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彼蔚

【摘 要】中国文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如何向世界各国“走出去”是目前受到广泛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其英语译介活动目前已初现成效，这在为其他语种的译介提供良好范式和参考同时，其逐渐显现的中心地位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多语种译介带来了一定“干扰”。本文以严歌苓作品《金陵十三钗》为个案，对当代文学作品多语种译介模式中表现出的一些问题及其原因进行较深入的分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更全面的思考。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多语种；西班牙语

一、引言

近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也开始逐渐表现出浓厚兴趣和极高关注。随着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尤其是走向西方世界的路途中竖起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莫言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赢得的初步成功，离不开其作品在西方世界成功的译介和传播，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在向西方世界译介莫言的事业过程中发挥的强大作用不可忽视。这极好地证明了一个事实——良好的跨文化译介是中国当代文学向世界“走出去”的一座重要门户，但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寻求更好译介模式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严歌苓是中国当代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为一名出生于中国的美籍华人女性作家，严歌苓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细腻写实的创作风格在汉语文坛中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她在笔耕不辍地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同影视媒体等传播媒介的合作当中，担任其作品跨媒介改编的执笔人。例如，2011年张艺谋指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即由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并由严歌苓本人亲自参与到剧本的编写当中。这部以南京大屠杀前后时期为背景的作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和故事，以有限的侧面向世界讲述了侵华日军犯下的这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罪行。

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前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中，严歌苓这部同名小说作品的对外译介成为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该小说被先后译成英、法、西、德、意等多种语言在相应国家出版发行。本文以《金陵十三钗》的多语种译介和出版为案例，重点围绕对其英语译本和西班牙语译本的译介和出版过程所反映出的中国当代文学跨文化译介可借鉴吸取的模式，以及值得反思和规避的问题，探析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好地向西方世界“走出去”，更好展示中国风貌、描绘中国情调、讲述中国故事。

二、小说《金陵十三钗》及其译介情况

严歌苓小说作品《金陵十三钗》的最初版本是以中篇小说形式于2005年首次刊登在《小说月报·原创版》，后又经历多次出版，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被导演张艺谋选用改编为同名电影的剧本后，严歌苓对中篇小说进行了扩充，从而形成现有的长篇版本，并于2011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金陵十三钗》中篇与长篇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向读者再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时，长篇版本中更多地渗透进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深刻思考[6]。本文所涉及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主要为长篇版本及其译本。

《金陵十三钗》的英语译本“The flowers of war”由英国汉学家妮基·哈曼（Nicky Harman）译成，由哈维塞克出版公司（Harvill Secker）出版，该出版社隶属于知名跨国出版公司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该译本于2012年1月在英语国家市场（以英国、美国为主）发行。随后，其西班牙语译本“Las flores de la guerra”、法语译本“Fleurs de guerre”、德语译本“Die m dchen von Nanking”、意大利语译本“I tredici fiori della guerra”均在相应语种国家出版。各版本译本中，英语译本以其积极的跨文化改写译介策略[9]、较大的语言文化受众群体、和更加成熟的出版发行模式，在西方评论界和大众读者中产生了较为良好的反响（文军、王昕娟，2014）。

从接受群体的数量和广度而言，除英译本外，其西班牙语译本是最具传播和影响潜力的译介版本。西班牙语作为仅次于汉语和英语的世界第三大语种，中国文学应对面向该语种读者群体的译介活动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金陵十三钗》的西班牙语译本Las flores de la guerra（后简称“西译本”）于2012年2月由西班牙著名的文学出版社——旺泉出版社（Editorial Alfaguara）出版，由西班牙翻译家努里娅·毕塔尔克·莱德斯玛（Nuria Pitarque Ledesma）翻译。该译者具有多年在中国任教西班牙语课程，以及在国外教授中文和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的工作经历。她精通汉语，熟知中国文化，译有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张悦然的《十爱》等多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2011年，译者受旺泉出版社委托，在七月至十一月间完成并提交了小说《金陵十三钗》的汉西翻译初稿，随后又与出版社执行编辑玛利娅·法塞（María Fasce）合作完成了對译稿的修订，形成目前的西译本，在各西语国家和地区发行销售。

三、《金陵十三钗》英译本对西班牙语译本的“介入”

前文提到，在小说《金陵十三钗》的英语译本翻译过程中，译者妮基·哈曼对原作的翻译采用了积极的跨文化改写策略。朱振武、刘文杰（2017）从评析该译本翻译技巧的角度，对英译本所采取的归化、异化和增、删处理等进行了举例和探讨，认为译文在保留源语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充分尊重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感受，是将作品顺利译介到西方世界的成功改写，并将其总结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9]。除语言转换上的加工处理外，该译本还在叙事风格、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安排等叙事技巧上进行了较为大胆的改写。例如省略原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人物英格曼神父的结局的改写，和将原文“引子”部分的内容调整至译文“后记”（Epilogue）等。此外，小说作者严歌苓本人也积极参与到英译本的改写过程当中，并将其看作是原作的“英文再创作”[3]该译本一经出版，便在英美评论界和大众读者当中产生了不小反响，从作家、评论家，到各类报刊杂志、书评媒体，西方读者在接触和阅读该译本后，对其展示的日军侵华的故事背景、作者严歌苓的个人创作和风格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跨文化操纵等均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和兴趣[7]。从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情况来看，《金陵十三钗》英译本基本完成了它所背负的文学与商业的双重使命。

相较于英语译介，小说《金陵十三钗》的西班牙语译介活动则略显缺失“自主性”。在笔者与译者努里娅·毕塔尔克的通信访问中，译者向我们介绍了该小说的西班牙语翻译过程中所经历了“波折”。译者本人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的文学翻译工作者，面对中国文学，她严肃、敬重的态度使她在该小说翻译初期选择了相对保守的忠于原文策略，以求译文向读者展示原汁原味的严歌苓风格。这一策略在后来的译本编辑工作中遭遇修正。经出版方和作者本人的提议，《金陵十三钗》西班牙语译本逐步由原本的忠实版本演化为跨文化的改写版本，这一演化过程由出版方旺泉出版社执行编辑玛利娅·法塞与译者努里娅联合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方和作者的要求下，西班牙语译本在叙事技巧的改写上很大程度借鉴了妮基·哈曼与严歌苓合力推出的英语译本的改写模式，如前文提及的人物改写、情节改写、叙述人改写等，均从英语译本照搬至西语译本当中。

西班牙当代作家、《国家报》书评人赫苏斯·费雷罗（Jesús Ferrero）评价该作品“再次展示了严歌苓令人难忘的人物刻画和挥之不去的阅读震撼”。然而，无论他知情与否，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西班牙语读者，和英语读者一样，面对的是一部经历了多方参与和操纵的“复合改写”过后的严歌苓。为了解该译本在西班牙语普通读者中的接受情况，笔者浏览了西班牙国内如“Quelibroleo”、“Bitácora de mis lecturas”、“Devoradora del libro”等大众书评网站，发现读者对该作品的阅读反馈总体积极，不乏对作品的人物刻画和所展示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背景深感震撼，而对作品的语言和叙事风格则褒贬不一，如来自“Ociozero”书评网站的一名读者书评人认为“作品叙事中规中矩，但缺乏深度”。正如前文所提，读者接触到的《金陵十三钗》是经过效仿英译改写模式“重生”的版本，而叙事简化也正是本作英译改写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严歌苓“翻手苍凉、覆手繁华”的叙事功底早已深入人心，她细腻的叙事风格虽极为写实，却从不给人以缺乏深度之感。国外读者所产生的“缺乏深度”的印象无疑是作品译介在跨文化改写中所带来的风格缺失。

四、《金陵十三钗》多语种译介改写模式产生原因浅析

得益于中国文学在英语翻译和出版所积累的相对丰富的经验、作者本人、翻译赞助人对英语译介的足够重视与投入和相对成熟的资本运作方式，从翻译的发起到形成再到接受，小说《金陵十三钗》的英语译介虽和许多中国文学作品所经历的译介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是一个符合常规的、成功的案例。然而，当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作者不甘止步于英语世界，渴望向英语世界之外更多更大的文化群体靠近时，英语译介模式的经验是否仍具有权威性和可复制性，其成功之处应如何被吸收、接纳到其他语种，如西班牙语的译介活动当中，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西班牙语为例，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西班牙语世界人口基数巨大，现有和潜在的读者群体不容小觑。从上个世纪到今天，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包括莫言、余华在内的当代中国作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来自拉丁美洲地区西班牙语文学的影响。可见，当代中国文学并非与西班牙语文学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当代文学向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实则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并非必须依赖英语的译介模式。在《金陵十三钗》的译介案例中，我们发现英译本对西译本的“介入”主要因具备了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在译介的赞助人（Patronage）系统中，以面向英美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直2012年起，由于经营问题，西班牙旺泉出版社所属的圣地利亚纳（Santillana）出版公司计划对外出售旺泉出版社股份。短短两年后，兰登企鹅书社便完成了对旺泉出版社的完全收购。这一时期内，《金陵十三钗》英语译本出版社哈维塞克公司与西班牙语译本出版社旺泉出版社实则已经开始归属于同一赞助人体系——兰登企鹅书社。作为世界知名的老牌出版公司，该出版社一直有着面向以英语为载体的英美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旨在“用现代英语为普通读者呈现可读性强而引人入胜的伟大译本”（胡安江，2017）。赞助人系统的构成决定了《金陵十三钗》的西班牙语译介活动必定面临强大的英美文化意识形态的干预。

第二，西班牙语译本的改写过程中，英语文学的诗学系统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译者妮基·哈曼，到兰登企鹅书社执行编辑蕾贝卡·卡特（Rebecca Cartar），均来自于纯正而传统的英语文学体系，而积极参与到译介改写活动中的作者严歌苓本人，其求学经历和创作生涯也使她接受了英美文学、诗学和文化的巨大影响。此外，西译本执行编辑玛利娅·法塞女士是一位多年从事英美文学译本的编辑工作者，对英美文学的诗学系统有深入了解和接触，这无疑也会为《金陵十三钗》西语译本的译介工作渗入英美文学诗学的元素，或使得西语译介更易于接受英美文学诗学系统的影响。由此可见，小说西班牙语译本的译介活动中，英语文学诗学系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代表西班牙语文学诗学影响力的译者努里娅·毕塔尔克则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

五、结语：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忠”与“改”

《金陵十三钗》的译介案例反映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的两个特征：一，针对目标文化的改写是译介活动的主导策略，这一策略在具体的翻译问题上主要体现为译文针对目标语文化的归化；二，对非英语语种译介而言，英美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学诗学仍占据强大的主导地位，以该作品的西班牙语译介为例，西语译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英语译本的改写方式“同化”，这种为追求作品接受的穩妥性所采取的“模式捷径”，忽视了对西班牙语文学文化因素的具体考量，有可能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作者在真正进入西班牙语世界的路途中走上“文化弯路”。

文学译介的成功与否是否应以其在目标文化的接受情况为最终判断标准，文学作品翻译应采取忠于原文的保守态度，还是大胆改写的积极策略，是多年来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实际上，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从出版社、媒体、学界到普通读者，“中国文学”还并不是一个成熟、具体的概念，甚至是一无所知[4]。整个中国文学现状如此，中国当代文学则更是如此。与《红楼梦》等已经树立经典化地位的名著不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仍具有新鲜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革新力，同时它们也是中国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亟待被世界认识了解的一部分。诚如谢天振教授所言，译介活动必须要认清译入语国家的诸多操控因素，强行输出意识形态只会对译介效果造成干扰[5]。尽管莫言在西方世界的成功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迈开了里程碑式的一步，但多彩缤纷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将它除莫言之外的更多至宝推向世界，这是需要文学和译介工作者们尽快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勒菲弗尔.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2]严歌苓. 金陵十三钗 [M]. 作家出版社， 2015.

[3]冯樨. 《金陵十三钗》的版本变迁与主题生成 [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3， 04）： 57-62.

[4]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思考 [J]. 中国翻译， 2017， 5）： 77-80.

[5]王志勤， 谢天振.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 [J]. 学术月刊， 2013， 2）： 21-7.

[6]刘云. 《金陵十三钗》中篇到长篇的历史叙述演变 [J]. 名作欣赏， 2012， 27）： 73-5.

[7]文军， 王昕娟. 《金陵十三钗》英译本评论研究 [J]. 外语教育研究， 2014， 03）： 44-50.

[8]伊塔马·埃文-佐哈尔， 张南峰. 多元系统论 [J]. 中国翻译， 2002， 4）： 19-25.

[9]朱振武， 刘文杰. 汉学家韩斌的“创造性叛逆”——以《金陵十三钗》的英译为例 [J]. 外文研究， 2017， 02）： 50-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