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伟

【摘 要】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几个历史时期，日渐深入。清末，西方财政学的传播基本上仅限于常识层面；北洋政府时期，深入到理论层面；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首先，瓦格纳强调以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财政理念对国人的影响特别大；其次，西方财政学的传播服务于近代中国的财政改革运动。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近代中国；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西方财政学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推动了中国传统财政思想向近代化的转型，促进了近代财税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比较薄弱。

一、西方财政学框架的搭建与早期发展

从古典财政学到新古典财政学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和公债等问题，确立了财政学体系。与其经济思想一致，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认为，社会福利的提高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的，无须政府干预。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其职能应严格限定于国防、司法以及提供私人不愿承担但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上。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思想为后来财政学的发展搭建了基本框架，在学说史的研究中被称为“古典财政理论”。

总体而言，此后西方财政学都是在斯密财政理论基础上的分化和综合，尽管对政府职能的看法可能存在一些不同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古典财政学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政府部门的活动是非生产性的，因而无法解释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的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中，边际主义学者对古典学派的方法和理论加以修改或否定，采用边际分析方法阐述和解决经济问题[1]。

（一）经济学原理

1890年，马歇尔（AlfredMarshall）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指出用于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劳务也是有价值的，也是“生产性”的，从而将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他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税负的转嫁与归宿问题，奠定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基础，使财政学研究走上可验证的轨道，这一时期的财政学研究也因此而被称为新古典财政学。马歇尔的学生庇古（Arthur C. Pigou）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构建了规范分析理论体系。

（二）收负分配

庇古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考察，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给予财政补贴的方法促进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进而实现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此外，庇古还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对税收负担在个人间的分配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将收入分配问题纳入财政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在收入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情况下，税收的分配应当使边际牺牲相等，以达到总牺牲最小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三）边际效用理论

在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奥意学者和瑞典学者开始了对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奥意学者指出，除适用于私人产品之外，边际效用理论同样适用于公共产品。差别主要在于，由于公共产品的消费存在着不可分割性，因此，人们无法通过消费数量的改变增加或减少从公共产品中共产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与因征税而导致的边际效用损失等。瑞典学者威克塞尔认为，尽管税收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征收的，但征税时仍应将公共产品为个人带来的收益与个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所作的贡献结合起来。换言之，税收负担的分配应当按照受益原则进行。他还指出，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殊性会导致免费搭车机制的存在，选民的偏好表露可能不够真实，因此，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能简单地模拟市场而忽视政治程序问题。在威克塞尔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林达尔建立起一个类似于私人物品竞争市场的公共产品供应模型。他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每个人都面临着根据自己意愿确定的价格，并均可按照这种价格购买公共产品总量[2]。

二、清末（1860-1911年）：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初步传播

在近代中国何人最早传播西方财政学知识，对此我们颇难确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9世纪60年代以后，关心和传播西方财经知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佼佼者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陈炽、张謇维新以后的税制改革有所介绍。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一定影响。曾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则是这一时期少数几个对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理论素养的思想家之一（其经济方面的代表作等，其中以黄遵宪、马建忠较为突出。黄遵宪在出任外使期间，悉心考察欧美、日本的文化制度，著有《日本国志》（1895）。

书中对西方预算制度和日本明治的税制改革有所介绍。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一定影响。曾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则是这一时期少数几个对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理论素养的思想家之一（其经济方面的代表作《适可斋记言记行》刊行于1896年）。他在介绍西方关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中国严重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现象，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保护关税的主张。进入20世纪以后，研究财经问题的学者开始接触国外财经科学原著，从而加快了西方财经思想在中國传播的步伐。以下三人值得关注。

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年）对西方近代经济学著作的涉猎范围甚广，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于1897- 1900年翻译、1902年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该书的第五篇专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属于财政学理论。梁启超（1873-1929年）则是20世纪初中国财政学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对西方财政理论的涉猎范围广（包括租税转嫁问题、分税制理论、公债理论等），在传播西方财政学说方面功绩卓著。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对西方财经理论和政策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当时较高的水准。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关财经的论述主要是为其经济纲领服务，而不是纯学术探讨。1900- 1911年，中国共出版过数十部近代经济学著作，有不少涉及西方财税理论和制度。在1900年一个突出现象是，财政学原理一类的编著或译著开始出现[3]。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胡子清编的《财政学》（东京井木活版所1905年出版）、黄可权编的《财政学》（天津丙午社1907年出版）以及张锡之、晏才杰等译的《比较财政学》（东京财政调查社1909年出版）。

胡子清所编的《财政学》出版于日本东京，主要供该地的中国留学生阅读该书共分“总论”、“经费论”、“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和“地方财政”五编，主要取材于作者在早稻田大学的听课笔记，是迄今已知最早的国人自撰的财政学原理一类的著作。张锡之、晏才杰翻译的《比较财政学》的原著作者为日本著名财政学家小林丑三郎，该书分财政学总论、国家经费论、国家收入论、国家公债论、国家财务论、财政史论六编，其特色是重视各国财政制度以及各派学说的比较。该书原著出版于1905年，反映了19世纪末西方财政学的理论研究进展，受以瓦格纳（当时也有译作瓦格涅）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理论的影响尤大。

三、结论

本文拟分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对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过程和整体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并总结传播呈现的特点，以期加深对近代中国财政理论和财税制度变迁的理解。由于财政学的传播深度受制于一般经济学的传播水平，故在本文的讨论中往往以对经济学的简介为背景。

【参考文献】

[1]杨志勇.财政学的基本问题——兼论中国财政学发展的着力点[J].财政研究，2017（12）：11-20.

[2]安体富.关于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与定位问题[J].财贸经济，2016（12）：17-27.

[3]马珺.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J].财贸经济，2015（07）：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