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杭州市 310018）

中国毒品史主要讲述的是毒品（鸦片烟毒）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与其他历史相比较，中国毒品史是一个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和思考，笔者对中国毒品史教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 中国毒品史的开端、范畴和基本线索

1.1 中国毒品史的开端

中国最早流行的毒品是鸦片，因此鸦片在中国的流行时间可视为中国毒品史的开端。鸦片的原生植物是罂粟，大约在七世纪左右，阿拉伯商人将罂粟种子带入中国，并开始在少数地区零星种植。宋元之际，中国文献中关于罂粟的记载越来越多。尽管如此，宋元时期，时人种植罂粟主要是为了观赏和药用，罂粟籽用于熬粥，罂粟壳用于治疗痢疾等疾病。在明代之前，尚无“鸦片”一称，也不懂得鸦片的制作方法。明中叶，鸦片作为一种名贵的药材输入到中国，并在当时的富贵阶层中用于消遣娱乐使用。当使用鸦片是为了体验其特殊的精神效应时，鸦片就从药品变成了毒品，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毒品史始于明代。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政府正式发布禁烟令，严禁吸食鸦片，基于毒品的法律管制属性，可以认为发布禁烟令后吸食鸦片正式成为一种非法的吸毒行为。因此，一般而言，中国毒品史始于明代；从法学角度而言，中国毒品史始于1729年。

1.2 中国毒品史的范畴

依笔者之见，中国毒品史的内容涵盖毒品的方方面面，包括缉毒执法、禁吸戒毒、毒品预防等，只要涉及毒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都属于中国毒品史的范畴。中国毒品史包括中国禁毒史，中国禁毒史是中国毒品史的一个分支。这可以从几本中国禁毒史的著作（齐磊、胡金野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禁毒史》；王金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禁毒史》；张绍民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禁毒大视角：中国禁毒历史概况》）主要写中国历史上的禁烟禁毒运动中得到佐证。

1.3 中国毒品史的基本线索

纵览中国毒品史，笔者发现其基本线索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西方列强（最开始是葡萄牙、荷兰，后来主要是英国）将毒品输入中国和中国本土种植罂粟，制造毒品，两者联合造成毒品在中国的泛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因为鸦片问题相继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日本侵华时期推行毒化中国政策，在其占领地广泛种植罂粟，制造鸦片、吗啡、红丸等毒品，并大肆卖给中国人吸食。第二个过程，是不同时期中国政府（清政府、国民政府、共和国政府）禁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虎门销烟、清末民初禁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新中国成立之初厉行禁毒，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

2 中国毒品史的教学功能和目标

2.1 中国毒品史的教学功能

目前，在整个学校（大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体系中，高校毒品预防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很多高校对此不重视，以选修课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系统而严格的毒品预防教育非常少[1]。中国毒品史讲述的是毒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课程本身就具有禁毒教育的功能。通过中国毒品史教学，向学生普及毒品预防知识，可以提高他们自觉抵制毒品侵害的能力。

除了禁毒教育这一固有功能外，中国毒品史还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在时间跨度上，中国毒品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很大一段时间是重叠的，鸦片战争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内容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毒品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学习中国毒品史等于从毒品（鸦片烟毒）的角度再次重温中国落后挨打的苦难史，这本身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次因为鸦片原因爆发的战争，以及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都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材料。“东亚病夫”这一侮辱性的词语，也是因清末中国人吸食鸦片导致身体瘦弱，所以遭洋人轻视而得来，这个词本身就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由此可见，与在中国近代史中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样，利用中国毒品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完全可行的。

2.2 中国毒品史的教学目标

在知识目标上，一是知道毒品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梗概和重大事件，二是知道近代中国屡次遭受外国侵略、欺辱的原因。在情感与态度目标上，一是珍爱生命，热爱生活，远离毒品，二是勿忘历史，热爱祖国。在能力目标上，一是学会搜集、整理报刊文献资源和音像资源，二是学会从不同角度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

3 中国毒品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

3.1 教学内容

与其他历史相比较，中国毒品史是一个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可用于参考的教材比较少。笔者使用过两本《中国毒品史》的教材，一本是苏智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毒品史》（以下简称苏版），另一本是朱庆葆、刘霆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毒品史：黑色的瘟疫》（以下简称朱版）。苏版《中国毒品史》完全根据历史的发展脉络来写。朱版基本上也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写，同时兼顾了内容的横向展开。这两本著作都对中国毒品史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但作为选修课教学而言，这两本著作在内容上都过于庞杂、不够精炼。在此，笔者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简明扼要地总结了鸦片输入中国的历史，鸦片的泛滥及其危害，以及雍正以来历届中国政府的禁烟政策的演变。笔者梳理后的中国毒品史略如下：

3.1.1 唐宋元时期的罂粟[2]31-36

中国不是罂粟的原产地。罂粟及其制品鸦片都是从国外传入的，始于唐代。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一种西方珍贵的解毒药品，最重要的成分是鸦片——是鸦片制剂进入中国的最早记录。阿拉伯人在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种子带到了中国。不久中国人开始种植罂粟了。在唐代，罂粟还仅仅是观赏植物。到了宋代，随着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罂粟壳用于治病（痢疾等），罂粟籽用于食用（煮粥）。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蒙古人从印度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流行服食鸦片的最早成文记录。

3.1.2 明中叶至明末清初时期的鸦片[2]36-44

唐宋元时期尚无“鸦片”一词，也不懂鸦片的制作方法，时人栽种罂粟主要是为了观赏和药用。直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王玺撰写的《医林集要》才记载：鸦片的提取方法——从罂粟未成熟的硕果割浆制鸦片——从天方国传入。天方国，即今日之沙特阿拉伯。明代时，中国人对鸦片的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泄痢、风瘫、久咳等二十余种病痛。此外，李时珍还在书中记载了鸦片“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可见，鸦片在明代逐渐衍变为纵欲之物。虽然如此，明代时，鸦片仍限于药用的范畴，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浆制鸦片，但主要来源仍是从外国输入。由于进口的鸦片急剧增加，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首次将它列入纳税之药物。万历皇帝自己就生食鸦片。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出现了吃鸦片者。明代中叶以后，鸦片由药用品演变为享乐的奢侈品。

17世纪前期（明末），荷兰人入侵东南亚，将爪哇一带的吸食鸦片法——取鸦片浆液蒸熟，再滤去残渣，与烟叶混合制成丸子，然后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传到中国东南沿海，同时，在爪哇一带经商的中国人也将鸦片吸食法带回台湾、厦门等地，“自兹以后，我国人遂沾染吸食鸦片恶习”。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只是口服生鸦片。鸦片吸食方法的变革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后果，相较于生食法，吸食法不仅危害加深，而且使鸦片那种忘却烦忧、自我麻醉的舒畅感得以充分展示，从而使鸦片沦为消遣的享乐品。至于在什么时候人们停止了鸦片与烟草的伴食，而只吸鸦片，大约是清乾隆中晚期（18世纪80年代）。单纯吸食鸦片方法（只吸鸦片，不与烟草伴食）的发明是中国鸦片泛滥的催化剂。

3.1.3 清雍正至嘉庆年间的鸦片[2]45-74

1557年，葡萄牙人将澳门窃取为居留地，并以此为基地将印度鸦片输入中国，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里流行起来。为了抑制烟毒泛滥，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提高了鸦片的进口税，但并无多少实效，到雍正五年（1727年），每年进口的鸦片已达200箱（1箱约60公斤），此量已远远超过药用需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吸食鸦片的阶层。为了解决这个还不算严重的社会问题，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布了查禁鸦片的谕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毒）令。该法令规定除许可作为药用外，禁止使用和买卖鸦片，但并没有提及对鸦片进口和进口商的限制。

18世纪70年代之前，主要是葡萄牙、荷兰商人对华输入印度鸦片。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被视为中国鸦片输入史上的分水岭。从此，英国商人主导了对华鸦片贸易。从1790年到19世纪的头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入鸦片平均每年为4000箱。为遏制鸦片吸食的进一步泛滥，嘉庆十八年（1813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惩办鸦片吸食者的法令——《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

3.1.4 清道光年间的鸦片泛滥与虎门销烟[2]64-108

19世纪30年代后，鸦片输入数量迅速增加。1834年，鸦片经营权由东印度公司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中，这“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英国鸦片贩子从此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开始对中国大规模输入鸦片。据统计，1834年为21885箱，1838年激增为40020箱。急剧增加的外国鸦片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白银外流，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财政的正常运作。另一个后果是鸦片从统治阶层蔓延到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问题已开始动摇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清政府内部围绕禁烟问题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大讨论（弛禁还是严禁），最终道光皇帝采纳了严禁派的建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为配合禁烟运动的开展，清政府于1838年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禁毒法典”。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是中国第一次禁烟运动的最高潮。

3.1.5 两次鸦片战争[3]

虎门销烟（1839年6月）虽然取得了成功，然而由此引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却以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此后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逐年猛增。1848年为3.8万箱，1852年为4.8万箱，1853年为5.45万箱。《南京条约》并未将鸦片贸易合法化，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洋药准其进口”，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更加横行无忌，流毒全国。

3.1.6 洋药进口的高峰与土烟的日趋发展[3]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药”进口逐年增加，1863年为4232吨，1867年为4897吨，1880年增至6500吨，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为摆脱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弛禁鸦片。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对国内生产的“土鸦片”开禁，允许农民种植罂粟。禁令即开，国内生产的鸦片成爆炸性增加，从1836年的300吨增至1896年的12000吨，1906年更猛增至35300吨。据估计，1906年中国鸦片吸食者为2150万人，鸦片滥用问题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

3.1.7 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4]

在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认识到了禁烟的迫切性，这时，国际社会也普遍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性，不断谴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也有所松动。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禁烟运动于190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07年12月，中英订立《禁烟条约》，规定逐年递减英印鸦片进口额，十年减尽。1909年禁烟运动进入高潮，同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民国初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末禁烟政策，到1916年，国内已完全禁种罂粟。1917年底，英印鸦片全部停止入境，清末民初禁烟运动基本上取得成功。

3.1.8 军阀混战时期的烟毒泛滥[2]324-334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局面，各地军阀为筹措军费，鼓励并强迫农民种植罂粟，致使鸦片烟祸死灰复燃。1932年，中国人口4.7亿，全国吸食各类毒品（鸦片、红丸、白面、吗啡、海洛因等）人数达8000万，占人口总数的16.86%，中国的毒祸达到空前地步。吸食鸦片作为一种消遣、休闲和社交手段，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富商大贾多在烟馆中边抽鸦片边谈生意，其他阶层的市民也喜欢在烟馆里聊天，烟馆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交场所。

3.1.9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毒情[2]350-454

1935年4月，蒋介石开始实施“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禁烟禁毒计划。日本还在占领区大肆种植罂粟，提炼鸦片，制造毒品，并将烟毒贩卖给中国人。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一度继续禁烟。内战兴起，国统区毒品再度泛滥。

3.1.10 新中国禁烟 [2]454，471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约有2000万人吸食鸦片等毒品，占人口总数的4.4%。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到1952年11月底，只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害甚烈的烟毒，这是世界禁毒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3.1.11 改革开放后的毒情

改革开放后，毒品在我国重新泛滥开来。经过持续开展禁毒人民战争，中国毒情形势保持稳定。毒品问题没有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大社会问题[5]。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毒品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3.2 教学方式

在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上，应提倡“启发式”教学。采取多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得到更多的思维训练，提高其思辨能力。在中国毒品史教学中，可以采用以下教学方式：

3.2.1 主题讨论

纵览中国毒品史，有一些非常适合讨论的主题。主题一：弛禁与严禁之争。道光皇帝在命令林则徐赴广州禁烟之前曾在朝廷内部广开言路，开展了禁烟政策的大讨论：面对鸦片流入，采取弛禁还是严禁？对于此主题，既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分组讨论，也可以安排学生表演情景剧。选择五名学生分别扮演皇帝（道光帝）、严禁派（黄爵滋、林则徐）、弛禁派（许乃济、崎善）。

主题二：中国要不要继续严厉禁毒？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禁毒运动，只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使一个受鸦片毒害二百多年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当时全世界唯一的“无毒国”。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毒品问题在中国沉渣泛起，本世纪以来更是呈现愈演愈烈之趋势。对此，中国政府广泛发动群众，以禁毒人民战争的形式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努力再创一个“无毒中国”。然而，有人却对此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基于中国目前严峻复杂的毒情，保持“无毒国”的美誉不现实，且没有必要，甚至主张效仿某些国家实行毒品“合法化”。对此，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分组讨论：中国要不要继续严厉禁毒？不妨称之为新时期的“弛禁与严禁之争”。

3.2.2 比较教学

纵观中国毒品史，笔者发现有一些内容很适合比较教学。比较教学一：比较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吸毒人数。新闻媒体对吸贩毒事件的广泛报道可能会让我们产生现在中国毒情非常严峻的印象，从而给学生造成毒品越禁越多的错觉。通过比较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吸毒人数（见表1），有助于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毒情的严重程度。

资料来源：据苏智良（著）《中国毒品史》、中国禁毒网等资料制成

表1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吸毒人数统计

注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1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2006-2014年间，世界范围内15～64岁人群一生中至少吸食过一次毒品的人口所占比例在4.6%～5.2%之间波动

20世纪70年代末，毒品犯罪活动在中国又死灰复燃，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对此，学生可能会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禁毒不力，但是通过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相信会让学生明白：当前中国毒品滥用形势虽然严峻，但无论是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纵向）相比，还是与世界各国（横向）相比，当前中国的毒品滥用都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基于中国周边严峻的毒情——西南方向是“金三角”，西部方向是“金新月”，

东北方向是某邻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在禁毒行动上一直是全力以赴的。

比较教学二：比较近代以来中国历次禁毒运动的异同点。毒品是全球性公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一直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与毒品作不懈的斗争。中国是深受毒品祸害的国家之一。以史为鉴，通过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毒品形势和禁毒政策，总结历次禁烟禁毒运动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从中受到启迪，对于深入推进新时期禁毒人民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教学中，通过比较，一方面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中国毒品史的整体发展脉络，另一方面让学生学会思考：从雍正皇帝1729年颁布禁烟令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禁毒运动，在跨越二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为什么其它的禁烟运动（道光、清末民初、国民党）最终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彻底禁绝了鸦片烟毒，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通过比较，学生会得出这样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之取得禁毒奇迹，就是因为充分发动、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打了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

【参考文献】

[1]周立民.毒品预防教育的监测与评价[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7，23（2）：101-104.

[2]苏智良.中国毒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刘志民.中国毒品问题的历史回顾及其对当代禁毒的启示[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6，25（5）：411-415.

[4]张志勇.清末禁烟运动研究（1906-1911）[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2：13-22.

[5]2016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EB/OL].[2017-07-03].http：//www.nncc626.com/2017-03/27/c_1295192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