声的时候会获得一种新的风格与体悟，但并不是所有的晚期作品都会呈现出这种新的风格。为此，他将艺术家们晚年的作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适时”型，其中体现出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获得的宁静与智慧；另一种是“批判”型，中间并未表现出人们所预期的宁静与祥和，反而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变本加厉地困惑、焦虑，甚至是愤怒着的心烦意乱的艺术家形象。萨义德将这种“批判”型的形态称为艺术上真正的“晚期”。这类作品没有与年龄相适应的成熟老练与安详，而是充满了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的矛盾。

在萨义德的概念里，正因为超越了常规，“晚期”才表现出其特有的美学特征。而且，“晚期”作为美学特征对“常规”的超越，是以否定性来实现的。因此，格格不入的否定性和不合时宜就构成了萨义德“晚期风格”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萨义德也曾指出，“晚期风格”的不合时宜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早期作品的反叛，以及对当下“时代精神”的否定与对抗。

大江健三郎继承萨义德“晚期风格”的思考，是“三·一一”后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三·一一”灾难面前，大江健三郎没有屈服，而是像萨义德一样选择了“格格不入”，开始积极思考新的核局势下自己独特的晚年存在方式。因此，“晚期风格”的探索对大江健三郎本人而言，既有自我救赎的意味，同时也是核灾难后他对死亡的审美体验与超越。当然，创作《晚年样式集》这样一部超越核时代疯狂与自己晚年危机的作品时，大江健三郎也回想起了自己中年时写过的同样关于核时代疯狂与危机的作品——《请为我们指出在疯狂中生存下去之路吧》（1969）。时隔近半个世纪，时代的疯狂依然在继续，对此，大江健三郎充满感慨，并表达了如下的思考：

当我人生处于成熟期时，创作过一部题为《请为我们指出在疯狂中生存下去之路吧》的小说。现在，我行将步入迟暮之年，正在创作一部“最后的小说”。如果能够成功地超越当下时代的疯狂，我将会以但丁《地狱》最后一行诗句作为此书的开场白：“我们从那里走出，又见繁多的星辰。”{7}

在大江健三郎看来，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核时代的疯狂依然在持续，不减反增。这样的时代，有如但丁所描写的地狱一般，充满了疯癫与狂乱。同时，反观《晚年样式集》这部作品，也未能如大江健三郎在上述引文中所期望的那样，以但丁《地狱》中“我们从那里走出，又见繁多的星辰”的诗行来开头。这显然说明大江健三郎未能从文学心理上超越时代的疯狂，但是作品结尾，他通过文学想象力的处理，从残疾儿长子自立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将超越时代疯狂的希望寄托在了“我们”（代表着全体国民）及“我们的下一代”身上。

由于上述主客观的原因，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已经决定不再写长篇小说的大江健三郎，再次返回到了长篇小说创作上来，那就是《晚年样式集》。在与朝吹真理子的对谈《来自未来的语言》（《新潮》2012年1月刊）中，大江健三郎坦言，在《晚年样式集》中“想把自己个人面临的停滞不前的僵局乃至国家、社会陷入的僵局记录下来”。

二、大江健三郎之“晚期风格”

“三·一一”发生时，大江健三郎已经七十八岁，与他年龄相仿的友人萨义德、井上厦等都已相继去世，大江健三郎也深感自己时日不多，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晚年危机。为此，在给法国评论家Philippe Forest回复的传真问卷中，大江健三郎写道：“我自己渐渐步入老境，已经到了不得不考虑萨义德生前交给我的灾难主题的时候了。恰逢此时，遇上了福岛这样悲惨的灾难。现在只好将个人、国家、世界这样大而化之的灾难问题全盘综合起来进行考虑。”{8} 关于灾难，萨义德在遗著《论晚期风格》中列举了很多征服晚年的困难并取得瞩目成就的杰出人物的例子，这些人中有西奥多·阿多诺、托马斯·曼、理查德·施特劳斯等。大江健三郎虽然表明他自己未曾有要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的想法，但是作为一名在漫长人生中直面了无数次社会及个人灾难的作家，他也在摸索着“如何才能超越这场新的危机”这一课题。大江健三郎的“晚期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为对国家体制的批判和对日本人新生的思考与希望。

（一）对日本国家体制的批判

“三·一一”作为2011年3月11日那场灾难总的代名词很早即已经被学界所通用。但是，大江健三郎在《晚年样式集》中却独树一帜，创造性地使用了“三·一一后”这一承上启下的时代概念。从中不难看出大江健三郎对新的核灾难的敏感觉察与紧张，这可以从他同一时期的访谈中得到佐证：

因为有广岛问题，所以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着“核保护伞”体制。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这一延长线可能会带来世界的终结，并且这种终结首先会以亚洲最大的危机出现。作为其预兆，“福岛”事件不是已经发生了吗？{9}

所谓的“核保护伞”，就是日本依靠美国的核武器和核战斗力来保障本国安全的军事联盟体制。在大江健三郎看来，“三·一一”的发生，是广岛核事件与冲绳问题的延伸，更是日本社会体制几十年来未曾发生变化的体现。

“三·一一”后，大江健三郎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日本政府。关于核电站附近居民是否要撤离及多大范围内撤离这一问题，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一直未有明确表态。为此，大江健三郎在《晚年样式集》中通过“意料之外”这一词汇的使用，对日本政府、保安院及东京电力公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此次的“福岛”事件中，东京电力自不待言，就连政府及保安院在记者会中也屡次重复着“意料之外”这一词汇。……在这“意料之外”的黑暗中所隐藏的是巨大的无准备的事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直面这“意料之外”的现实进而跨越这场巨大的危机。在这里，我看到了六隅先生所指出的日本人悲观主义的国民性。{10}

引文中的六隅先生在现实生活中有其人物原型，是大江健三郎大学时期的恩师、东京大学渡边一夫教授。渡边一夫在1945年7月16日的《败战日记》中对“日本人悲观主义的国民性”进行了记述。渡边一夫日记中的“日本人”特指天皇制下的军国主义者。“二战”败战后，曾趾高气扬的军国主义者曾“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暴自弃，成为丑恶的怪兽”，面对这不负责任没有担当的国家体制与国民，战后的六隅先生曾想到了自杀。大江健三郎在《晚年样式集》中引用渡边一夫对国民性的分析，旨在强调日本国家体制不敢正视现实的本质并未改变。

（二）对日本人新生的思考与希望

“三·一一”后，整个日本陷入了混乱与恐慌，《晚年样式集》中大江健三郎对国家体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灾后日本人的新生进行了思考，这主要以残疾儿长子阿亮的新生为图式展开。“三·一一”后的某一天，主人公古义人做了一个梦，梦中他背着残疾儿长子阿亮到处躲藏核辐射。在古义人为东奔西突备感绝望时，阿亮却冷静地安慰父亲：“不要紧，不要紧，Agui会来帮助我们的。”Agui是大江健三郎196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空中的怪物Agui》中虚构的意象，是鲁迅文学中阿Q意象的借喻处理，意指“死者”与历史。阿亮口中出现了“Agui”这一名称，表明“三·一一”后残疾儿阿亮也开始通过历史来反观现实的灾难，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成长。

阿亮的新生无疑会给父亲古义人带来希望与超越这场核灾难的动力，古义人对“晚期”的思考变得明快了许多，他感觉到了未来的希望。小说结尾，大江健三郎特意引用了下面的诗行，来表达自己对灾难及未来的思考：

我的内心深处/母亲的话语/已经不再是难解的谜/面对幼小者，老人想回答/我不能重生了/但是，我们可以重生。{11}

这段诗节选自大江健三郎2007年创作的中篇诗作《纪念之歌》，原载于杂志《新潮》。在此，大江健三郎将这首诗进行修改后收录进了小说《晚年样式集》，其寓意在于，自己虽然行将就木，但是深信人类能够重生。虽然“三·一一”核事故给日本人带来了痛苦与灾难，但残疾儿走向新生的经验为大江健三郎铺开了一条似乎看得到希望的路，他依然相信，人类会回归理性，人性会焕发光芒。

大江健三郎在创作于1985年的《生的定义》中就曾指出，人类共通的时代精神是恐怖和希望，在巨大的灾难前，文学的功用如下：

在巨大的恐怖（核事故等人类面临的灾难——笔者注）面前，有正气的人应该怎么做？大概只能是创造出有根据的希望，来对抗这恐怖吧。也即，面对笼罩整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足以对抗它的希望。而把两者的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起，就能明确表达时代精神。而且能够彰显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有节日祭祀，还有文学。这些方式可以把同时代人所经历的恐怖与对未来的希望全都表现出来。{12}

在此，大江健三郎强调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有正气的人应该勇于直视灾难，同时要创造出足以对抗这种恐怖的充满希望的表现形式，文学是其中一种。《晚年样式集》中，年逾古稀的大江健三郎仍不遗余力地在努力揭示核灾难阴影下人类的希望，同时呼吁日本人在往后的岁月中要多加“忍耐”。“忍耐”这一词汇暗含着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多次出现于大江健三郎文学中。大江健三郎之所以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源于从萨义德那里学习到的乐观主义。萨义德生前对巴勒斯坦问题甚为担忧与焦虑，但即便在未来丝毫不明朗的情况下，萨义德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大江健三郎将其视作有意志的乐观主义，并勉励自己在“三·一一”后要学习萨义德的乐观主义，坚信人类的理性是可以恢复的，并借用萨义德“晚期风格”这一概念，创作了《晚年样式集》。

三、结语

《晚年样式集》是大江健三郎在七十八岁高龄创作的作品，不仅对核问题背后的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批判，同时也试图摸索灾难后日本人新生的方向。当然，作品颇富启示性的是，作品中对未来新生的求索，并不是一代人的战斗、求索和救赎，而是将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人身上。由此可见，大江健三郎文学的“晚期风格”是对当下激烈的批判，对未来寄希望于绝望。

{1} 王新新：《大江健三郎心中的鲁迅》，《文艺报》2001年10月13日。

② 奥野健男：「大江健三郎と道化」，「国文学解释と教材の研究」1979年第2期，第98页。

③ 莫言：《多余的序言》，见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④ 大江健三郎、王新新：《亚洲文学与世界文学》，《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0页。

⑤ 「大江健三郎『年式集』をみ解く」『朝日新』2013年11月23日。

{6} Theodor W. Adorno：Essays on mus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564.

{7} 大江健三郎：「歴史は繰り返す」『ニューヨーカー』2011年3月28日。

{8}⑨ 大江健三郎述、尾崎真理子整理：《大江健三郎采訪——最新作〈晚年样式集〉与3·11后》，《新潮》杂志2013年12月，第122页，第128页。

{10}{11} 大江健三郎：『晩年様式集』，講談社2013年版，第67页，第350页。

{12} 大江健三郎：『生き方の定義――再び状況へ』，岩波書店1985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