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亚娟

(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引　言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步迈入了“新常态”的阶段。有别于曾经的“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时期的货币政策操作，“新常态”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更为审慎灵活，因此关于货币政策规则(Monetary Policy Rules)的研究成为近年来货币经济学领域最为活跃和最具突破的领域。中央银行为了稳定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使货币政策目标达到最优。我国的货币政策研究焦点集中于“数量型”和“价格型”之争，在实际操作中，中央银行也以数量型调控居多，以价格型调控较少。从2007年到2016年，中央银行曾38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调整利率只有22次，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价格工具的使用无论在幅度上还是在频率上都远远落后于数量型工具。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分为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和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完全承诺货币政策规则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中央银行承诺仅在初期进行一次优化，而以后各期严格按照此最优解来进行决策。完全承诺规则的最优货币规则是一种前瞻性规则。由于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在形式上非常复杂，特别是它还依赖于不可观测的变量，因此常用一些简单货币政策规则来逼近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其中最常见的简单规则表现为，政策规则仅仅依赖于当期可观测的变量。McCallum(1987)[1]和……