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视角下的城市公园耦合协调发展度研究

2018-04-17刘艳艳王泽宏李钰君

上海城市管理 2018年2期

刘艳艳王泽宏李钰君

摘要：公园作为城市居民休闲空间的主要载体，其供给和需求是否相协调，对于城市的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首先分析公园分布特征，然后从供需平衡的角度，选取街道居住用地被公园服务覆盖率、街道人均公园面积、街道平均可达公园个数作为供给指标;街道人口密度、街道60岁以上人口数、街道0～14岁人口数作为需求指标构建供需综合评价体系，并通过公园供需协调发展模型，对城市公园供需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广州市中心城区的各区公园分布不平衡，各类别公园分布存在差异，城市公园整体表现为供不应求，供需空间分异明显;②耦合度总体较高，且分布较为均衡，协调发展度总体偏低，供需之间所处的发展层次低;③协调发展类型中供给损益型最多，滞后型最少。

关键词：公园;广州市中心城区;供需平衡;协调发展度模型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8.02.013

引言

1978年至2016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9亿人，城市化率从17.9%提升到57.4%，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1-2]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区域发展。另一方面，过快的城镇化，催生城镇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居住环境质量下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协调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如何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3]如何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成为当前城镇化的重要议题。城市公园作为城市绿色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一种，开展对城市公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对于城市公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可达性、[4-8]城市公園的影响、空间分布和景观格局、城市公园的使用情况等几个方面。具体如：陈秋晓等人在机会公平的视角下，运用ArcGIS网络分析法，对绍兴市的城市公园可达性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9]吴健生等人基于ArcGIS的OD分析，通过供与需两个方面分析福田区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10]邱慧等运用Hedonic模型分析株洲城市公共景观神农城对周边住宅价格的影响，表明神农城对周边住宅价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陈庚等引入半对数特征价格模型，发现大型城市森林公园对周边住宅价格的影响存在方向和距离上的差异;[12]李华运用缓冲区揭示上海市生态游憩空间的空间分异特征;[13]毛小岗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景观指数分析2000年至2010年北京市城市公园的空间格局变化;[14]杨艳琼等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研究了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的景观格局;[15]肖星等以广州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萃取调查问卷中6个影响城市公园使用满意度的因子，并对其进行验证;[16]张海霞等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主成分分析和方差分析，分析杭州市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空间分异与社会差异;[17]李芬等以北京市20个城市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湿地公园吸引力评价体系;[18]李建伟等以西安市丰庆公园为例通过问卷分析性别差异影响城市公园游憩行为时空分异特征的具体表现;[19]姚雪松等基于老年人的活动需求分析长春市主城区公园供给情况。[20]可见，在对城市公园的研究中，通过建立城市公园供需评价体系并分析其供需空间格局的研究较少。广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积极打造“花城”城市品牌，2016年底城市化率达到85.8%，森林覆盖率达42.0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6.5平方米，在城市发展建设上先行一步，其城市建设管理经验对其他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首先介绍各类城市公园空间分布情况，其次构建城市公园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度模型，计算城市公园供需综合评价指数，分析城市公园供需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类型的空间格局。

一、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域为广州市中心城区116个街道，中心城区包括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和黄埔区等六个行政区，占地面积1 471平方千米，第六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810万人。依照不同公园面积将公园分成五个类型，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全市性公园、区域性公园、居住区公园、小区游园和口袋公园（表1），并确定不同类型公园的步行可承受上限，用ArcGIS软件通过成本栅格方法计算不同类型公园的最大覆盖范围，用于供给指标的计算。

（二）数据来源

文中公园数据来源于《广州市公园名录第一批（2015年）》，并通过百度地图POI数据，完善公园数据。运用ArcGIS对高分卫星图矢量化，建立包括公园及公园大门位置、不同等级道路、居住用地等的空间数据库。需求的体现在于人口，因此从广州市统计局获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用于需求计算。

（三）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更好地解释城市公园供需协调发展状况，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21]并基于数据的准确性和获取的可行性，从城市公园和使用者出发，以街道为尺度，构建城市公园供给和需求两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包含三个正向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体系（表2）。供给指标子系统中，街道人均公园面积为基本供给状况，街道居住用地被公园服务覆盖率表征城市公园服务效率，街道平均可达公园个数表征城市公园可选择度;需求指标子系统中，街道人口密度代表城市公园基本需求量，60岁及以上人口和0～14岁人口是城市公园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群体，代表特定人群的需求。

2.协调发展度模型和计算方法

耦合度可以评价多个系统是否协调一致、配合得当，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用于描述系统或要素之间作用的强度和相互影响程度，判断系统间相互作用的进程。但由于系统或要素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系统间可以是高水平的协同也可以是低水平的协同，为了更好地描述系统整体的“协调水平”和“协同效应”，反应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程度和水平的高低，引入协调发展度的概念。协调发展度的评价综合了系统或要素间的耦合状况以及二者所处的发展层次（即系统或要素间的总体协调程度或水平），[22]文中的协调发展度模型包括两个部分，即耦合度模型与协调发展度模型。

对不同量纲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采用熵技术的AHP方法计算指标权重，通过模糊隶属度函数计算各个指标的隶属度值，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公园供给综合评价指数和公园需求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三、中心城区公园分布特征

全市性公園多分布在城区边缘，黄埔区全市性公园数量最多，荔湾区无全市性公园。区域性公园呈三条带状分布，分布在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越秀区及白云区和黄埔区的北部。居住区公园和小区游园的分布具有连续性，两类公园分布雷同，主要分布在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及其白云区西部和黄埔区南部。小区游园呈一条带状分布，主要要分布在白云区西部及荔湾区东北部（图1）。

综上所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各区公园分布不平衡，受自然环境和历史变革的影响，荔湾区和越秀区公园建设最为成熟，区内分布较为分散，数量相对较多。天河区和海珠区公园公园类型分配均衡，但是公园分布较为集中，部分街道不被公园所服务。白云区和黄埔区公园分布极其不均衡，区内大型公园主要分布于白云区的南部和黄埔区的东部，造成公园的超额供给。

四、结果分析

（一）供需空间格局

中心城区整体供给综合评价指数均值为0.111605，需求综合评价指数均值为0.289900，两者关系表现为“供不应求”，且供需缺口较大。

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园供给综合评价指数空间分异明显，供给综合评价指数高的街道分布在中心城区东部、中西部及南部，评价指数低的街道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的北部，其余部分则散落分布在各个行政区。高供给综合评价指数的街道可分为两类，一类位于近郊区，邻近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大型公园;另一类街道位于发展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公园体系发育完全，公园配套较好。高需求综合评价指数街道的分布呈双核状，集中在中心城区北部、越秀区、海珠区东部和天河区中部，公园使用主体的集聚使这两个区域成为公园需求的峰值区（图2）。

（二）耦合度空间格局

供需耦合度的取值范围在0.001781到0.999732之间，最高为黄埔区的萝岗街道，最低为白云区的钟落潭镇。耦合度仅仅是系统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只表达系统间相互依赖的强度，不能判断系统相互作用后表现出的优劣。当C=0时，城市公园供给与居民的公园需求之间处于无关状态，系统将向无序发展。当0

（三）协调发展等级的空间格局

与耦合度相比，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园供需协调发展度的情况较差，总体上供需协调发展度的值偏低，处于0.016487到0.551350之间，最高为黄埔区的穗东街道，最低为白云区的钟落潭镇。中心城区的供需协调发展度均值为0.308982，表现为失调，说明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园供需的协调发展水平低，供需之间所处的发展层次低（图4）。

根据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对协调等级进行划分，广州市中心城区的协调发展等级有三类，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失调。其中达到勉强协调的街道仅有2个，占总数的2%，为越秀区的六榕街道和黄埔区的穗东街道;濒临失调的街道有20个，占总数的17%，集中在中心城区东北部，以及中西部靠近白云山、越秀公园和流花湖公园的老城区一带;失调的街道有94个，占比达到81%，分布广泛，是广州市中心城区最普遍的类型，具有典型性，反映出中心城区整体供需不平衡，且失衡程度高。

（四）协调发展类型空间格局

在协调度的基础上，结合供给综合评价指数和需求综合评价指数，对中心城区的街道进行协调类型的划分，分为供给滞后型、供给损益型、需求滞后型和需求损益型。从供需关系来看，需求滞后型和需求损益型仅有18个，供给滞后型和供给损益型共有98个，供小于需的街道远多于供大于需的街道，广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的供需矛盾突出，供大于需的街道多分布在中心城区的中部和南部临近森林公园和大型湿地的区域。从类型上看，需求滞后型与供给滞后型一样都仅有一个街道，需求滞后型为黄埔区的穗东街道，供给滞后型为越秀区六榕街道。需求损益型街道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中部和南部，以及黄埔区的东区街道。供给损益型街道分布范围广，在中心城区的不同位置均有大量街道属于供给损益型，是主要的协调发展类型（图5）。

五、结论与讨论

城市公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一种，其供需格局在空间上的表现随着城市化发展而不断变化，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通过构建供需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园供需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并对广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供需特征的空间格局进行梳理，城市公园供给需求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供需差异的格局。结果表明：

一是广州市中心城区各区公园分布不平衡，供需空间分异明显，且呈现一种错位的状态，供小于需的街道占比达88.24%，总体上表现为供不应求。

二是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园供需耦合度总体较高，分拮抗阶段、磨合阶段、协调阶段三个阶段，阶段比为33：33：34，不同阶段的街道占比均衡，在空间布局上具有聚集、连续的特性。广州市中心城区城市公园供给与居民需求两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程度较高，表现出公园供给与居民需求子系统间存在较强相互依赖关系。但是公园的协调发展度低，多数街道表现为失调，仅有两个街道达到勉强协调，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街道有59个，占50%，与广州市“花城”的地位不符，今后的公园绿地系统规划需要考虑区域的供需差异状况，着力提高公园的供需水平，既要提供公园供给，又要保证公园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是将协调发展度进行类型划分，分为4种类型，发现各类型分布区域的区域供需特征明显，供给损益型最多，供给滞后性最少。

本文以供需两个系统为基础，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将供需两个系统串联起来，最后分析供需在空间上的分布。在供需评价指标的构建上，从供给方与需求方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指标体系。但是，评价不仅仅只有客观的评价，还有主观的评价。基于公园使用者的主观意识，利用问卷或访谈的形式，将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是未来开展相关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2014-03-16）[2017-12-10].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2014.03.16.

中国统计年鉴2017[EB/OL].（2017-10-13）[2017-12-1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张文忠.宜居城市建设的核心框架[J].地理研究，2016，35（2）：205-213.

马林兵，曹小曙.基于GIS的城市公共绿地景观可达性评价方法[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5（6）：111-115.

尹海伟，孔繁花.济南市城市绿地可达性分析[J].植物生态学报，2006，30（1）：17-24.

周廷刚，郭达志.基于GIS的城市绿地景观引力场研究——以宁波市为例[J].生态学报，2004，24（6）：1157-1163.

袁丽华，徐培玮.北京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15，28（1）：22-25.

魏冶，修春亮，高瑞.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沈阳市绿地可达性评价[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4）：479-487.

陈秋晓，侯焱，吴霜.机会公平视角下绍兴城市公園绿地可达性评价[J].地理科学，2016，36（3）：375-383.

吴健生，司梦林，李卫锋.供需平衡视角下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分析——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J].应用生态学报，2016，27（9）：2831-2838.

邱慧，蒋涤非，易欣.城市公共景观对周边住宅价格影响——以株洲神农城为例[J].经济地理，2011，31（12）：2105-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