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戚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89）

引 言

音乐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一直处于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统治地位。然而，由于传统研究方式的自身局限性，以及无法从方法论内部找到可以超越自身的切入点等缘故，实证主义在20世纪末就面临了“新音乐学”的强烈挑战。[1]科尔曼作为“新音乐学”研究的领路人，重在强调史学研究中的批评意识。他所倡导的审美批评性音乐学研究，可以说开启了新世纪音乐学研究的新篇章。于是，我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领域，在借鉴和整合其他人文社科方法论的基础之上，有意识地注入了多元性、多解性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旨在进一步深入地探寻创作主体“人”及文化空间的思想状态与现实根源。国内学界近些年对如上述西方音乐研究的学术前沿，同样给予高度关注，并出现了多元化的具体研究成果。可以说，以独特的人文与批评视角审视音乐事象的新生代研究力量也在不断壮大。这足以体现了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学者从“受动性”研究向“能动性”研究的逐步转变。

一、借鉴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人”、“文化”的关注

民族音乐学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多维度的思考方式，对当今其他音乐学学科研究的再定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事实上，西方音乐由欧洲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发展起来的艺术音乐开始，经近三千年的技术追求、理论创新而形成的一整套从物理音响的声学研究到乐器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