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姝妮

摘 要：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实验小说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对人性主观世界的开拓攫取生命的灵动之美，追求生命诗意的审美现代性。沈从文文化心理的转型推动了他对实验小说的探索，现代性的表达变换着他对生命的思考方式，他直抒生命的原欲，构写着“看虹”与“摘星”的生命遥想。

关键词：西方现代主义 沈从文 实验小说 《看虹录》 《摘星录》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文明危机使西方知识分子产生孤独、困惑和绝望的情绪，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加剧了他们的精神危机，这迫使西方知识分子不得不探求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精神信仰幻灭的茫然无措与失望无奈，于是西方的“文艺就形成了创作者的自我表现”{1}，他们以主观的直接体验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和畸形，由此产生了西方现代派艺术。西方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初迅速地传播到中国的文坛，面对列强的瓜分、政治的腐朽和文明的滯后，从西方留学归国的中国文人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找到了重振国人精神的立足点，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创造方法带入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改良和革新，这股文学新流注入中国文学的改革大潮中，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步于诗歌领域，从象征诗派到现代诗派，中国新诗从王尔德、艾略特和爱伦坡的作品中汲取新力，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西南联大以冯至和穆旦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将中国新诗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由此西方现代派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在西南联大这片文学的热土上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它不仅引领着中国新诗的潮流，还为中国的小说创作带来新的血液。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理念的影响下，沈从文大胆进行艰深晦涩的艺术探索和实验，在1943年和1944年，沈从文先后创作的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可视为他40年代实验小说的代表，他以新的创作视野从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对立面展现人物精神的复杂性，于人物心灵的内在体验中拓展作品的深度和广度。

一

弗洛伊德心理学构成了现代主义理论基础，它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更拓展了人们对自我阐释的文学空间，西方现代派文学家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探索到新的创作灵感，他们在梦境的虚实间展现人性的复杂晦涩。梦境显现了西方现代派的内向性创作方法，它将主体的人摆到了客体的位置，使人从被动接受印象的主体变成了与外界事物相当的客体，因此梦给予了创作者呈现自我的空间。弗洛伊德理论不仅在西方文学引起了波澜，在中国它同样影响了一批作家对人心灵的深入开掘，沈从文即是其中之一，他的《看虹录》就起笔于梦。

沈从文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反理性创作方法，在《看虹录》中放大了人性欲望，使其在梦境与现实的朦胧中显现。《看虹录》叙述的是一个梦，梦将小说切割成多个叙述空间，“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穿梭于不同的空间打破了时间的秩序，“过去”与“现在”被打散，时间和空间消泯了它们各自存在的意义，在此，生命的存在显示了其价值和张力。

小说的叙述时间开始于晚上十一点，梦境将空间从一个老式牌楼置换到一个炉火始炽的房间，主客相视而坐，由此开始了二人的情欲对话，房间的温度与欲望的热度相应而生，二人的欲望在温度的催发下变得不安。欲望与炉火在房间燃烧，女主人的身体化作客人欲望的符号，无论是上翻的衣角、纤弱的双腿、灰色的丝袜，还是微凸的踝骨、半圆的膝盖和雕刻的瘦腿，客人内心的欲望被点燃，但女主人的羞怯和沉默又不断地压抑着客人的欲望，于是客人用理性在超我的境界中控制本我，弗洛伊德的“三我”之界融于主客二人的欲望逗唱。生命的原欲在二人思想的对话中释放，肉体的泄欲止步于精神的遐想，客人通过主人阅读他写的捕猎故事来钳制主人“本我”的原欲，小说由梦境的叙述空间进而跨入第三重的故事叙述空间。在客人写作的猎鹿故事中，主客二人的身份被猎物和猎人置换，猎人以静制动默默观察鹿的动态，鹿纤细的皮毛、温柔的母性和纯净的眼光无不牵动着猎人的占有欲，角色的预设恰似房间中的主客二人，双重叙述场景的共鸣增强了文本叙述的立体感，由此强调了梦境与人主体意识的关联。生命的灵动从原欲而来，欲望在爱的基础上建构了生命的新形式，“本我”的生命原欲取得了其合理的地位，梦境中的第二天早晨在客人留给主人的信中，客人的欲望被完整地呈现却又被理性压制，他的情欲仅能以假想的方式冲击着肉欲的感官体验，“超我”之境压抑“本我”之欲，所以主客二人的欲望在非理性的诗意想象中碰撞，诗和火将生命燃烧，欲望和激情终成灰烬，主客二人淡出了欲望的追逐，一切变为过眼云烟，于是叙述者怀疑欲望“存在”的合法性。

多重空间的转换消泯了时间存在的意义，梦将时间延长，当叙述者从老牌楼下回到住处时，他从梦境被拉回到现实的晚上十一点半。尽管梦境的一切不复存在，但留在生命中的“蓝焰”却印证着欲望的存在，显现着生命的“神”性，那是生命灵动的象喻。在梦境与现实转化的虚实空间中，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穿梭中，在肉体与精神的欲望放大中，异质的冲突打破了叙述时空的局限并解构了叙述者“我”的存在，使“我”消失在“故事”里，然而梦和现实的残余却验证了生命形式的存在。不同的叙述空间存在着不同的生命形式，二十四点钟的生命形式围绕“本我”跳跃在存在与虚无间，它在虚无中寻找存在又在存在中体味虚无，在时空交错中生命的本真显现出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二十四点后，叙述人进入新的写作空间重新演绎生命形式的二十四点钟，生命的轮回复刻了欲望的阐释空间。

沈从文运用蒙太奇、梦境和“叠印”等多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方法，淡化情节大胆抒写生命的原欲，袒露灵与肉的欲望非但没有损折生命的庄严，反而得到了深切认同。“看虹”即为遥望天边的七彩梦，只有风雨的洗礼才能看到彩虹的绚丽，才能观望生命的色彩，而这恰如二十四点钟的生命形式，于是时空的错位使生命的灵动显现了它的神性，而生命神性的力量将会给人类的精神废墟带来重建的希望。

二

战争打破了生活的秩序，生活的无序和凌乱使人迷失了自我，面对信仰的崩塌和道德的摧折人们不得不从理想中抽离，他们夹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孤立无援，茫然无措地过活甚至将生命混迹于时间的尘埃中碌碌无为。沈从文的《摘星录》直面人物内心，以人物主观感受为媒介呈现了一个女人孤独苦闷的精神世界，情感经历的叙述亦为人与现实和理想的对话。

沈从文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创作《摘星录》，全篇记录一个女人的心理动态，主人公面向自我用主观意识的折射将她的精神世界分割成五光十色的碎片，以此呈现她内心隐蔽的欲望。文本以女人的情感经历为线索，探讨诗意的理想与拙劣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对人欲望的解构，从老师到学生再到公务员，不同的追求者带着不同的情感态度和婚姻观冲击着女人的情感理想，他们的存在即是女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保留，因此她游离于他们之间不想破坏每一个追求者为她构思的未来。追求者们止步于战争的侵袭，不甘被寂寞吞噬的她无奈选择了唯一留在身侧的虚有其表的大学生，她诗意的情爱理想被庸俗粗鄙的现实击碎，于是她信服了命运。文本中出现诸多对立的元素，如理想与现实，众多的追求者与所剩唯一的大学生，女人对命运的认同与不甘，女人的选择与放弃，大学生与女人的人生观对比等，作者通过设定多重的对立元素表现女人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女人因婚恋理想的失落而寂寞，她不仅不能面对自我反而把虚伪无能的大学生作为她心灵空虚的替代品，然而她越是依赖就越是寂寞，多重对立元素的落差使她既不甘心于现实又不敢奢望于理想，最终她陷入了个体价值失落的深渊。文末她质问大学生的未来，亦是对自我的拷问，她悲哀地发现大学生碌碌无为，他如同寄生虫一般生存，而这恰如女人对男性的情感依赖，她无从改变寄生式的生活状态，因为这已成为她惯常的生活，女人的依赖感让她背负着孤独、恐惧和苦闷，这或许已融化在她的生命中。

沈从文对这一女性人物的塑造与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被某种力量牵引和鞭挞，他们同在既定的悲剧命运中挣扎，而在现实的泥沼中，无为的挣扎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二者的区别在于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如《变形记》中极力证实自己身份的格里高尔，《城堡》中奔命获得城堡许可证的K）竭力与外设环境抗争，而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却是不断地同自我抗争，无论是“环境”还是“自我”，客观因素和人性弱点都显现出不可抗拒性，这是导致人物悲剧命运的本质所在。战争为《摘星录》故事的发生提供了背景环境，沈从文在故事叙述中弱化了戰争对人物命运的干预作用，将人性弱点更为浓重地勾画出来，由此突显人性弱点所造成的理想崩塌和个体价值的失落。沈从文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中，按照人物的“心理时间”即意识的流程结构作品，以主观的时间重组叙述了女主人公从挣扎到平静的过程，精神的苦闷无法解决现实的需求，诗意的精神追求被拙劣的现实所取代，原本女人对理想预设的多种可能性在现实的唯一出路面前化为泡影，人生悲喜归于平静。

众多的追求者曾带给她太多的婚恋理想，恰如夜空中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现实多维的选择看似为她的婚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却无一走通，为此使她疲于周旋，她对爱情充满可望而不可幻想又不甘寂寞，现实与理想的天地之隔使她越加意识到摘星梦的微渺，她无力抗拒现实只能消泯欲望默默承受世事的更迭与变迁。

三

西方现代派文学从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异化关系探讨人性价值的失落，它以新的理论基础和创作方法重构传统文学的样式，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语境。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某种程度上被西方文学现代化，这种“现代性”和“被现代性”呈现着隐性和显性的关系，为了彻底告别腐朽保守的封建传统，“五四”时期出现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显性层面上构成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性的二元对立。在潜隐层面，中国被迫接受的现代性，其异质文化特征，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被不断改造，最终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中国本土化现代性的文学创作力图超越生活层面，从人的表层进入心灵的深处，进而透视出现代人的忧郁和盲动，自“五四运动”后很多作家都曾尝试过此类文学的创作，沈从文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受到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他如尼采一般对现代社会人的自我的丧失、人性的异化、文明的颓废进行激烈的抨击，“乡下人”的价值尺度，将一个价值颠倒的社会重新颠倒过来。沈从文在《看虹录》与《摘星录》中对男女情爱的欲望过程做了完整而精细的描述，女性肉体之美、性欲的躁动狂热、情感的纤细微妙，以及灵魂的愉悦颤动成为其描写的中心。在弗洛伊德影响下，沈从文越来越注重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开掘，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他的作品所表现的环境对人的异化逐渐转变为人对自身的异化，他运用不同的写作方式表达出对人性相同的关注。《看虹录》通过梦境大胆袒露生命的原欲，尽管梦的虚无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欲望的存在，但人的生命形式却验证了欲望的真实，即便人对梦失去了信任，但人恒久不变的二十四点钟的生命形式却是永在的。沈从文通过《看虹录》与《摘星录》放大了人性的欲望，情欲将生命诗化并建构了个体的生命理想，这一理想是美的、是灵动的，然而现实的迫近让理想变成了破灭的泡沫，理想中的美与灵动幻化为生命诗意的想象，它或是彩虹或是星辰，总之它与现实相去甚远，仅能从遥望的梦影中获得些许的满足和慰藉。

沈从文的实验小说不仅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还尝试着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方法借鉴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如叙述时间和空间的关联，小说形式对内容的干预以及叙述方式的变化。《看虹录》的叙述空间在叙述时间的介入下穿梭，多重的叙述空间仅在叙述时间的确定中找到存在的线索，从现实到梦境、梦境到叙述语境、再从梦境返回现实，三重空间的嵌套唯有在现实的时间里找到多重空间的突破口，这时间恰是生命的二十四点钟，叙述人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秩序，以人物的主观意识重组空间和时间的结构，从梦境中的第二天浮潜到现实中的晚上十一点半，故事时间在叙述时间的嵌套中被延长，内容叙述的意义被突显，由此内容解构了形式，于是小说的形式变成了虚无，个体生命的形式才是真实的核心。《摘星录》是沈从文对意识流写法的尝试，意识流的创作方法使叙述者脱离社会现实，完全面向自我，由此呈现人的内心世界。沈从文改良了意识流抽象的写法，将文本以书信和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具化，人物内心的苦闷亦源于作者的主观经验。“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匆忙离开北平经历了离乱之苦，对这场民族战争和个人的命运有了深刻的感受，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打破了他人生的平衡，于是他回望内心，开始关注个体的主观意识对人的精神导向，为此在创作中他惯于设置两个对立的“我”的对话来表现内心的矛盾，一个是为“理性”控制的“我”，一个是为“情感”控制的“我”；一个是在“梦境中”的“我”，一个是现实中的“我”，这两个“我”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互相审视。两者交锋所暗示的不仅是“我”面对“偶然”时的选择和舍予，更是对生命存在的追问。

沈从文实验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呼应构成了他创作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使其内容呈现出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抽象的生命追求以晦涩的方式表达显现出他20世纪40年代实验小说的特色，现实的荒芜给予了他关注人性的空间，不同于西方现代派颓废小说对现实的恐惧和无力的描写，他的作品捡拾失落的生命价值，建构着精神荒原上新的希望。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实验小说呈现出他对人性内在的关注和思索，文本充满着暗示和隐喻，从对人性主观世界的开拓中攫取生命的灵动之美，这一灵动即为他所谓的“神”。沈从文重造神性的方式并不是通过科学的逻辑获得，他对于神性的体验出自一种对“美”和“爱”的情感，只有这一情感达至疯狂极致状态时，生命的神性才会凸显。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沈从文在表现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变性的基础上更注重对文本形式的探索，蒙太奇、意识流和梦境的笔致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叙述方式，在内容的感召下文本的形式逐渐生成了新的意义并显现为有意味的形式。多方面的文学探索丰富了沈从文实验小说的意义，然而遗憾的是在“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突出了救亡图存的文学创作的功利性，社会功利性挤压了中国作家的审美心理追求，他们提倡纯粹审美的追求，对审美现代性避而远之，这迫使沈从文停滞了他对实验小说的探索，《看虹录》和《摘星录》所留下的“看虹”与“摘星”梦也因此变成读者对沈从文创作星空中最特别的遥望。

{1} 赵乐、车成安、王林：《西方現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参考文献：

[1] 赵乐，车成安，王林编.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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