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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710119）

近年来，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音乐作品内涵的探讨愈论愈热。经20世纪逐渐兴起的“马勒复兴”之势，研究者除了关注马勒音乐本身外，更多地思考音乐中富含的内涵与现代人精神诉求的契合和共鸣。马勒音乐内涵的研究涌现出大量专著和博士论文，领军人物有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①、国际马勒研究专家英国学者唐纳德·米切尔（Donald Mitchell，1925-）②、德国音乐学家康斯坦汀·弗洛罗斯（Constantin Floros，1930-）③、纳撒尼尔·奥斯特（Nathanael Oster）④等。国内对马勒音乐内涵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与马勒研究并驾齐驱，对于死亡内涵的关注亦始于此⑤，这些研究基本确立了死亡内涵在马勒音乐中的核心价值。

西方音乐中的死亡因素由来已久，虽然每部作品各自产生的背景和作曲家对死亡的认知不同，但死亡是音乐创作中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Agamemnon）临死的叫喊，到中世纪基督教圣咏对耶稣复活的虔诚礼赞，再到文艺复兴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1505-1585）的《耶利米哀歌》（Lamenta-tions），巴洛克普赛尔（Henry Purcell，1659-1695）的《当我长眠地下》，以及基督教受难乐在巴赫三部曲中达到的巅峰，再到古典时期莫扎特撼人心魄的《安魂弥撒》（Requiem，k626，1791），至浪漫主义时期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开启现代主义音乐对死亡关注的“特里斯坦之死”（Acts 3，Tristan’death），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死与净化》（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中通过与死神搏斗的灵魂履历。在西方音乐演进中，涵盖死亡主题的音乐作品占有的比例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只要具有强烈戏剧性的音乐作品中都会有死亡主题，更不论巴赫、贝多芬、马勒等倾心思索人类世界悲欢离合的死亡主题伟大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